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迅速擴大到全世界，病毒不斷變異，全球疫情居高不下。其對世界各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到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既深且遠。在因應疫情的過程中，各國暴露出深藏的制度性缺點。怎樣使制度更完善，因應未來的各種挑戰與危機，值得深思。

      美國在面臨新冠病毒的衝擊中，政府和人民都因應遲緩，至今無從追究責任。2019年12月下旬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發現新冠病毒，2020年1月23日開始在武漢和湖北省採取嚴厲的封城封市措施，迅速推廣到全國性的封鎖。1月30日衛生組織向全世界通告新冠病毒是“國際應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這些美國全都知道，但是卻毫未在意。衛生機構和醫學界沒有注意，白宮沒有注意，政府各機構都沒有注意。參眾兩院都沒有注意；輿論界沒有注意；活躍的民間非政府組織也沒有注意。看到新聞的人卻隔岸觀火，覺得與己無關，沒有呼籲採取防範措施。疫情擴大後，對防疫工作也爭執不休，政府中的黨爭因新冠而更趨極端；民眾以各種各樣理由拒絕打防疫針，拒絕戴口罩，拒絕暫停群聚活動。宗教信仰與公民責任衝突，陷入不解的死結。美國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疫情國，病例和死亡人數世界第一。沒有一個客觀、公正、受到全國國民信任的機構發聲，調查事實，調解各種不同的意見，提出客觀、公正而權威的意見。

      中國（大陸）以中央集權的權威，因應疫情是以一刀切的封關辦法，不計代價地強力堵截病毒的傳播。短時期非常有效，但是忽視人民所受痛苦和付出的代價。中國的醫療制度是：城市居民去醫院看病要分等級，不是人人得到應有的治療。農民和外地來的打工人在城市都沒有醫療權利。新聞報導，武漢因為病人多，病床不足，有的居民病人被醫院拒收，死在家中，不列入統計。農民工和其他打工人情況更不得而知。

      武漢疫情初期有500萬人出城。其中出國的6萬，帶病的人很多，病毒迅速傳到許多國家，以至很多國家指責中國。500萬人中，約100萬是學生，400萬是打工的，大多數是農民工。他們都是集體生活和上課、工作、打工，容易感染。但他們無法求醫，他們之中的傳染情況無人知曉。他們乘擁擠的交通工具輾轉回家，到底有多少人感染，沒有信息報導。鄉下的封村很嚴厲；很可能是有實際傳染的情況。中小城市醫療條件不足，鄉村更差。那些病人怎樣治療或沒有治療，至今沒有人追究實情。疫情過後，也沒有人呼籲對疫情中遭受的失業、倒閉、或各種損失而給予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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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三權分立，監督政府的責任屬於立法權的議會，但對議會自身和對社會都沒有監察和提出糾正的機制。議會內的兩黨往往陷於劇烈的不顧事實，不顧國家和國民利益的死鬥，不能處理問題。

      中國不如民主國家的吵吵鬧鬧，能夠令行禁止地辦事。但卻有忽略人民的損失與痛苦的問題。更因为缺乏自我監督、自我糾正的機制，任何問題無法及早提出來公開討論和改善，直到非常嚴重才重施一刀切手段嚴整，卻衍生新的问题。歷史上，集權國家的確是效率高，能夠在短期內突出地建設國家，擴張國力。最近的如納粹德國（右傾的國家社會主義），如共產蘇聯（左傾的社會主義），都能控制民意，歡呼稱霸。但只是短期的輝煌，最後鑄成大錯。

      孫中山先生熟悉中、美的歷史和制度，明智地認識到兩者的缺點。他欣賞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但也知道中國傳統帝制中有御史約束帝權和官僚權力的優點。雖然強勢的皇帝和無道的君王不把御史當一回事，但在「正常」情況下，君臣們不得不顧忌御史們的諫言和參劾。歷史上所有各文明的偉大帝國都消失於塵埃。唯有中華文明雖經大起大落，基本屹立不墜，源遠流長。固然客觀因素甚多，但是御史之有助於維繫皇權的運作不失理性，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山先生預測，中國的政治文化會有行政部門集權的趨勢。於是他融合中美制度，興起監察制度的想法。1921年提出建立監察權的主張；加上考試權，成為五權憲法學說。

      恰在同年，美國國會設立了獨立運作的政府職責監察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簡稱 GAO），負責基於事實的無黨派監督，是美國聯邦政府最高的審計和監督機構。署長（Comptroller General） 由總統提名，參議院同意而任命。可見美國議會也認識有必要提升獨立的監察權。但GAO監督行政機關，不監察議會自己。議會內黨爭激烈，多數黨濫用其多數，反對黨則凡事必反。議會與總統府對峙，難解難分。

     按照孫中山遺教，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監察院為五院之一，負責行使彈劾權、糾舉權、監察權（調查權）、監試權及審計權。但是其效果顯然不如理想。理由之一是：監察委員都是執政黨黨員，不能充分履行監察執政黨的職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很早也在國務院內設有監察機構，位置不高。經過多次機構改革和名稱改變，並幾次併入共產黨的紀委，成為黨的工具，失去監察黨政的功能。2018年又修改憲法，將監察權從國務院剝離，轉而在人大內設“國家監察委員會”，獨立行使監察權。但仍是有名無實，不久再被併入黨的紀委。

      綜觀中、美所顯現的弊端，設立一個獨立而位高權重的監察機關，應是迫切的需要。真正有力而公正的監察機構，須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1. 在美國，監察委員必須是民選產生，擁有現代意義的不可動搖的授權mandate，與總統、議會的地位平等。監察將與立法、行政、司法並立，成為“四權分立”制度。中國（大陸）沒有選舉制度，按照現行辦法，由黨政提名，全國人大（代表也是黨所派）通過而產生監察委員。中美都需要修改憲法（美國是增加修正案），將四權鼎立定為國家制度。中國的監察院應擁有憲法規定的監察權，取代政協。政協只是對共產黨提建議的機構，沒有實權。憲法中根本沒有政協這個機構。

