十七年前，非典病毒在中國大陸爆發，當時的中國政府也採取了封城等措施來控制疫情擴散，當時的美國政府及西方世界對於那次SARS ,除了靜觀其變之外，並没有落井下石。短短幾個月便將疫情控制住，據統計確診病例及死亡人數如下：
中國大陸，確診病例 5327 ，死亡 349
中國香港，確診病例 1755 ， 死亡 300
中國臺灣， 確診病例 655 ，死亡 180
加拿大 ， 確診病例 251 ， 死亡 41
新加坡 ， 確診病例 238 ， 死亡 33
越南， 確診病例 63 ， 死亡 5
世界其他各地， 確診病例 133， 死亡11。
全球總共確診病例 8422，死亡908。

這次新冠肺炎最先在中國武漢爆發，美國認為自己撿到了槍，有機可乘，率先撤僑，大肆炒作，污蔑中國隱瞞疫情，藉此醜化中國，希望中國手忙腳亂招架不住，挑戰中國的治理能力，在台獨港獨之後再來一場湖北獨立武漢獨立，硬把一場病毒流感打造成政治病毒民粹流感。由於美國從上（蓬佩奧）到下（華爾街）對中國處理新冠肺炎不停地抹黑，新冠肺炎才能在美國和西方世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熱議。

其實，新冠肺炎死亡率只有0.5％-3.14%，平均的說是 1％-2％，即使放任不管，也不過是一場比較嚴重的冬季流感，等到氣溫回暖自然消失，不致亡國滅種；美國以往對付流感就是這種態度，2019 流感至今，己經有三千多萬人中鏢，一萬八千多人死亡，川普總統不是照樣老神在在？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治理方式，對於控制病毒，中國要封城，美國要輕描淡寫，各有一套，只要其國民擁䕶就行。
 
沒想到新冠肺炎在中國政府和人民沈著應戰下，中國國內疫情現在基本上已得到控制，不幸的是疫情卻在世界各地到處蔓延，更蔓延到美國，蔓延的勢態如此嚴重，美國政府不能再以流感來敷衍了事了，舞不能再照跳了，馬也不能照跑了，連全民喜愛的 NBA都要停賽了。WHO宣佈全球進入緊急狀況，當初敲鑼打鼓想搞一場政治病毒民粹流感的歐美反華政客們，也嚐到了政治病毒民粹流感的滋味，明白了中國人常説的“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是啥意思。
 
由於疫情在義大利，南韓和伊朗等許多國家大爆發，可見病毒攻擊的對象是不分種族的；由湯姆漢克（著名影星）和唐那文米丘（著名籃球員）以及加拿大特鲁多的夫人被病毒感染，可見病毒攻擊對象是“有攻無類”的；由過去兩週的金融市場看，美國道瓊指數大跌近三成，世界其他國家的股市也是一片慘綠，哀鴻遍野，可見世界上的大災難，沒有一個國家是可以獨善其身的。川普總統喜歡把「美國優先」掛在嘴上，雖然無可厚非，但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乎？
 
國際衛生組織從來不以疫情爆發地為病毒命名，是為了避免爆發地區人民有被歧視的感覺，為這次新冠病毒命名是 COVID-19。而蓬佩奧先生偏偏就要稱呼 COVID-19 為武漢病毒，一個身兼美國外交頭頭的人物，居然毫無外交官的風度和修養，難怪會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駡“卑劣”！自取其辱，怪不得誰。稱呼 COVID-19 為武漢病毒的 還有我們的臺灣同胞，親兄弟被人駡了一句「 XX娘」，居然還有雅量去幫那個罵人的腔，也跟著駡自己兄弟「XX娘」，豈不怪哉⋯？
 
據日本和印度醫學界人士透露，這次新冠肺炎可能發源於美國的流感，蘇聯醫學專家更是指控歷歴，現在連美國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都承認有「肺炎」被誤診為「流感」的可能性；蓬佩奧先生自己不是醫學專家而偏偏要語不驚人死不休，妄稱 COVID-19 為武漢病毒，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已要求美國給一個解釋。美國處理㚈交的上上駟再次被中國外交部的一個下下駟將了軍，「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句話，再一次顯示了它的神奇。
 

