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在今年的双城論譠裡的務實態度爲他自己在未來兩岸談判搶到話語權。這一方面來自他對台灣政局的敏銳，另一方面來自他對中共黨史的知識。「兩岸交流比斷流好，合作比對抗好，一家親比一家仇好」的話語，看似平淡無奇，但是熟悉台灣政治氣候者，大概都能嗅出其中隱藏的張力。在網軍風派勢如飛鯊，當權者又帶頭獵巫扣帽的大氣氛之下，柯文哲不屈，這是膽識！不僅不屈，他短短話語中還夾帶著對當權主流勢力的挑釁 與批判，這是擺出了反對黨應有的架式。

柯文哲在雙城論壇的講話裡，還有一個語詞，不斷反覆，媒體大多輕易帶過，不當一回事。什麼詞呢？就兩個字：務實。開幕致詞時，柯文哲一再強調，他處理兩岸議題的態度，就是「務實」。會後，媒體提問，擔不擔心被抹紅？柯文哲的回答：我是要解決問題，不是增加問題，我會用一種「務實」的態度來處理當前的問題。論壇結束之前，他如此定調：台北和上海是兩岸最先進的城市，舉辦雙城論壇，是要「務實」 地解決人民重視的民生問題。

「務實」兩字，平平淡淡，何奇之有？柯文哲自承喜讀中共黨史，他當然知道，中國共產黨建黨的核心精神之一，就是：實事求是。 1937年，毛澤東寫《實踐論》，批判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彰顯實事求是的辯證方法。1943年，中共中央黨校大禮堂落成，毛澤東應邀題字，禮堂牆面於是出現「實事求是」四個鐫刻的大字。迄今，中共中央機關刊物仍以《求是》為名。1979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路線， 他高舉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旗幟。一直到今天，習近平依然強調：「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

柯文哲強調「務實」的精神，很容易與「實事求是」接壤，兩岸對話，自然心領神會。 從毛澤東的實踐論，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以迄習近平反貪脫貧的努力， 「實事求是」一直被高高標舉。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會有那個時代的「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實事求是」是提醒自己莫陷溺於教條教義，還要更進一步 對抗教條主義所帶來的危害。

「終須一談」或「終須一戰」的抉擇

柯文哲的用語比較單純：「務實」。他會這麼強調，顯然是已經深受本本主義之害，基本教義派的殺氣伴隨著豐沛資源豢養的網軍，所到之處，道理不能講，是非不可論，凡被鎖定打擊者，只能愴然自舔傷口。基本教義派的坐大，造成台灣社會內部溝通的嚴重障礙，更別提兩岸的對話了！也因此，在當前大氣氛之下，還敢倡議兩岸互動對話的人，膽氣要足，眼光要遠，否則很難經受得起流言流彈的摧殘。

柯文哲已非昔日政治素人，他走過風浪，經歷過冷暖，世局多少已能洞澈。 他很清楚，兩岸之間走到今日，早已不是統獨的二選一，而是「終須一談」 或「終須一戰」的抉擇。舉凡有仁心血性的政治人物，一定是和平優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兵燹之災，能免則免。選擇「終須一戰」者，不可能是務實之人。那麼，若是選擇「終須一談」，首要任務就是要積極找到對話的基礎，要尋思化解衝突的途徑或解開矛盾的方法，當然，還要在談判過程中厚植自己的籌碼，為己方爭取到合理的利益。而這一切，都必須抱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務實去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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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召集人）

 
鄧維楨有一次邀請各校文友往他老家郊遊，就那次機會，認識了王曉波、王拓等一群老友。那是一九六七年的事。
 
我是那群體內唯一的僑生，我用我的正宗廣東國語自我介紹，我是何步正，眾人驚呼，暴政！我廣東腔國語再說一遍，何步正。曉波狂笑，你這個廣東佬，就是暴政。(廣東語，步正，暴政，同音）
 
曉波大三，我大一，但同期去成功嶺。僑生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成功嶺，都不受拘限。但，我大一就去了成功嶺，因此，我們是同期去成功嶺。在成功嶺假日，我和黃樹民，由曉波帶路，去他家午飯。家小簡單，曉波老爸樸實少語，外婆老邁，妹妹年輕漂亮，比曉波漂亮多了，就是不見曉波的媽媽。
 
成功嶺後，回台大上課。我們多個男生在校外租屋同居。記得同居人有王曉波、黃樹民、黃榮村、王中一、陳秋坤和我。居屋到台大，單車大約十五分鐘的距離。曉波騎大單車，前後可以坐人，曉波經常邀載我到校區，我個子小，就坐在單車的前單槓條上，曉波騎車的鼻息吹著我後腦。
 