      2. 鑒於美國的黨爭是其政治上許多死結的根本原因，中國的一黨專政也是許多錯誤的根本原因，因此，新的監察制度有必要規定：所有的監察委員，必須在宣誓就職之前，先宣誓脫離一切政黨，以獨立身份執行職務。在美國就是脫離民主黨、共和黨、或其他政黨。在中國則是脫離共產黨等。所有聯邦、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機構內的工作人員都必須宣誓脫離任何政黨，超然於政黨之上。

      3. 監察委員的候選人，必須符合一定的客觀的高標準資格條件，包括德行的標準：德行有缺的人不得參選。每一個社會都有其理想，這種理想即使往往被有權的公、私各方扭曲，仍然存在。監察機構應該代表一種道德高度，發揮正能量。不是有本事籌錢的或在黨內地位高的便可勝任。

      4.為保持監察委員的超然地位，監察委員的任期必須較長，以便不受幾年一次的政黨選舉或黨政換屆的影響。避免經常競選（如美國）和被當政的領導人提名（如中國）的弊端。任期長能建立威望，並超然於短期間的政治風雲之上。美國GAO署長任期是15年，可供參考。美國的大法官是終身制，所以威望特別高。監察機構主要是提出建言和彈劾，應該有言論自由和獨立調查權，不受其他三權的干涉。他們代表人民，也代表國家和民族的理想。他們沒有執行權，但有崇高的影響力。

      5. 中國古代的御史完全是針對皇帝和朝廷官員的；美國議會監察權的對象也是行政機關。老百姓沒有權，沒有做壞事的能力，不必監督。但現代的政治思想是：政權屬於人民，人民是主人，人民擁有最後的政治權力：有決定國家方向的選舉權。各種民間企業和民間組織以及互聯網，各為本身利益而影響政府和社會。因此現代的“人民”也可能犯大錯，禍及國家民族。希特勒就是人民選出來的，可為殷鑑。擁有主權的“人民”或“選民”需要一種“御史”給他們進諫。新的監察機構應該有對人民的監察功能。以免人民陷入自我傷害的行為而不自知。

      社會往往有根深蒂固的一些老毛病，有待某種監察機制來提醒注意和糾正。還有一些新潮流，形成不良風氣，亟待注意。例如：社會上擁有權、錢的勢力擁有過大的影響力，為私利而操縱民意，影響政府。社交媒體氾濫，傳播假新聞和操縱炒作民意，鼓動社會分裂。青少年普遍有手機上癮問題，戕害他們的身心健康。垃圾食品泛濫，傷害國民的健康與生命，每年因此生病或死亡的人數驚人。在新冠疫情中，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是有宿疾的人，而主要的宿疾往往是飲食造成。但從來沒有人追究責任問題。有些科學調查或民意調查，往往後面各有利益集團支持，各說各話，公眾也各憑主觀而選邊站。在新冠疫情中，關於打或不打預防針，意見紛紜。疾病防控中心CDC被視為偏向民主黨。其他例子不勝枚舉。

      在中國，由於大批農民工的家庭遭受分裂，學生、青少年身心發展受害的情況，特別嚴重；社會普遍有貶低和蔑視農民的習氣；菸酒之害是全球第一，致病率也是全球第一；996 工作製造出“中國速度”，卻逼使幾億人損失正常生活，身心健康受損；過份的拜金主義形成貪污腐化的政風和社會上的低俗文化；社交媒體內容貧乏，公民文化的素質偏低；社會經濟各方面極度不公平，等等，都顯示需要有不受政治影響的、公正的、關心公民的監察機制，做出獨立調查和提出糾正意見。

      未來的監察機關，怎樣對主權者的“人民”監察和約束，是須要鄭重研究的新議題。完整的監察權必須兼顧監察政府、政黨和人民。

       結論。中美都需要建立公正而有權威的監察機構。兩國的制度不同，監察委員的產生方式不同，監察的對象和職能也必然不同。但都必須能發揮獨立的超然的監察職能。古今中外從來沒有完全完美的制度。中、美是當今兩種不同制度的代表，也都不完美，需要在各自制度中增加一個監察機構來監察和平衡現在的權力結構。鑑於兩國都自詡偉大，自以為是，任何基本改革都很困難。但是人類總是在不斷進步，改革的空間總是存在。也許監察院的制度不完全是夢想吧！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最早注意釣魚台群島問題的老保釣成員之一。
 

   
      我們需要瞭解孟晚舟事件的深層意義，或者說底層意義。什麽是它的底層意義呢？那就是：你川普要耍流氓，那麽習近平就跟你耍流氓。加拿大要做流氓的小跟班，或者走狗，那麽中國就必須打狗給主人看。你抓我一個人，我就抓你兩個特工，還加上一個毒販子。你要引渡嗎？那我就判毒販子死刑，看你引渡不引渡，引渡的話，我就殺一個給你看。你如果判孟晚舟十年，那麽另外兩位這一輩子就不要想再回加拿大了。

      爲什麽說這是底層意義呢？因爲國際關係表面看很高尚，可是它有非常低級，非常醜惡的一面。碰到醜惡的一面，對付它的手段一定也要跟它一樣低級。例如，堂堂一位美國的國務卿，在安全理事會上，居然拿了一小管白色的粉末，就控告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這是在全世界人面前，在一個能夠決定一國命運的場合，公然捏造事實，扯了漫天大謊呀！你説這低級不低級。結果，安理會拒絕美國的要求，可是美國仍然找了它的小跟班英國和北約的一些國家，把人家的一個國家給毀了！這就是强權政治。對付這種醜惡的行爲，沒有別的辦法，必須是是以實力對實力。