                                                                             
新冠病毒的來源議論紛紛,新冠病毒暴發以後，起初說是武漢海鮮市場內的野味商店，由蝙蝠身上傳出，全國申討愛吃野味的人，要求政府立法禁止販賣野生動物，武漢海鮮市場也因此關閉消毒。

美國西方隨即炮製的「中國蝙蝠病原論」在世界大行其道。此說達到了四個目的：
1、成功醜化了中國人，製造全球的排華運動。
2、大肆宣傳中國政府掩飾疫情，打壓吹哨英雄，枉顧國民健康，治理能力值得懷疑。
3、給國內慕洋犬反華公知勢力撐起了腰桿。
4、成功掩蓋了真正的疫情發源地美國。
這些都導致了病疫災難的額外社會動盪，造成我國疫情越演越烈。

後來有人懷疑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病毒，可能是武漢地區的國家P4病毒高級研究所，科學家不慎病毒外洩。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表示，病毒恐怕是從中國的武漢P4病毒實驗室流出。國內也傳出P4病毒實驗室主任王延軼，是資歷淺、能力差的80後美女，靠老公的背景上位，引起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等人不服氣，導致實驗室內人事内鬥不斷，内部管理混亂，很容易出事。

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10月18日在武漢舉行，美國派出172人的強大代表隊，更有人懷疑新冠病毒是美國人工合成的病毒，交由美國軍人代表隊來武漢施放新冠病毒，對中國發動生物戰。美國軍人代表隊的營區剛好在海鮮市場附近，時間地點極為巧合。

作為世界上研究SARS和MERS病毒的權威，RalphBaric實驗室早在2003年SARS疫情結束後研製出了一套用於合成SARS病毒的克隆平台，並於2013年MERS爆發時率先用此方法合成了MERS病毒的克隆，而這一技術也是隨後各大病毒改造項目所依賴的核心平台。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可以根據病毒的基因序列人工構建出新型的病毒。

歐洲科學家在實驗室重組出新冠病毒並啟動，歐洲科學家利用反向遺傳學技術在實驗室重組出新冠病毒。

各國科學家包括中國，美國，印度，日本，歐洲紛紛指控新冠病毒基因遭到人工重組，非自然演化而成，意即這是發生在中國的人工生化武器。

《信傳媒》持續報導新冠病毒非自然形成，引證是舟山蝙蝠病毒可以合成。印度學者發表新冠病毒被植入愛滋病毒一部分基因，到最近美國生物基因分析專家里昂斯維勒（James Lyons-Weiler）說，新冠病毒基因被植入奇怪的元素，有人造技術的痕跡，不可能存在於任何地方的野生動物體內，他確定這個特別的病毒來自於實驗室。

2月14日，美国疾控中心 CDC 表示，他们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芝加哥和纽约市的公共卫生实验室开始对患有流感疾病的个人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這証明了美國對於這個冬天死亡嚴重的流感從未驚覺，毫無防衛措施。

日本共同通信社2月17日，報導一位日本的醫學家筒井富美尖銳的指出，美國自從2019年冬季起流感猖獗，有3000萬人感染，25萬人住院，16000人死亡，但是美國的疾病中心CDC 一律視為普通流感病毒，從未做過新冠病毒檢測，所以很有可能新冠病毒早已在美國流行，只是無人知曉，毫無防衛措施，因而感染全世界。

中國科學院提出最新的研究發現新冠病毒有不同世代，在中國武漢僅僅發現許多H1世代，在廣東發現一例H3世代，在世界各國日本韓國伊朗義大利發現的世代H3和中國無關，日本發現H52、H53 病源來自夏威夷，美国不但發現H35，而且發現完整的五個世代。新冠病毒的源頭指向美國，禍害世界，已經愈來愈明確。

由以上各種報導和推測，可以做出以下的結論：

新冠病毒的源頭不是蝙蝠，不是野味，不是武漢，中國是受害國。中國科學院院士鍾南山作出同樣結論。

中國武漢首先發現新型的新冠病毒，疫情嚴重，全國首先發動抗疫機制，轟動世界，美國率領世界輿論進行污蔑中國的排華運動，非但毫無援助，更落井下石，圍堵中國。

日本首先揭發，美國從2019年冬季起流感猖獗，有3000萬人感染，25萬人住院，16000人死亡，醫療輕忽，從未做過新冠病毒檢測，極可能新冠病毒的發源地，早已在美國流行，只是毫無防衛措施，因而感染全世界。現在漸成定論。

