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9日中国航天在海南文昌基地用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将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
 
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至此中国航天实现了本世纪初的预定目标，下步就是在本世纪中叶前实现载人登月。
 
中国的航天事业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6年二月开始的，当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向中央提出《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1956年四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中国的航空和火箭事业。聂荣臻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任副主任，航空工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航天事业创业的开始。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任院长。这就是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老五院”，也是中国航天创立的日子。
 
成立伊始,聂荣臻元帅（时任副总理）对向中央报告“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1956年10月17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准了这个方针。这就是老五院的建院方针。六十多年来，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战胜的重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发展之初，中国政府寻求前苏联援助，苏方只同意接收50名火箭专业的留学生和提供两发教学用的P-1模型导弹（即苏联仿制的德国V-2导弹）。1957年根据“十月十五日协定”苏联相继运来几种导弹样品和相关图纸、工装、设备和几批技术专家，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然而在学习、研究和仿制的过程中，1960年8月12日在老五院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中苏关系破裂。
 
在这种情况下，聂帅指示老五院：一定要争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也要搞出来。
 
断奶的过程是痛苦的，然而也是成长的过程，是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代航天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从仿制中学习，从学习中独立研制，走出了中国航天自己的路。从仿制P-2开始，打造出赫赫有名的东风系列战术、战略导弹，”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成为火箭军响亮的口号。
 
在发展导弹的同时，为人造卫星发射而研制的运载火箭也开始了研制，运载火箭与战略导弹大同小异，研制工作比较顺利，于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从此中国航天事业开始军民结合的道路。
 
1984年4月8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了东方红二号试验卫星，4月16日成功定点于东经125°赤道上空，是中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星上配置2个C波段转发器，可在每天24小时内进行全天候通信，包括电话、电视和广播等各项通信试验，开始了使用我国自己的通信卫星进行卫星通信的历史。
 
转眼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这就是后来的“军队要忍耐”。
 
由于中国航天与中国军队的特殊渊源，这段日子也是航天最晦暗的日子，大量基地、工厂关停并转，培养多年的科技人才、优秀技工离开航天。保留的科研院所、基地和工厂也无军品任务，各种型号下马或者搁置，大面积发不出工资，有病无法治疗，内部矛盾激化，发生不少悲剧。当时有句流行语：“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航天为纾解困难，更为留住人才，同时军队也要养人，同时也是为裁军需要。于是，1986年沙特亲王来到我国商谈购买弹道导弹事宜时，沙特的金钱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天降甘霖，雪中送炭，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最后，经过一年左右的谈判，沙特以35亿美元的天价购买了我国36枚去掉核弹头的东风3号弹道导弹。要知道当初的35亿美元可是全部的外汇储备，所以，在当时算是解决了我国缺钱的燃眉之急。
 
这期间也是中美蜜月时期，航空工业与美国有过“和平典范”项目（又称“和平珍珠”计划，国内称82工程）。世界向中国打开一条门缝，看到了差距，然而刚刚开始的市场经济，眼花缭乱的外部世界，让一些人认为能买来一个现代化，认为为西方世界打工能换来一个现代化，”和平典范“计划中就放弃了大飞机的研制。
 
而航天工业方面为保有科研与生产骨干，开始面向国际市场要饭吃，因为中国长征火箭的可靠性、先进性与价格低廉，获得了国外订单。
 
1988年6 月28日，澳大利亚卫星公司与休斯国际通信公司签订了，价值高达3亿8000万美元的合同（当年北京人年薪才2000元人民币）。卫星是美国为澳大利亚制造的，是美国最高科技的产物。美国政府对此次发射顾虑重重，他们非常害怕中国借机偷学卫星技术！1988年12月7日，中美两国签署了有关卫星发射服务的三份备忘录，其中《关于卫星技术安全的协议备忘录》就是限制中国科技人员的行为。在这些规定下，中方人员没有任何单独机会接触美方制造的卫星。
 
1990年4月7日21点30分，发射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为亚太区域通讯服务而研制的区域性通讯卫星，亚洲一号”卫星。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这是我国第一次国际商业发射，结果非常圆满。
 