      加拿大敢不敢跟中國硬來？當然不敢。可是，帶有娘炮氣質的特魯多又不敢得罪美國，所以他就拖，一拖就是三年。他是等哪個流氓川普下臺，希望拜登替他解套。拜登呢？老了。做事非常不乾脆，所以又拖了8個月。據《紐約時報》說，跟中國談判談了一年，條件是要孟晚舟認罪，并且要付巨額罰款。這豈不是自己幹了見不得人的事，不肯認錯，還要占對方的便宜？中國不喫這一套！所以，孟晚舟拒絕認罪。

      可是，加拿大能再拖下去嗎？美國能繼續拖下去嗎？9月9號，拜登第二次約談習近平，兩個人談了90分鐘，扣除翻譯，大概也就是實際對話時間不超過半小時。看來，談話内容相當空洞，習近平說，兩個大國要相向而行，不應該搞對抗；拜登說，競爭歸競爭，可是美國并不想跟中國打仗。據報導，兩人談到孟晚舟。顯然，習近平的意思是，謝峰已經提出了兩份清單，其中就提到要美國放人，王毅還提出了三道底綫，你美國想要跟中國談，那就看著辦吧。9月24日，美國放棄了引渡孟晚舟，加拿大立刻放人。所以，爲了跟中國取得某種程度的妥協，拜登終於被迫否定了川普的流氓行徑。爲了維護顔面，美國要孟晚舟簽個字，可是不需要認罪，也不必付罰款，案子到明年年底撤銷。
三年來懸挂在億萬中國人心中的事，終於化解了。人民日報說，感謝國家的不懈努力，這句話沒説錯，如果沒有用國家的力量，立刻加倍逮捕了加拿大白人，那麽，孟晚舟和華爲就衹有任人宰割了。川普耍流氓，扣留人質，絕對是痞子行爲。他是標準的土豪惡霸型人物，可是，他不瞭解，共產黨是靠農民革命起家的，最拿手的本領，就是跟土豪惡霸進行尖銳的鬥爭，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其實，這也是中國對付澳洲，對付歐盟某些議員和香港的親美叛徒們的手段：你們受美國教唆，或者向美國表忠，錯誤地以爲美國會替你們撐腰，侵害中國的利益，那我就打狗給主人看。多打幾個，看看以後還有多少人甘願做狗。
如果我們不用外交辭令，事實就是如此，非常低級。不要以爲穿上筆挺的西裝，出現在世界上最高尚的舞臺就不低級。其實，小惡會在陰暗的巷子裏發生，大惡時常發生在陽光底下，萬衆矚目的世界舞臺上發生。

      在溫哥華的華僑，集結在法院前面高舉標語牌，熱情地支持孟晚舟。深圳的機場内外，擠滿了一般百姓，同唱愛國歌曲，歡迎孟晚舟回家，場面令人感動。你會意識到，不管孟晚舟是否享受著遠超過一般人的舒適生活，或者她是否擁有幾本護照，大家把她當作自己人，在國外受到欺負了，最後能夠凱旋歸來，就值得大家慶賀，爲她高興。這種發自内心的感情告訴我們，川普，或者說美國，做錯了一件大事：它使得中國人更加團結，愛國。

      孟晚舟事件充滿了象徵意義：它告訴世界，對付美國，要用實力説話，而中國是有實力的。它告訴美國的盟邦，你們要討好美國，跟中國作對，到頭來喫虧的就是你們自己。它也告訴美國，你要來硬的，中國會奉陪到底，絕不退讓。所以，這是中美關係的一個轉點，中美會繼續鬥爭下去，可是要想拉幫結派來壓制中國，那注定會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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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讓大家失望了！

     去年選舉前，我捐錢給拜登。數目不多，可是因爲不斷收到要錢的信息，并且從拜登選舉委員會擴大到哈里斯，佩洛西，以至於州長，參議員等，所以陸陸續續又捐了多次，後來又捐錢給喬治亞州的兩位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總之，過去很少捐錢的我，爲了打敗川普，這次算是盡到了選民的義務。

     今年雖然沒有選舉，可是要錢的信息就沒有斷過。對這些，我一律不予理睬。原因是，對拜登大叔的表現，我失望了。許多當初對他寄予厚望的人跟我一樣，也失望了。據民意調查，他的支持率在每一個選民類別中都出現相當幅度的下滑：女性的支持率從57%降到48%；男性從45%降到42%；年輕人從60%到45%。就是在非洲裔和西班牙語系的選民中，他的支持率也減少了約10%。

     究其原因，毫無疑問，最主要的就是從阿富汗撤軍的狼狽情況：堂堂世界超强居然搞到撤軍時需要在敵人塔利班虎視眈眈的監督和協助下進行，并且被炸死和炸傷了一批人。爲什麽不先撤出非軍事人員再撤出軍隊？這是何等無能的表現，讓每個美國人都感到屈辱。可是，大叔拜登居然說，這是“出奇的成功！（Exceptional success!）”把黑説成白。拜登大叔，你是另一個川普？

     另一方面，拜登上臺依然延續川普的錯誤外交政策，也令人失望。川普的貿易戰，資料證明，是傷敵100，自損900的愚蠢行爲，可是爲了擔心共和黨說他軟弱，拜登遲遲不敢觸動它，而這是造成美國通脹的原因之一。

拜登“大叔”的由來    

     大家之所以稱拜登爲大叔（Uncle Joe）,主要當然是因爲他親民。他接近群衆（close to the people）,喜歡抱抱嬰兒，親親小女孩，摟抱老太太。從他極力推動的福利政策也可以看出，他的心是放對了地方的（His heart is in the right place）。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叔通常要討別人喜歡，因而缺乏威嚴：沒有人怕他。這跟川普恰恰相反。

      這并不是說川普有威嚴。川普也沒有，可是他下流，搞霸凌，對誰都敢駡（除了普京），威逼恐嚇是他的拿手好戲，尤其對他的下屬和共和黨黨内的政客，所以每個人都怕他。由於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選民特別吃他這一套，他的霸凌獲得一大群粉絲支持，這些人連他扯的瞞天大謊言也盲從附和。尤其令人吐血的是，他的大謊，即他贏了選舉，可是被拜登偷走了，居然也有一大批傻瓜相信，還拿了牌子示威，真是匪夷所思。