美國曾經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發源地，但是污蔑西班牙，因而取名西班牙流感害死全球5000萬到一億人。
美國曾經是2009年 H1N1 豬流感的發源地，但是污蔑墨西哥，豬流感害死全球30萬人。
這次美國最可能是新冠病毒的發源地，卻污蔑中國，落井下石。
美國是最善於禍害世界卻污蔑他國，推卸責任，沒有防疫能力的國家。

至於說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美國對華生物戰，值得懷疑但無証據，中國必須加強生物戰病毒細菌的研究，防範未來極有可能的生物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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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第一階段的談判結束了，雙方都有損失，全世界都受到衝擊。暫時休兵，是全世界之福。兩國應趁這個機會，反思如何避免兩國間未來更多的衝突，乃至避免未來世界上類似的衝突反覆不止。中國突然爆發新冠狀病毒，擴延到全國和幾乎全世界。這提示給人們：全世界的合作而非抗爭，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該負有義務攜手向合作的方向努力。

今天這個地球，這個世界，已經不能再分你我或敵我，而是必須合作，共存共享。古代的生存之道是 “你死我活”；現在世界一體化，地球上生物也必須共生共存，新的生存之道應該是 “合作”，共同解決全人類的共同問題。

        1.   貿易競爭：早在16世紀就產生了重商主義，以發展和保護本國工商業，對外出口以多多賺錢為主要追求。今天國際貿易雖然開放，但是強勢和弱勢問題仍然存在。凡是後進國家不得不採取若干保護本國新興脆弱產業的政策。美國在十九世紀也不例外。而發達國家對那些 “不開放” 則大力批評。總的說，今天世界性的生產鏈、供應鏈已經造成各國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貿易共生體。美國擁有高端技術和生產力，將低端生產和組裝交給別國去做，其外包和海外機構、企業，將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直接間接納入了美國經濟勢力範圍，從中獲得巨大利益。例如名為中國製造的產品，很多是美國企業的產品，美國的品牌，美國人真賺錢。中國的GDP中，相當大一部份分屬於美國人所有。外資在中國的投資和所賺的外匯，中國投入美國的債券，重回美國人的手中，由美國人用於以錢賺錢。但是，美國仍想賺得更多。在美國國內，並不是人人都公平平等地賺到錢，反而是貧富不均極端化。於是所謂“左” 的思潮和“右”的民粹主義同時風起雲湧。這類現象，在許多發達國家中不少見。

隨著世界各國的普遍發展，類似今天中美的衝突和不平必將在不同的國家間反覆不斷發生。發展是人人的追求，後來者必然都會逐漸趕上先進的水平，甚至有若干超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他們的發展和跟進。先進者則感受到其優勢受到威脅。各種緊張和對抗暗潮洶湧，形成各種對立和衝突。繼中國之後，印度和其他金磚國家正在迅速崛起，各區域也在團結崛起。美國今天擔心中國挑戰，將來還會擔心其他國家的挑戰。中國今天遭受排擠，將來將和今天的美國一樣，擔心別的後起之秀國家的挑戰。世界的動盪不安將無從停止。

遙望未來，中美兩國應該合作，並聯合世界上其他國家，共同分析這些問題的癥結所在，關於貿易得失的定義和計算方法，關於如何協助後進國家順利發展而不發生衝突，國際間應該集合專家學者，加以研討，訂出原則、規則、計算方法、和國際仲裁的機制，不用 “貿易戰” 的方式來解決糾紛。應該擴大世界貿易組織的職權、機能、和執法力度，使世界合理地走向多元化和多元合作：規範在生產鏈與供應鏈上越來越密切的合作，並處理在生產和貿易中種種問題，和各國勞工就業誰贏誰虧的問題。特別應商討建立新的國際仲裁制度：界定什麼是貿易損益？什麼是公平貿易？避免將來各國間可能不斷產生的貿易衝突。