1992年3月22日，我国按照合同，发射了澳星B1卫星。在按照程序发射期间，两台助推火箭发动机没有成功点火，导致发射失败。根据合同，我国必须将卫星送入轨道才算成功，那么我们必须再次发射。1992年8月14日，澳星B1再次发射并取得成功。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1992年12月21日19点20分，“长征二号E”搭载澳星B2升空后，澳星B2却发生了爆炸。
 
1996年2月15日，新型长征三号乙大推力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国际通信卫星708。由于一个电子元器件的失效，使得惯性基准倾斜，火箭按错误的姿态信号进行姿态矫正，导致火箭在飞行22秒以后，触地爆炸，星箭俱毁，发射失败，造成8死57伤，是中国航天史上一次重大事故。
 
此次事件使中国航天对外发射服务彻底陷入低谷，直接导致中国航天部门彻底进行质量整顿。其实这一切与当时人才流失的大环境有关，因此出台了《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强化科研生产管理的若干意见》（简称“72条”）以及《关于强化型号质量管理的若干要求》（简称“28条”），它们和此前总结出来的“双五条归零标准”等一起，成为了航天领域质量工作的指导和规范，与之配套是待遇的提升，并迎来了此后运载火箭发射15年的连续成功。
 
中国航天真正的转机发生在1991年，当年一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进行了战争，称海湾战争。完全现代化的立体战、信息战，打醒的军队高层机械化、大步兵军团、火炮致胜的思维。
 
”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成为中国军队的新时期建军指导性思想。信息化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卫星通讯，GPS定位，数据链的收效传输，这都离不开航天。在军队要忍耐的前提下，一些搁置下马的项目开始恢复，航天开始重新规划，由此中国航天开始涅槃重生，一发不可收。
 
人说十年磨一剑，航天人是三十年砺箭。
 
嫦娥五号，北斗系统全面建成，天问一号，高分十四号卫星，长征五号B火箭，长征八号火箭，长征十一号火箭，神舟系列飞船，直至天宫空间站顺利运营，标志中国航天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顶尖的航天强国之一，而且是完全独立自主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中国制造！
中国航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人自信自强的象征！与中华民族复兴同步发展！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台灣過去一年半以來的抗疫表現，相當不錯。民間，因為民眾素養水平夠，抗疫措施自動自發做得挺好的。但最近這次已超過一個半月的防疫〈三級警戒〉，因為民眾的〈自肅〉，等同自動〈封城〉。從五月中旬開始，因為疫情感染和病故的人，相對過去的數字，的確令人恐慌，人心浮動。然而，若和國外比較，包括日本和歐美，台灣疫情從統計數據來看，還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最近，因為打A-Z疫苗的關係，85歲以上的死亡人數有些嚇人。然而，若從防疫指揮中心發佈的數字來看，這個數字，仍然可以接受。只是感染者的死亡率超過4%，世界的平均數在約2%，顯示出台灣染疫的統計人數太低了。因為以台灣的醫療體系來說，死亡率應該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個人認為死亡率高的原因，和防疫指揮中心不願積極篩檢感染者有關。因而感染者沒有被檢測出來，成為了無症狀的帶原者，也就成為了感染源。這些帶原者，除非發病，也許就自己好了，成為有免疫力的人。

偏偏台北市長柯文哲和新北市長侯友宜等，因為萬華茶室的群體感染，逼得他們拼命找可疑地點篩檢，也不是普篩，是老百姓自願來篩、或是辦公場所，發現感染者，強迫全體員工普篩，所以雙北市的統計數字，為全台灣縣市之冠。究其原因，是其他縣市不主動設篩檢站，也不想主動篩檢老百姓。反正想把感染者的黑數蓋住，賭賭運氣，表示自己管轄的區域防疫工作做得很好。這是關心台灣疫情發展的人，理應了解和知道的事！

民進黨政府，面對五月開始的疫情急遽升高這件事，束手無策，因為買的疫苗進入台灣的，少到令人懷疑沒有買！於是向日本和美國要疫苗支援，日本給了124萬劑，美國給250萬劑，連同自己買的已抵達台灣的100萬劑，總計接近500萬劑。台灣全部疫苗覆蓋率，與台灣2300萬人口來算的話，也只有10%左右。世界衛生專家普遍認為有效的覆蓋率，應該是75 %，台灣還差2500萬劑、如果至少覆蓋人口一半來計算，台灣還差1800萬劑。