      去年大選完畢，記者問選民：“你爲什麽投票給拜登？”許多選民的答復是：“他不是川普！”這當然是説，拜登不下流，不霸凌，是位好好先生。也由於此，他缺乏威嚴，以至於號令難行。

      這位大叔，出身於低收入家庭，父親曾經是售貨員，當過校工，屬於低中產階級。這個背景使他成爲工會的堅定支持者。可是， 他又喜歡和稀泥，曾經支持共和黨提名的保守黑人法官湯馬斯爲最高法院法官，儘管在聽證會上該人被女下屬指控被他性侵。拜登又是愛爾蘭後裔，具有固執的個性，契而不捨，終於在第四次參選時以79歲高齡當選了總統。問題是，他的身體和腦子還管用嗎？

大便失禁？

      在聯合國大會開會之初，各國元首紛紛來紐約刷存在感，英國的約翰遜來了，并且到白宮向拜登報到。兩人在招待記者會上，大叔出了情況，安保人員立刻把記者們趕走，結束了招待會。有人説，會場冒出了一股“異味”，是大叔失禁了嗎？不敢確定，因爲那可是國家機密啊！但是，可以想象，大叔的身體可能有點問題。

      當然，關於他說錯話或突然失憶的事件也屢見不鮮，如稱副總統哈里斯爲總統，稱他的國防部長爲“哪個人”。

     身體有問題也沒關係，因爲民主理論家説，總統可以不做事，政府機器可以照常運轉，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川普就是最好的證明，他一天到晚推特，有時一天一百多條，看電視，駡人，周末打高爾夫球，四年不也過去了嗎？

      但是，拜登不一樣，他要做一位有所作爲的總統。他要控制疫情，要搞環保，要拉攏盟友對抗中俄，要抽富人的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的盈利稅，分攤給低收入人群，要減少貧富差距。大家都知道他的志向是做羅斯福第二，重新推動美國的福利社會。這就需要身體健康，精力充沛了。

      在雷厲風行地應付了疫情之後，他分兩條路來進行社會改造，一條是硬基建，包括公路，橋梁，機場等，預計預算1萬億元；另一條是軟基建，内容包括環保，免費幼兒園教育，免費社區大學，擴大社保等，預計預算3.5 萬億。

一盤大棋

      四十年前，雷根進主白宮，他的一句名言是“餓死政府！”也就是説，減稅，讓政府出現赤字，這樣可以逼迫政府少花錢。接下來的這些年，不論是共和黨或者是民主黨當政，在雷根主義的籠罩下，政府都不敢有大作爲。奧巴馬在位時，趁民主黨在兩院都穩占多數，乃通過了健保法案，向數千萬無法取得私營保險公司健保的人提供健保，算是哪段期間的重大成就。現在輪到拜登來扭轉雷根主義。

      拜登大叔面對的是：預算赤字觸及上限，必須提高上限以免經濟崩盤；通脹達到2008年以來的新高；疫情再度肆虐；兩套基建計劃受到民主黨内部兩名參議員的杯葛，同時又受到共和黨的抵制。此外，國債高達28.5萬億，政府赤字將超過8萬億。在這種四面楚歌的大環境下，他想扭轉美國的政治生態？看來他面對的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儘管如此，應該説，在内政方面，他的心放對了地方，所以，且讓我們爲他向衆神祈禱，祝福他渡過難關。

絕對不讓中國超越美國

      在外交方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接掌白宮之後，拜登大叔立馬在議會山莊的演説中嚴肅地向全世界宣告，在他任内，他絕對不容許中國超越美國。爲此，九個月以來，一方面他不放棄川普對中國的各種打壓措施，另一方面他拉攏盟邦，加强在南海和臺海的軍事活動，另立全球芯片生產鏈，和退出阿富汗和中東，一切行動都是爲了向中國施加極限壓力，逼迫中國低頭。

      在這裏，可能是由於時代錯覺，他對美國的國力和世界的走向做了一個判斷錯誤。事實證明，不論敵友，絕大多數國家都報著一個期望，就是期望他不要繼承川普“美國第一”的外交政策，都希望他回到川普之前的美國。拜登之所以令大家失望，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不敢跟川普在美國國内掀起的民粹主義對著幹。他一方面迎合這種國粹主義，繼續把中俄當作對手，仍然保留川普的各種制裁和關稅，另一方面又回到巴黎氣候協定和其他國際機構，證明美國重新加入了國際社會。

      不幸的是，這種半吊子的做法使他兩頭落空。在國内，共和黨和川普的支持者繼續批評他軟弱，而在國際上，歐洲盟邦都不肯跟著他反俄反中。德國拒絕放棄北溪2號天然氣項目，而德法意等許多歐洲國家仍然堅持要跟中國保持貿易關係。同時，習近平也沒有對他的極限打壓作出絲毫讓步。

大叔讓步了！

      在他極限施壓之下，中國給他來了個不理不睬。反倒是他，在國内的債務，通脹和疫情的夾攻之下，覺得必須跟中國談。他采取了主動，三番四次想要跟中國談。他想談，而習近平不想談，那麽，他就不得不讓步了。

      我們看到，美國最初并沒有表現誠意，僅僅不痛不癢地解禁微信和TikTok，以爲這樣中國就肯談了。中國當然不予理睬，拜登才開始做出實質性讓步，認真對待謝峰的兩份清單和王毅的三條紅綫：重申堅守一個中國的原則，無意打壓中國的發展，無意激化衝突，准許高通賣非最高端芯片給華爲，放棄對孟晚舟的引渡要求，聲明不是要與中國貿易脫鈎，準備選擇性地取消對中國加徵的關稅，等等。