          2.   科技競爭：特朗普特別提出科技戰，以國家安全為藉口，振振有詞；許多早一步掌握先進科技的發達國家紛紛響應。平心而論，所有國家，不論已發達或發展中，都積極想發展科技。美國政府也有種種推動、扶持高科研的措施。科技進步是人類必然的走向，不可阻止；創新發明隨處滋生，既不可能阻止，也不可能包辦。任何先進技術，不久就被人學會。最保密的軍事科技都是如此。事實上，今天科技研發和科技企業都是全球佈局的，生產鏈供應鏈分佈各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只要是友好國家，科技交流，便不構成安全問題。因此，美國與中國關係友好，就不必擔心安全問題；中國不處處擺出競爭姿態，宣揚超越，而是與美國和所有國家建立友好合作關係，分享中國的科技，各國間就不會有科技戰。美、中都應與後進的國家共同研發和共同享有先進科技，避免未來的科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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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不可以有兩個或幾個貿易陣營、科技陣營，然後軍事陣營，再度冷戰，演變為熱戰。那不是任何國家之福。美國教育比較開放，容納世界各地的學生來讀書和工作，是美國強大的基因。中國學生來美讀書，是發展兩國友誼最佳的途徑。即使有極少數學生或科學家為中國取得科技秘密，絕大多數沒有參加那種工作。即使那些所謂偷取技術的人，基本上仍是親美的，只不過希望中國迅速趕上現代科技。他們並不仇美，而是中美友好的基石。美國不宜因噎廢食。中國則不宜高調宣傳與美國競爭，避免產生對抗心理。同時也應該對外科技開放，去贏得各國的放心、友誼與合作。

實際上，美國和中國都不必有安全顧慮。美國不但國力強大，並且友邦遍布全球，其必勝之勢十分明顯，沒有人真的想撼動美國。中國地大人多，民性堅韌，也是不可征服的國家。沒有人敢想侵略中國；美國也不想。中美合作，兩國更是絕對安全。美國並不擔心德、日科技大國的競爭，是最現實的例子。

印度、其他金磚國家、區域集團都是大國或大區域經濟體，已經擁有相當好的教育和科技基礎。迅猛的科技發展只在早晚。因此，美、中應該與各國攜手，建立類似WTO的機構，研訂國際科技正常發展與交流的規範與機制，制訂國際法對非法竊取的審查和懲罰制度。

           3.  以上是消極地避免國際衝突，更積極地是：中、美有義務協助世界上仍然沒有進入小康的大多數國家進行合理、有序的經濟發展。全人類合作的意義在此。

現在世界上70多億人口中，真正達到所謂小康的，不到三分之一。幾百年來至今，可以說主要就是這三分之一人口的發展，競爭，和衝突。在 “沒有朋友，只有利益” 思維的指導下，不斷互相爭奪，傷害，殺掠，戰爭。其間出現了不少輝煌王國、帝國、英雄、戰勝者，富庶階層，但同時產生無數災難，悲慘人生，幾十億人的傷亡、痛苦、流離失所，史不絕書。如果這個發展模式不變，未來那三分之二的國家和人民繼續發展，會產生怎樣的災難後果？如果先進國家不能容忍後來者的發展，認為是挑戰，勢將不斷重現所謂修西的底斯陷阱Thucydides trap？人類的未來命運將非常可怕了。

今天的全球化經濟，創造了很大的經濟進步。但是其中有一個基本缺陷，就是： “賺錢全球化，賺錢我獨享”。 “賺錢有理” 是公認的真理。優勝者和有力者盡力賺錢，完全自由，合法合理。但是，無論個人、企業、國家，他們賺到的錢都財產私有，完全屬於他們獨享，不與他人分享。因此產生個人、企業、國家的巨富，造成國內和國際上的貧富極端不均。幾乎所有快速賺錢的國家，國內的貧富不均都越來越厲害。1%的上層竟能擁有全國50% 的財富。而國際上互相指責他國賺得太多。因此許多發達國家產生民粹主義，內有“左” 的思潮，對外則有國家主義。國際上富國為了賺錢理直氣壯地干預貧國，貧國產生反抗心理，卻無力反抗，則滋生極端組織，被富國視為威脅，稱為恐怖主義。世界因此不安。今後國際上必須有一種大同的福利思維，仿照許多福利國家已經有的公平的福利制度，協助各國在國內和國際上建立類似的大同福利制度。各國不論貧富，基本福利一致。