台灣的救世主終於出現了，鴻海集團郭台銘，公開表示要捐500萬劑疫苗、佛光山佛教團體，也表示要捐50萬劑。但民進黨當局就是提出各種條件阻止郭台銘等民間團體 ，自購國際疫苗的行動。最近可能擋不住了，蔡英文就找台積電陪同郭台銘，一起到總統府見面。蔡英文好像同意的樣子！緊接著，慈濟佛教團體也要捐500萬劑疫苗。這樣加起來一共有1500萬劑疫苗，好像可以勉強過關！至於台灣政府採購的，好像沒聽說過何時會抵達台灣。防疫指揮中心，對於政府購買的疫苗，都是打啞謎。以上是台灣疫苗取得的大概發展情況。

當然，台灣國際疫苗取得困難，民進黨都說是大陸阻止的，現在民間要自救，自己要想辦法買。否則台灣因為沒有疫苗而死亡的人，眼看就要迅速飆昇。蔡英文搞了老半天，除了大陸阻止的理由以外，原來民進黨及其利益追隨者，在等台灣的高端生技公司等製成疫苗上市、此外還有聯亞公司。這兩家還沒生產還沒做第三期有效性實驗的疫苗，就要公開給台灣民眾使用。而且現在民進黨政府已各自下單買500萬劑，這就是〈政治疫苗〉。當然，民進黨只有阻止郭台銘等人的疫苗進來，民進黨人的圖謀才會得逞。台灣人的命，真的無法掌握在自己手裡嗎？萬一，這支台灣自產的疫苗，打死更多的人，怎麼辦？最近一個月，打A-Z疫苗的死亡人數已經累積到170人左右。台灣的防疫工作，怎麼會搞到這樣糟糕的地步？總而言之，就是民進黨一直在唬爛台灣老百姓。所謂超前部署，碰到飆升的疫情，連收容感染者的地方、救命器材和藥品等嚴重欠缺。買不到疫苗，推給大陸阻撓，民間要自購，也設條件阻止。原來是要用才完成二期安全實驗的疫苗，給台灣人用。這就是台灣一年半來，防疫工作從所謂資優生落入放牛班的原因。

此外，我們認為民進黨老是拿中共來作為事情辦不通的理由的這件事。北京政府理應要有正確又可行的理由來回應。不要每次打高空，不是指責民進黨胡說八道，查非事實、就是〈以疫謀獨〉的語言，彼此打高空放煙火。我們以為把話挑明說，例如，台灣當局如果想以所謂官方名義來與國際來往，理應以奧運及世貿組織的模式.亦即採用〈中華台北〉的名稱，這樣不就行了嗎？兩岸政治問題已經理不清，剪還亂，大陸只要公開表明底線在哪裡，不就彼此好辦事？千萬別把台灣民眾當刀俎。台灣人也明白，道理在哪裡！我們期待兩岸彼此在防疫期間，能夠把話說清楚講明白，不要為難台灣一般民眾的需求，這才是兩岸相處之道。

作者：謝正一，台灣工黨名譽主席，中华两岸事务交流协会会长，台灣佛光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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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的事情。 对某些人来说，这说不定是个很敏感很想避开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关系国家大计，中国未来的事儿。不管是好是坏，总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个很复杂的话题。 原因是这是个见仁见智，又因地，因派别而异，各有所好，各取长短，爱憎分明的话题。 一般来说，在国外的华人，大概是因为受西方媒体和价值观的影响的关系，用所谓“民主”，“自由”， “人权” 的角度和价值观来衡量的话，自然而然对他的所作所为就有许多意见和批评了。 而国内的人呢？ 其实据很多资料显示，除了完全反对派系的人之外，一般的民众对习近平的观点还是比较正面的。

其理由大概有以下几条吧？ 第一是“反腐”的成效。因为历代政府虽然高喊“反腐”，可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习的反腐，虽然没有达到制度性的改革，却已到了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感觉得到的层次了（比方说“限制三公消费”等）。而对于难上加难的军队的反腐习也很有作为，排除万难，不仅做好了军队的反腐，更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士气。 第二是疫情的控制以及全国脱贫的成功，经济和生活的提高，带给了全国人民一个新的希望（如果你有机会看看他访问那些穷乡僻壤的乡村时，他的那种为穷苦老百姓所道出的真诚的语言和出自内心的感人话语时，你会感觉得到那些历代领导从来没有表现过的，也无法说出来的真正为民的纯朴之心）。 第三也是大家引以为傲的高科技发展和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发和成功，而且这些几乎都是这9到10年的发展，也就是习就位以后的发展项目。