      經歷了9個月的折騰，美中關係透露出一綫曙光，曙光顯然是來自拜登讓步。可是，他肯不肯作出更多的讓步？不肯的話，習近平是否肯談？這是基本問題。因爲習大可耐心等待事態進一步發展。明年，美國經濟滯脹很可能趨於嚴重，民主黨在期中選舉非常可能失利，導致拜登執政能力進一步減弱。總之，如大陸多個評論所說，時間在中國這一邊。越往後，拜登大叔的日子將越不好過。根本的理由是，他上臺之初做了一個錯誤的判斷。

張亞中教授，孫文學院總校長，今年參加國民黨黨主席競選確實是一件不尋常的政治事件，其對台灣政局甚至中國統一進程或成敗都有很大影響。在台灣七十二年來政治演變中，從蔣中正的極力維護一中原則，蔣經國的建設台灣，李登輝的賣中媚日，陳水扁的試圖台獨，馬英久的維持現狀，一路到蔡英文的去中暗獨，可以說台灣在經濟上由於和平無戰爭而發展的不錯，但在政治上可說走入暗晦渠道，不但喪失世界地位，而且祖根被挖腐蝕，以至年青後代產生身份落實感。去中無法建台，獨台失去祖魂，國魂甚至家魂。這種心理在張亞中以喚起靈魂為號召，回顧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建國精神，和闡述和平為一切的根本的競選過程中明顯可見。張亞中雖未當選，但是輿論不停，民氣蕩漾，值得大家關注。

中美論壇致力於兩岸和平，中國統一，美中和諧及合協近十年，對於海內外華人思想意見極為關心。張亞中競選事件，得黨票六萬多，黨外支持更為強大，在海外也是轟動人心，鑑於此，本論壇提出此海內外意調，一則求得數據上的驗証，一則使海內外華人更能有凝聚共識，為真愛台灣，真愛中國形成力量，以免華人總被帶上一盤散沙的帽子。
此意調方式很簡單，用合法的電子郵件參加（電子郵件必須能回覆中美論壇的查証郵件），每一調查題目都可選答。如果同意， 回答A, 如果不同意， 回答B, 不懂題意, 回答C, 再选数字(1 -5）表明真實身份：1. 黨員，2. 非黨員，3. 他黨黨員， 4. 無黨無派， 5. 非華人。任選恰當的選擇但不可矛盾（黨指國民黨， 回答中身份或意圖有矛盾者就會被剔出意調），如1 和 2， 不可同選。共有十七題，請任選多少题表示你的觀點，為了文字簡短，題中用成語表達詢問。 請思考下列問題，答完後寄回中美論壇郵箱。意調整理完成之後，答案會回郵给你。
 
十七題意調問題 

同意請答A，不同意請答B,  不懂題意, 回答C ，再表明真實身份 1， 黨員， 2， 非黨員，3. 他黨黨員， 4. 無黨無派， 5. 非華人。
舉例 :  張亞中演講很棒吗？
回答時加上題號 ,舉例：
1. A, 4，5 ；
2. B， 3 ；
10. C，5 

I. 張亞中令我 ‘刮目相看’？
Ii. 張亞中是個 ‘亡黨份子’？
Iii. 張亞中讓我 ‘望穿秋水’？
IV. 張亞中喚起了 ‘黨魂’？
V. 張亞中根本 ‘不接地氣’？
VI. 張亞中只是 ‘文人造反’？
VII. 張亞中讓民進黨 ‘嚇呆’？
VIII. 張亞中會讓國民黨 ‘團結’？
IX. 張亞中會使國民黨 ‘分裂’？
X. 張亞中是個 ‘好色之徒’？
XI. 張亞中表現了 ‘理念正義’ ？
XII. 張亞中對台灣 ‘毫無影響’？
XIII. 張亞中可能 ‘改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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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亞洲週刊》連續發表文章，批評余英時院士，很多學術界的朋友都覺得好奇：「你是研究社會心理學的教授，為什麼要寫文章批評我們的史學泰斗？」
 
激起我寫這一系列論文的遠因，始自於我對余院士學術路線的質疑；近因是他生前寫信給香港中文大學周保松教授的一封信，重申他的論點；香港從鴉片戰爭結束，淪為英國殖民地之後，殖民政府不給民主，但香港人「一開始就有了自由」！
 
沒有民主的自由，是什麼樣的「自由」呢？
   
我退休之後，刻意從歷史的觀點，出版一系列三本書，說明處在中西文明交會的夾縫中，華人學術界為什麼需要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其中第二本題為《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但其論述還包括二戰期間被日本佔領的汪政府淪陷區和偽滿政權。因為家父當過末代皇帝溥儀的御醫，我還特別寫了一篇〈末代皇帝的墨鏡和認同危機〉。在我看來，滿州國在日本關東軍的控制之下，連皇帝都沒有自由，余院士怎麼會認定香港淪為殖民地之後，便「開始有了自由」，真是不可思議！
 
「日本人的良心」
 
二戰之前，日本在東亞的殖民地除了台灣之外，還有韓國和琉球。二戰末期，琉球本來是獨立王國。明治政府以「琉球處分」為名，用武力強行併吞，設置沖繩縣，並推行皇民化政策，禁用琉球方言，要求琉球人改姓名，使其日本化。1945年三月底，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以「跳島戰術」反攻，爆發了歷時90天的「沖繩戰役」。琉球的文化遺產破壞殆盡，二十幾萬人喪失寶貴生命，其中十二萬人是琉球人。除了死於戰火的和戰敗自盡的三萬軍人之外，還有九萬多平民死於餓死、病死，甚至被戰敗的「自國軍隊」強迫自殺。
 
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沖繩札記》一書中記載：1945年美軍登陸渡嘉敷和座間味等小島時，日軍強迫島上數百名居民到軍營中集合，高呼「天皇陛下萬歲」，然後引爆手榴彈，集體自殺。座間味是美軍最早登陸之處。
 
琉球人親身體驗戰爭的極度殘酷，為了反抗美國「軍事支配」的沉重壓力，也為了追求和平，發揚人性，並否定一切形式的戰爭，沖繩政府在琉球南端當年美軍登陸處設置了一所「平和祈念公園」。二零一七年中秋假期，我到琉球旅遊時，刻意到該園參觀。
 