   舉移民為例：不少貧窮國家的人，想盡辦法，甚至不惜生命冒險，向富國移民。富國通常有生育率降低的問題，需要移民，但是移民的數量、質量卻引起種種衝突。因發展不均而產生移民，是阻止不了的。最好也是最應該的辦法，是富國協助那些移民國發展其經濟，使他們的國民在本國可以獲得就業和維持生計的機會，不必拋家離子，或全家老小，冒險移民。發達國家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發展生產，提升消費能力，對自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為此，需要建立各種國際機制，以國際合作協助貧國提升教育，提升科技，發展經濟，消除貧困，擴大互利的貿易和科技交流，理順未來的移民問題。

中美必須合作，積極行動，聯合其他國家，通過國際組織，有規有序地幫助那三分之二國家和人民的合理發展。中美都必須重新思考唯我獨富、獨賺，獨大的想法，轉而思考如何全人類共同發展，同享這個地球世界。將來大家都是友人友邦而不是敵國敵人。都是合作者，不是競爭者。只有這樣，將來世界上才有和平與安全。

         4.   全球普遍發展，必然產生新的問題，是全球的共同問題。至今世界上三分之一小康人口的生活、娛樂所需的生產和消費，已經造成全世界環境的嚴重污染、全球生態急劇惡化，生物物種大量滅絕，食物鏈發生危機；各種資源大量耗竭，還產生嚴重的氣候變化，使冰層融化，海平面上升，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帶即將淹沒，迫使人口大規模遷徙。氣候變化也將迫使全世界農業工業的地理重新佈局。如果今天的發展模式不變，生活習慣不變，那三分之二人口的迅猛發展，極有可能使這個地球消耗到人類難以繼續生存下去。人類擠壓生物，生物大量滅絕，連微菌都在變異求生，反過來對人類的健康和生命形成巨大威脅；眼前就有人類還不知道怎樣應付的新冠狀病毒。更且，人類的科技發展有可能產生自我毀滅的失控，至於無法挽救的程度。這些都不是一兩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單獨解決的。也沒有國家願意率先承擔拯救地球的費用。必須全人類合作，去保護地球環境，生態平衡；保護地球資源：從象獅虎豹到各種動植物種類，不被滅絕；避免科技的發展失控，免於人類自我毀滅；預防互聯網、人工智能、自動化、知識貴族、 “技術專政” 等等可能衍生出來的種種負面災難。

全人類的命運是共同的，不可分割。任何國家不可再想要唯我獨尊、獨富、獨大，或自我形成壁壘。中、美都必須拋棄無意義的競爭、懷疑、爭鬥，並與所有其他國家合作，完善國際組織，國際機制，多元合作，拯救地球，也為自己的國家民族謀幸福。

結論：過去人類歷史的主軸基本就是悲慘的衝突史。今後人類是不是聰明些，互信與合作多於競爭與戰爭？但願美、中合作，改變過去的競爭心理、你死我活心態、以爭勝為光榮的歷史悲劇，轉而協助全球共同發展，共享幸福。

美國是國際領袖，應當負主要的責任。中國責任較小。但是中國在中美對抗中吃虧大，並且國內有很多重大事項有待努力，更迫切需要主動設法結束與美國的鏖戰。少輸算贏，退一步海闊天空。中國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6，與美國鏖戰越久越不利，有必要及早停止與美國的爭執，致力於國內的建設。對外應以國際團隊合作的精神，虛心交友，包括美國，為世界做出些有益全人類的事情來，便自然成為一個國際領袖。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冲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
 

 
驚蟄，為干支曆卯月的起始；卯，仲春之月，卦在震位，萬物出乎震，乃生髮之象。時至驚蟄，陽氣上升、氣溫回暖、春雷乍動、雨水增多，萬物生機盎然。據說從這天開始，從冬季開始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就開始結束了。
 
1月23號武漢封城算起，到3月5號驚蟄，整整43天響應號召，為國宅家，從12月30日收到李文亮“謠言”算起，整整66天。出門15次，3次是補充食品，都是從社區電商處訂購，送到社區門口，自提，網上結算，全程無接觸。3次是去醫院給因父親癌症住院的友人送東西。2次是23號前必要的友人小聚，其餘6次是憋壞了，出太陽時到大院牆外的小河邊跑步鍛煉。
 