 这些一件一件的业绩都比较深得人心，也给了人民一个精神上的支柱。 而对我这样一个居住于海外的华人来说，因为多多少少也受到西方媒体和舆论的影响，“反习”就相当正常了。而我为什么从“反习”，逐渐演变成“挺习”，个中原因就不止上述的那些表象而已了。

众所周知，在近代史上，中国受到了太多不可言喻的列强的欺侮和侵略，而其中之最当属日本的侵略和蹂躏。而中日关系虽然不是惊涛骇浪，可也是此起彼伏，险象丛生。而对这段日本的侵华历史，中国历代领导当然都是义正言辞的反驳日本政府歪曲这段历史的行为，可总是因为一些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对日本的态度就有些态度模糊，更甚者，有时还用对这段历史的批评与否来做一些跟日本政府交涉的政治筹码。 我们举两个例子吧？ 第一个就是“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在中国的教科书上一直到1978年为止都没有受到重视，而到了1982年日本爆出了教科书淡化其侵华历史的时候，南京才开始筹划并促成了南京纪念馆的建成。 而在当时和我们一起到南京开会的荷兰人记者（Ian Buruma）所描述的南京纪念馆是这样的：一个一见就觉得有点可怜，而且财务上没有受到多少资助的南京纪念馆。里面的照明设备有一半是不亮的，展示品也都是从复制品再复制的东西，那些混凝土的墙壁上都有发霉的味道…….” 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政府和政客们就更变本加厉的鼓吹“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后来成为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中，重复地说道南京大屠杀从来没有发生过，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其后很多日本的大臣们，像中曾根的手下藤尾正行，到竹下内阁的奥野诚亮，一直到最近安倍的文相极右派的樱井佳子， 这一系列的人都持这种观点。 而中国历代政府的对日本历史的“忽隐忽现”的强硬或柔软的态度，更容易给了日本错误的信息，而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一直到习近平就任以后第二年2014年2月27日第二十二届人大常委一致通过以立法形式通过将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国家公祭日，使得对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公祭，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2014年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首个国家公祭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公祭日上讲到：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就这样，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纪念终于成为国家公祭，而奠定了历史的定位，对日本的历史篡改者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吧？ 我觉得这应该是习近平的功劳 我还记得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兴奋和感动，一个值得我们中国人高兴的消息，也是我们在纽约一直努力不懈的奋斗有了它的价值。

而另外一件也是很重要，也是很棘手的中日间的历史问题，那就是“钓鱼岛”的问题。 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可经过美国从中操纵和精心的布局，把一个本来根本不属于日本的钓鱼岛给委托给日本管辖，而美国本身根本就没有这样做的权利，也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 而中国的历代领导，从邓小平的“搁置”，到后来的模糊政策，甚至多方阻扰了对日本政府抗议的爱国保钓人士的渔船的出海。因为这样就让日本海警船横行，甚至逮捕了我们的渔船和人员。 我们这些海外的保钓人士也都只能忍辱负重，掩面而泪下罢了。 这样的政策，不仅是中国大陆，本来应该主张是台湾领土的台湾当权者也都缩头缩尾，不敢做强硬的主张，更不用谈派遣武警或军舰去伸张主权的行为了。 可就在习上台那年，2012年，中国政府派遣了海监船开始定期在钓鱼岛及其附属领域开始了编队巡航！ 从以上我的异类观点，我认为这十年来，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从所有客观的角度和实际的结果来看， 中国确实是朝着真正的强国为民的泱泱大国而迈进，希望中国会更好，更强，更为民。 为习近平干杯，为中国干杯！

姜國鎮: 台北建國中學肄業，1978年畢業 於日本國立九州大學醫學院 。加州大學醫學院麻醉專科畢業。现在在纽约行醫。精通日文，從事多項日本侵華研究，現任（紐約）“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難同胞聯合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