「平和祈念資料館」的第三展示室，企圖展現在美軍猛烈砲火及火焰噴射器攻擊下，當地居民感受到的「死的徬徨」。其中有一家人的塑像，畏縮地躲在山洞裡，母親用手掩住孩子的嘴巴，生怕他哭出聲來；旁邊站著一個日本兵，手持著刺刀的長槍，擺出威嚇的姿態。
 
大江說：「天皇陛下萬歲」，這個具有象徵性的話語，對受到侵略及被殖民的亞洲人來說，卻是帶來死亡的侵略軍的呼喊。他深入反省並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根源，因此被稱為「日本人的良心」。
 
「台灣之塔」
 
除了「平和祈念資料館」之外，公園內有一佔地六百坪的「韓國人慰靈塔」，公園東北角的「靈域區」，設有日本32府縣的「慰靈塔」，紀念來自日本各地的戰歿人員，每一座塔佔地約兩百坪。靈域區內絕大多數的紀念碑，都只寫地名，或簡略介紹「慰靈」的對象，例如「特攻之碑」，上面只寫著「第十九戰隊」。反映出琉球人反戰及追求和平的「至痛無言」。
 
其中最為獨特的是二零一六年六月，蔡英文上任剛滿一年才樹立的「台灣之塔」，佔地僅有二十三坪，署名「總統蔡英文」，還有一塊碑文：
為悼念二次大戰中獻身沙場的台灣戰士，我們建立「台灣之塔」，在此摩文人之丘，台灣戰士崇高志節，埋沒七十年無以彰顯，殊感哀傷。日台兩地有志之士募集善款加以援建，使世世代代、可資憑弔。當年日台戰士皆為同胞，生死與共，榮辱同擔。來自台灣英勇參戰二十多萬人中，三萬人戰歿，一萬五千人失蹤。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族群國家如何分隔，凡犧牲一己性命守護他人之義舉、不應被後世遺忘。為了回報戰時受到台灣各方恩澤、土地由沖繩翼友會提供，期盼成為親善交流橋樑，鞏固日台的恩義連結。
 
祈禱台灣戰歿犧牲者靈魂都能安息！也希望來訪朋友們，體認前人深刻情誼，持續予以發揚光大！
 
「內地法」與「外地法」

這塊碑文的內容徹底顛覆了我的認知。它不僅扭曲了歷史事實，而且無法說明當年台籍日本兵的艱難處境。二次大戰前，日本認為其殖民地的土地為日本國的一部分，但人民則有區別。日據時代，台灣人稱「本島人」，日本人叫「內地人」；日本國內的法律稱為「內地法」，台灣朝鮮殖民地實施的為「外地法」，日本內地為依「帝國憲法的規律施行一般統治的地域」，而外地則為日本帝國憲法不涵蓋的「一般統治的例外」（所謂異法地區）；其內容係殖民地長官（台灣總督）發佈代法律之命令（律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把日本本土之法律（一部分或全部）施行於台灣的法律。
 
日本人認為當兵是日本男兒的「本望」（願望），非日本人不可當「日本兵」。二次大戰之初，台灣人並沒有資格當「日本兵」，只能當「軍屬」或「軍伕」，到中國大陸華中、華南、華北各地，協助日軍作戰。「軍伕」擔任炊事、衛生、搬運「兵站物品」等後勤工作。「軍屬」則大多為中學校畢業生，懂當地語言，擔任通譯、宣撫或調查工作；兩者都不是武裝部隊內的編制，不准攜帶武器。在日軍「軍人、軍馬、軍犬、軍屬」的嚴格序列中，「軍伕」和「軍屬」只能算是附屬日軍的最低層勞務存在；統計1940年台灣人軍伕的工資為一百圓，而日本二等兵薪資為六百圓，毫無「平等」可言。
 
「皇軍」或「清國奴」
 
周婉窈主編的《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並相關資料》收錄了一篇〈台灣人派遣海南島之始末〉，作者胡先德於1942年考入日本海軍陸戰隊，擔任通弁，被派到海南島北黎戰區黃流附近的新街分遣隊。當時日軍無法控制海南島全局。在共產黨和國民黨游擊隊出沒的地區，一個村莊通常有3個村長，分別應付三方人馬。通弁的工作是協助日軍，蒐集軍事情報、翻譯、審問戰俘、核發「良民證」。作戰時除擔任嚮導外，諸如開闢道路，構築兵舍，三餐應用，徵用人工或徵收物件，都由通弁透過村長向居民徵購，「價錢比市價便宜甚多，象徵性而已」。因此戰後，有許多通弁被當地居民打死或重傷。
 
有次，北黎戰區內的四更村附近，有共軍出沒。一名日本軍官帶隊前往掃蕩。因為戰術判斷錯誤，20、30名共軍全部安全脫逃，無一受傷或被俘。該帶隊軍官惱羞成怒，命令士兵逐戶搜索，將村內男女老幼集中於村中空地，架起機關槍，擺出射殺姿勢。村民見狀驚惶哭叫，日軍所派村長抱住胡先德的大腿，哀求「救命」。胡先德向軍官求情：「村民無武力，無論皇軍或共軍來，只有服從，請嚴予命令今後多與皇軍合作。」該軍官嚴詞責問他：「你是皇軍或清國奴？」最後雖未殺害村民，胡先德已感受到日本軍官不信任台籍軍屬的潛在意識。
 
「皇軍」或「清國奴」是絕大多數台籍日本兵必然會遭遇到的認同問題。當年幾乎所有的台籍日本兵都可能因此而面臨強烈的心理煎熬。然而，這是不是「台灣之塔」所要傳遞的訊息？
 