首先談談口罩，1月時覺得問題不大，經歷過非典，以為湖北政府會像非典時期的北京、廣東控制的很好，非典時期在廣州，靠減少接觸人群和勤洗手，也沒有戴口罩，順利度過。武漢封城後去藥店買口罩還能買到，也不貴，1元一隻一次性醫用口罩，三天后第二次去就買不到，藥店說不知道賣什麼價。再後來網上也買不到了，價格從3元起跳直到6元一隻，可謂一罩難求，幸好朋友圈裡3元團購了50只，要不真沒法出門了。政府只要求出門戴口罩，可沒口罩的怎麼出門買口罩呢？社區又沒有供應？
 
大院防疫管理，湖南一級回應後，長沙比較平穩，嚴查武漢湖北來人及接觸人群，大院沒有封閉管理，社區內時常有物業巡邏車喊話注意事項，發現有疑似的就封閉單元門，發現確診的就封樓，發現三例確診的就封閉社區。我們大院就一家人有接觸史，只自我隔離在家14天，比較安全。到了2月武漢換帥後吧，要求徹底摸查疑似人群，發現社區有進出檢查體溫的了，沒有一周就撤除，由於本大院沒有疑似與確診整體管理比較寬鬆。周邊3公里範圍也沒有確診，也就能附近溜達散步。
 
再說居家期間的食品採購，由於一級回應後，除大型超市還營業外，其他所有門市都關閉了。有家原來做餐飲業食材配送的企業轉型做社區配送，這樣就能在家買菜，雖然比平時稍微貴點，也還方便和新鮮。每次購買夠半個月吃的菜。直到2月底大院才有攤販賣菜。像沃爾瑪這樣的大型商超不敢去，主要是密閉空間，人多，擔心傳染。
 
外出鍛煉時，都是出社區，然後走主道往河邊，整個2月出門幾乎沒人，即使遇見人，也都相隔3米以上，小河邊除了幾個垂釣迷，幾公里的河邊小路就遇不見人，可以脫下口罩自由呼吸，從柳枝落，到桃花落紅，六次河邊散步，來回6公里距離，遇到的沒超過100人。
 
家人，疫情期間，同住大院的兄弟一家也沒有來往，每天微信叮囑安全與為疫情的看法。同住的母親，開始是滿不在乎，說平時感冒都沒有，好說歹說，才不出門，在家看電視，10天后，電視與朋友圈文章看多了，天氣好的時候讓她出門散步也不出去了，說是“啥時鐘南山說疫情解除，可以出門才出門”。可見党媒與意見領袖影響力強大。
 
醫院，由於外地友人父親來長沙市治療腫瘤，為其掛號和送物品，去了三次醫院。到門診時首先需要在門外測體溫，詢問接觸史，看身份證，簽分診單，才能入院，醫護人員裝備也是不足的，只有口罩，消毒酒精，手套是吃小龍蝦的一次性食品手套，一周後去送物品時才見有防護面具與醫用手套。去醫院沒坐的士，乘坐地鐵。城市公路上的車輛寥寥無幾，地鐵也是空蕩蕩，人與人也是隔的遠遠的。沒有平時的喧鬧，沒有人交頭接耳，冷清的城市。
 
宅家期間，上網，刷朋友圈看疫情，與友聊天談疫情，看書，每天生活比較規律。上網4小時，看書4小時，追劇4小時，鍛煉2小時。保證最少8小時睡眠。
 
友人，一長沙友人，本單元有確診的，全家閉關14天，問其感覺，說是沒感覺，想來開始也是有些怕的。還有一友人在四川大涼山做生意，居住的小鎮橋對面就是雲南巧家縣的小鎮，開車過橋去買東西，就回不來了，除非是本地人，然後他就在雲南小鎮的小旅館住了14天，第十天時只剩2包泡面2個土豆，他說看見泡面就想吐，沒辦法找鎮政府工作人員，才有了盒飯吃，每天送來。14天后檢查沒發熱，與四川方面通報後才回到租住處。我們玩笑他幸好沒流浪在橋上。
 