「志願兵」與「特攻隊」
 
1942年，太平洋戰爭逆轉，日本才開始在台灣徵「志願兵」，到南洋和海南島作戰。周婉窈主編的《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還收錄一篇「櫻特攻隊」的訪問稿。一九四三年日本在南洋節節失利時，受訪者盧永發正在台灣北部礦區一所小學任教，配合動員協助軍醫辦理志願兵身體檢查工作。午息時，有位海軍軍官問他：「當老師的教學生忠君愛國、為國犧牲，你是不是跟今天受體檢的人一樣，也有志願從軍的勇氣？」身為獨子的盧永發只好簽上志願書，離開待養的母親，成為第三期志願兵，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入營受訓六個月。
 
入營第一天，部隊長就說：「現在起你們的社會地位、學歷、經歷，什麼都沒有了，你們的生命價值只有一角五分錢（明信片一張），『為國戰死』，一句話便結案。」
 
「日本兵」入營後，原服務單位要付本俸給其家族作生活費，但盧永發是「志願兵」，所以他原來服務的小學也不必付生活費給他母親。不僅如此，「志願兵」和「日本兵」在軍中的職務也不同。
 
「獻身沙場」的「崇高志節」？
 
盧永發結業後被分發到宜蘭「櫻特攻隊基地」擔任整備兵。當時台灣四周空海已完全由美軍控制。他們是預科練習生，十七、八歲的小男生，經過飛機駕駛訓練後，一心一意準備為天皇犧牲性命，希望達成「一機對一艦」使命。
神風特攻隊員的黃泉之路是由抽籤定順序的。出發前三天，他們被招待到宜蘭市區的海軍招待所「吾妻」料亭，「日本妓女、朝鮮Ｐ、台灣查某豔裝相待，吃喝玩樂隨你便。體會一下大男人該有的全部享受，讓你死而無憾。」
 
「出發前一晚要舉行活喪禮。這一群小男生身穿白色襦袢（和式內衣），跪坐在神桌台上，供著水果，白陶皿杯盛滿清酒，如同供神。由神社的神主（神和尚）誦讀祭詞，驅逐惡邪及開導黃泉路後，飲盡清酒而結束喪禮。」禮成後就往寢室享受人間的最後一夜。
 
這時整備兵須趕回停機場準備。大約清晨四時，零式戰鬥機升空後環繞兩圈便往海上消失了。約十分鐘後，水平線上升起的微紅火光，就成為晨報的頭條新聞戰果，實現了「預科練」少年的玉碎夢，這些少年就如櫻花般凋落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軍投降時，許多日本軍人從收音機聽到天皇「御音」的投降宣告，個個痛不欲生，抱怨失去獻軀機會而放聲大哭。盧永發他們這群整備兵卻「莫名其妙，是憂？是喜？一時失去了綁身的枷鎖，卻像也失去重心的感覺。不得不佩服日本忠君愛國教育的成功。」即便是「志願兵」，他們真的是因為懷有「崇高志節」而「獻身沙場」的台灣戰士嗎？
 
「守護他人之義舉？」
 
根據日本厚生省的記載，從1937到1945年間，台灣總督府總共招募了軍屬、軍伕12萬，軍人8萬，總共20萬；其中3萬多人陣亡。在台灣志願兵中，有一些人被派到南洋去當「盟軍戰俘營監視員」。他們所受的「基本軍訓」之一，就是學習如何打耳光。到了南洋之後，他們「穿著英挺的日軍制服，背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在俘虜營前站衛兵」，命令被日軍俘虜的盟軍士兵「挑砂石、挖地洞、採銅礦、建機場，在最飢餓的狀態下做苦役。」在必要時候，他們也會在日本軍官的指揮之下，凌虐戰俘。這種在武力挾迫下的行動，可以說是「犧牲一己性命，守護他人之義舉」嗎？「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族群國家如何分隔」，「台灣之塔」希望台灣人不要遺忘的究竟是什麼？
 
戰後的紀錄顯示：盟軍在日軍俘虜營中總共有35萬人，每100名俘虜中有27名死亡，是盟軍在德國和義大利戰俘營中死亡率的7倍。在戰後的審判中，有173個台籍「日本兵」被起訴，其中26人列為「甲級戰犯」，被判死刑。另外7個人因為「於北婆羅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殺及刺殺46名俘虜」，一審被判死刑，一個月後再審，改判10年徒刑。
 
「生死與共，榮辱同擔」？
 
在《大江大海》中，龍應台提到：2009年，她循線到彰化縣和美鎮訪問7人之一的柯景星，對這位已經90多歲的老人進行訪談。他描述當時狀況：「我們十幾個人把4、50個俘虜圍起來」，「隊長杉田鶴雄就命令我們殺人。不服從命令，我們就要被殺。」「之前有教我們刺槍術，教刺槍術的教練是在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隊長一聲令下，就統統用刺刀刺死。」
 
戰後審判時，這群台灣兵坐在椅子上，軍事法庭安排澳洲俘虜出庭指證，「一個耳光換5年」。柯景星當場被判死刑。他的感覺是「我真的要死了嗎？死了還沒人哭啊！」「第二天改判10年，很高興！」他被關7年半之後，因為英皇登基才被特赦，回到台灣。
 
胡先德的口述歷史也提到，被徵召到中國的台籍軍屬尚且被日軍視為戰爭工具，戰時當地居民投靠日軍，擔任維持會會長，或自衛隊長等，其下場比台籍軍屬更慘。北黎戰區有一重鎮，叫做黃流，設有自衛隊。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日軍將此消息祕而不宣。其後第一或第二天，胡先德看見很多戰友往海軍病院走，也隨著走到病院。發現該黃流自衛隊長被綁在鐵製病床上，正活生生被解剖，慘狀無法形容。他問戰友：「誰下的命令？」答說：「副官下的。」胡先德不忍心看下去，趕快離開。9月下旬國軍接收時，這位副官高崎上尉被國軍逮捕，送往廣州軍法審判。1949年國軍撤離廣州時，據說該副官從獄中逃脫，潛回日本，為報社寫文章。
 
戰爭結束後，日本軍民即於戰敗之年年底，全部平安回抵日本。他們將台籍軍屬棄於戰地，任其自生自滅，不管他們是否會被當地居民打死。胡先德因而感嘆「船過水無痕」，作為侵略者的工具，下場總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南進政策」的戰爭工具
 