對疫情的看法：網上對中西醫之爭很大，誰也沒見拿出具體資料來，很難說服人。疫情在武漢及湖北爆發時，看著每天死亡數增長，與友人聊天說武漢的做法不對，確診才收，核酸不夠怎麼確診，封城後大量人員聚集醫院，醫院不隔離不收治，這些人員在社區，城市交通，社區上大量流動，成為最大的感染源，這是疫情在武漢爆發的主要原因。還有初期只收重症，這也是治癒率低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應該按戰場救護的原則，先分類，輕、中、重、疑似、接觸史，該隔離的先隔離。對重症維持治療降低死亡率，大量醫護資源集中到輕中症，提高治癒率，這些病人不需要很好的設備，只要藥物資源，不要等小病成大病再去搶救。展覽館，體育館都可以。這也印證了武漢換帥後的做法，是正確的，大大的提高了出院率。
 
對於在幾十人感染時就已經發現的新冠疫情演變成全球事件暫且不談，也不好談。天災演變成人禍是肯定的，啥時人真正成為人，而不是人力資源，不是GDP，那麼就會避免下一次疫情大傳播，也不會再有如此長的春節假期，宅家也是為國做貢獻的尷尬劇。
   
還有就是正常社會要讓人說實話，要容得下出於個人認知的判斷和傳言，要容得下“狼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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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當衹有一個聲音”

            看到國内爲防治武漢新冠肺炎疫災所做的努力：全國上萬的醫務精英向武漢集結，不分晝夜，幾乎不顧自己安危地照顧病人；十天的超人速度建造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和迅速改造十數所方艙病房；企業，個人以及慈善機構迅速捐獻巨額現金和實物；16個省對口湖北的16個受災城市，爲它們提供援助…。這一切都表現出中國共產黨特有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以及中華民族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巨大潛力。因此，我們在海外的華人，如果沒有能力提供實質支援，應當不說風涼話，幸災樂禍，惡意攻擊行政當局處理疫情的方法，甚至上綱上綫，從意識形態的高度，談到或鼓動推翻政府。

            不幸的是，歷年來反中的網站，視頻，這次撿到了槍，或者説，撿到到了自六四以來威力最大的槍，對大陸的政體和習近平個人進行了肆意攻擊。這使得我在此想說幾句公道話時都感到猶疑不決。不過，我覺得實事求是，有些應當說的話還是要說的。因爲，無可否認，這次疫災的爆發相當沉重地打擊了中國的國際聲望，包括習近平的個人聲望。這雖然與疫災本身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它的焦點卻不在災情本身，而是在去年12月中新型肺炎病毒發生起，到1月23號武漢封城之間所發生的事。

            美國的幾個大報，我相信世界各國的報紙也是一樣，都把不幸去世的李文亮醫生作爲這次疫災的標杆人物。這位正值34歲壯年的眼科醫生，一位熱愛生活并且擁有一個溫馨小家庭，從各方面的信息看來，也是一位負責任，有奉獻心的醫生。他於12月30號發微信警告他的醫生同學，說他在他治療的一名病人身上發現一個類似SARS 的病毒。接下來，令人驚詫的是，他和另外7位醫生於1月3日受到警察的警告：不得傳播謠言，并且要他們在一份類似悔過書的訓誡書上簽字。

            歷來，常言道，謠言止於智者，而不是止於警察。表面看來，這很可笑：醫生發現病毒，警察卻警告他們不要造謠！難道警察比醫生更懂得什麽是病毒？豈不荒謬！以至於《紐約時報》的一位專欄作家說，中國擁有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卻擁有十九世紀的政治制度。不過，我們注意到，從李文亮就病毒發出警告，到他被迫簽字，中間過了好幾天，所以警察同志可能請示過有關單位，是否真的有病毒發生。如果警察請示了疫情檢測的負責單位，而負責單位跟他們說，這是謠言，那麽，這個疫情監測單位就有隱瞞疫情之嫌。據報，自從SARS（非典）之後，中國建立了直接通報的制度，所以全國的疫情監測單位也很快接到了報告。毫無疑問，或者是地方一級，或者是中央一級，有些負責人員失職，沒有警覺其嚴重性，還說什麽沒有人傳人的情況發生等等。後果是，把處理疫情的時間耽誤了關鍵性的兩到三周。

            其實，李文亮并不是媒體所説的第一位“吹哨人”。根據新聞報導，一位名叫張繼先的醫生已經於12月26號就上報給武漢疾控中心，而武漢疾控中心也已經上報中央，并且國家專家組已經於12月31號來到了武漢，并且在1月1日就把華南海產市場給關了。果如此，那麽爲什麽李文亮等8人還要在其後的1月3號被迫簽造謠悔過書呢？

           顯然，機構與機構之間缺乏交流。如果各位近年曾經到中國旅游的話，你就會發現，有關各地氣溫，晴雨，交通，住宿酒店，班機等等的資訊，可以說是手到拿來，衹要打開手機一查便知。其他關係到民生的，如大風雪，地震等的預報等信息，也都可以及時取得。也就是説，在許多方面，中國的確在利用二十一世紀的科學來爲人民服務。所以，爲什麽病毒的出現不能像世界其他絕大多數國家那樣，當作影響民生的基本資訊，一旦發生立馬上電視，進入傳媒？這種事需要隱瞞嗎?爲什麽在流行性病毒這樣重要的問題上，中國仍然是處於“十九世紀”？這才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

           西方媒體給的答案是，因爲中國沒有言論自由。這是上綱上綫，把問題提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這也導致西方媒體大力傳播李文亮的名言：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會衹有一個聲音。這句話説的當然很有道理，因爲近年來中國對言論的管制越來越嚴。可是，疫情的資訊，就像天氣預報一樣，完全可以及時提供給整個社會，而不牽涉到言論自由的大問題。尤其是，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經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疫情的消息在1月初就通知了美國的疫情檢測中心。也就是説，它不是什麽極機密的信息。既然可以向外國的對口單位提供，那就應當能夠更早向本國老百姓提供。顯然，中國的疫情中心有權向國際機構和外國對口機構提供疫情的信息，可是卻沒有權力向本國老百姓提供同樣的信息。這是一個非常扭曲的現象。這的確是制度問題。擴大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時采取行動，應當是常識，而不是什麽關於政體與制度的大問題。中國共產黨必須檢討的問題是：有了SARS的教訓之後，傳染病的信息及行動爲什麽這麽慢？

            我們還記得，當汶川地震發生後，救災部隊第一時間就向受災地點集結，溫家寶也於第一時間從北京趕去，完全沒有像武漢疫災那樣耽擱。一般估計，武漢疫情的防控行動至少耽擱了兩個星期。對疫情的擴散而言，兩個星期可能導致好幾倍人的死亡和好幾十倍人的感染，對經濟的打擊也增加了許多倍。汶川地震和武漢疫災都是黑天鵝事件，而北京當局在應付不同的黑天鵝事件在速度上有很大的差距。儘管一旦采取行動之後，中國舉全國之力，動員人員和物資以及協調配合的能力，絕對是舉世無雙，其後，及時的資訊也絕不是十九世紀。關鍵就在於：發生了兩周的耽擱。

              由於那耽擱的兩周，無論在國内或者國外，焦點都聚集到習近平的身上，特別是他在這段時間“神隱”了6天。有人猜測他失勢了；有人猜測他生病了。毫無疑問，許多人把耽擱的責任放在他身上。也可以說，反習勢力撿到槍了。到底他是否應當爲此疫災負責，或者負多大的責任，我們局外人很難判斷。不過，許多媒體都渲染黨校刊物《求是》在2月16號刊登的長文，即習在2月3號黨中央常委會上的發言，其中他談到疫災時非常特別地用了好幾個“我”字，說他其實在1月7日就對疫情的處理作出了指示，等等。許多人指出，那是他在替自己辯解。他覺得需要辯解，就是認識到壓力和抱怨的存在。其實，他不應當負責，也不該由他作出指示。這件事應當由衛生，保健和疾控等機構協調負責。這樣的權力不應當放在他身上。反過來說，他應當主動拒絕接受這樣的權力，就像警察不應該有指控專業人員發表專業知識爲造謠的權力。

               縱觀整個事件，或許我們可以提出幾點觀察：第一，在處理這次疫災方面，不論誰應負責，的確耽誤了關鍵時刻，以至於災情擴大；儘管事後的行動可圈可點；第二，關於流行病毒的發生，就像天氣預報等關係民生的信息，應當第一時間讓全民知道，而不是秘而不宣，更不應該通知了外國卻沒有通知本國的老百姓；第三，在國家能夠總動員，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同時，也必須能夠讓一個健康的社會中有不同的聲音存在。要知道，小平同志在1978年推動改革開放的大事業的時候，他的口號就是開放，就是放權。衹有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中國才能有新的突破。這應當是這次疫災給我們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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