日本人對原住民的研究起源甚早。昭和元年（192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移川子之藏來到台大前身的台北帝國大學，設置「土俗人種學講座」，從事「人種學」研究。兩年後，東京帝大出身的飯詔龍遠教授及力丸慈圓副教授也連袂來台，在台北帝大創設「心理學研究講座」。當時日本非常崇拜德國在科學研究方面的成就，「心理學研究室」向德國購買了一百三十多件實驗儀器，可是卻沒有用它們作過任何學術研究。
 
1930年，霧社事件爆發，日軍參謀和知鷹二鑑於原住民對日本軍警作戰英勇，以寡擊眾，因此建議：若能徵召原住民替日本作戰，應能對日本有所貢獻。為了配合當時日本政府的「南進政策」，當時台北帝大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調查台灣山地原住民的智力、形狀知覺、色彩偏好、民族習性行與懲罰制度等，準備到南洋作戰。
 
根據某些獨派作者的說法：「高砂族本來就具有日本古代的『武士精神』，加上受過日本教育，『日本國民』的意識非常強烈」。當年台灣總督府招募「志願從軍高砂青年」，公告一出，竟在山地部落掀起「不志願非男人」的從軍熱潮。「第一批應徵者高達五千人。他們拿著祖先傳承的番刀應徵。其中不少人提出『血書』，爭先恐後，志願從軍」。

日本古代的武士精神？
 
1942年3月，第一批「高砂族挺身報國隊」五百人赴菲律賓參戰，五月七日擊退巴丹半島美軍而聲名大噪，後來，日軍又陸續送了七批「高砂義勇軍」到南洋作戰。「他們盡忠盡職，茂密的叢林好像是自己的家園，視、聽覺及方向感像野獸一般敏銳，狩獵所養成的神槍手更比比皆是」。日本軍官普遍認為：「高砂隊員英勇、服從、為長官效命及犧牲奉獻的精神」，連日軍也難望塵莫及。然而，在那個時候，美軍已經在太平洋戰場展開反攻，日軍在台灣上空也已經失掉制空權，許多裝載台籍「志願兵」赴南洋作戰的艦隊，還沒開出港口就已經被美機炸沉，因此，犧牲也特別慘烈。高砂隊員總數約四千人，估計有超過三千以上的人戰死。其中取名「薰空挺身隊」的傘兵部隊，乘坐飛機以機腹迫降雷伊特島的機場，試圖奪回機場，結果是全軍覆沒，無人生還。
 
即使「高砂義勇軍」真的是有心協助「日軍把白人帝國主義者趕出亞洲」，日本政府對他們的回報又是什麼？
 
「日台的恩義連結」？
 
台灣原住民李光輝，是陸軍一等兵。二戰結束後，仍躲藏在印尼的摩洛泰島山區，獨自生活近30年。1974年被發現後才被送回他的故鄉，台灣台東。當時日本政府發給李光輝日幣6萬8千元。但是同一時期在關島山洞被救出的二位日本兵，橫井庄一領了1000萬日幣，小野田寬郎是少尉軍官，所以領2000萬。當年的「日台戰士」，真的「皆為同袍」，「生死與共，榮辱同擔」嗎？
 
明治大學宮崎繁樹教授因此發動組成「台灣人元日本兵士補償問題思考會」，並組成8人的律師團，邀請台灣人鄧盛等13人當原告，向日本政府及國會要求賠償包括貯金、未給付薪俸其他等等。1982年東京地方法院的審判長牧山市治，針對這一案件的判決是：「台灣人的告訴非常值得同情，但是沒有法律上的依據。」所以不是敗訴，而是「棄卻」（駁回）。當時告訴團團長鄧盛在法庭上大發雷霆說：「這種天理難容的判決，是不是日本已沒有正義、人道？日本人是沒血沒淚的嗎？」宮崎繁樹是有良心的日本知識份子。然而，這是「台灣之碑」所要鞏固的「日台的恩義連結」嗎？
 
1987年9月2日，日本國會終於通過「台灣住民元日本兵、軍人、軍屬、戰死者等之慰問金法律案」，決定戰死者慰問金每人日幣200萬元。日本政府之所以堅持：他們對類似案件只能發給「補償金」或「慰問金」，而不能給予「法律的賠償」，便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把殖民地的人民當作「日本國民」。「台灣之碑」所要「發揚光大」的「前人深刻情誼」到底指什麼？
 
殖民主對於殖民地人民的歧視是法律與制度的歧度。殖民地人民只要遵守殖民主的法律，他就有了「自由」。余院士說香港淪為殖民地後「一開始就有自由」，這難道不是「二等公民」的自由麼？
 
「殖民地的自由」
 
在〈史學、史家與時代〉一文中，余院士引用十九世紀歷史學者Seeley的名言：「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今天的歷史」，認為歷史是「國王的鏡子」，「歷史知識可以造就政治家」。他沒有研究過任何殖民地的歷史就斷言：被殖民會帶給人民「自由」，這是什麼樣的「歷史知識」？能夠造就什麼樣的政治家？
 
當原住民主委高金素梅為「台灣之塔」的碑文抗議時，綠營立委替蔡英文辯護說：碑文的內容並不是她寫的。蔡英文本人當然不會寫這塊碑文，但她參加「台灣之塔」的落成典禮，又在「台灣之塔」這四個字下署名，這樣的行動，想譜出什麼樣的歷史？
 
1949-1955年之間，余英時在香港新亞書院從事研究。殖民地政府一向把大學當作統治工具，譬如日據時期採取「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設立台北帝國大學，台灣人只准唸醫科和農科。殖民政府的統治工具當然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那是什麼樣的「自由」？
 
主編《台籍日本兵座談會紀錄》的周婉窈教授，和她的先生陳弱水院士都是余院士的高徒。我請教他們二位：能告訴我們這些問題的答案嗎？

• 本文轉載自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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