曉波說，唱一些中國大陸的歌，我就唱，我的祖國。那是一首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流行的歌，我八歲逃離廣東中山，這些流行歌可以唱得爛熟：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何繁榮富強！
 
曉波説，國際歌呢？我又唱：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世界受苦的人。
 
曉波老是找機會，說我載你去上課，每次就是要聽這兩首歌。在路上沒有任何人可以聽得到，就咱倆人。六十年代台灣，這兩首歌，白色恐怖，可以讓你入獄坐大牢。
 
曉波為人正直，好打不平，黃榮村告訴我，有一次警察局在路上打路邊小攤主，曉波認為隨便打人不對，爭吵起來，警察動手打曉波，曉波回打。警察打人又打了台大學生，警察不對，要賠罪。曉波説，你們警察請客吃一頓，我就算了。結果，警察局請客，我們一屋子的同學因之大吃了一頓警察飯。
 
大二，鄧維楨要辦出版社，出書辦雜誌，大學雜誌。總動員所有人力。物力財力都是老鄧的，我們就是出人力。曉波、師大王拓，一大群老友，拉訂戶，硬推銷，我去當執行編輯，老鄧和我，加上曉波、王拓等人，邀稿，寫稿，校對，將軍小兵都是同一批人。
 
在衆朋友中，我學歷最低，年紀最軽，為什麼我去當編輯，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這位僑生，背景在海外，乾淨，夠衝，不那麼恐懼這白色恐怖。
 
曉波介紹我去邀請張系國主持域外集，龔忠武、李奧凡等人都是那時候經張系國拉進大學雜誌的重要作者，經常寫稿人有杜維明、金耀基、汪榮祖、劉述先、陳少廷、孫震等名家。
 
那時期，自由中國，關了。文星，關了。李敖在坐牢。王拓邀請師大余光中，我邀請台大顏元叔，他倆人聯合主持文學專欄，李永平在大學發表他的成名作拉子婦(那時候李是台大學生)陳鼓應小市民的心聲，李登輝的農業座談，張俊宏的台灣生產力，都在大學雜誌陸續登場。曉波在各段時間都在幕後鼎力協助支持。
 
我在大學雜誌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某一天，警總到大學雜誌抄查，當然找到一大堆定義為禁書的書和雜誌，帶了我去警總。曉波趕快通知張俊宏，那時候，張俊宏還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幹事，聞訊，俊宏趕緊去到警總，用黨中央幹部的身分，硬是把我從警總揪出來。事後，我覺得這種白色恐怖，招惹不得，隔幾天，我就和楊國樞說，我去繼續念書，要再見了。國樞說，不用怕，我保你平安，早些回來。不過，自此一別，我再回台灣，已經是四十八年之後的事了。
 
及後，台灣開放探親，曉波托他妹妹䕶送曉波外婆經香港回中國大陸，我太座在香港接待曉波的外婆經羅湖橋返大陸，曉波的大舅早父在羅湖橋另一邊等候接老太太。大舅父在東北小鎮，是水利部門的小幹部，謹慎不多言語。
 
2018，我和曉波在台北重逢，四十八年過去了，我長了鬍子，他白了頭髮。黃樹民在中研院附近設晚宴慶重逢，多年的朋友黃樹民、鄧維楨、黃默、王曉波、劉容生、何步正，昔日的少年，今天的白頭老翁，舉杯互慶。深夜了老闆娘關門逐客，才不得不珍重再見。
隔星期，曉波通知各老朋友，何暴政回來了，我請客。就在台大附近。樹民、榮村、維楨都到了，王拓早逝。否則老朋友都重聚了。
 
曉波帶來多期的海峽評論，一看，很多老朋友都在這裏寫稿。這類紅紅的雜誌，在中華民國能維持那麼多年，真要有超凡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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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俊宏、邱立本、甄燊港、王曉波等大學雜誌的老同志於2018年，共議重新組合舊朋新友，成立新大學綱站，於是，新大學網站建軍出發。
 
有一次，俊宏提出是否可以共約許歷農和馬英九三人共談，起稿促成兩岸談和。
 
新大學網站首任總編輯習賢德自告奮勇，說和王有一段關於如何助曉波取回母親獄中日記的緣由，有些交情，習於是請曉波出面代邀馬，曉波回説，就他瞭解馬的個姓，馬不會參加，就免提了。我後來和曉波喝茶，再提為何不代邀馬，曉波説，是我瞭解馬多，還是你？我答，當然是你。王說，就是嘛，別白費功夫，我們談別的。
 
之後，新大學網站多次聚談餐會，曉波出席，依然好辯，品性五十多年不變，是很率直可愛的性格。近多年來，顏元叔、李永平、陳少廷、王拓、楊國樞、蘇慶黎都先後仙去。近日，王曉波老友也揮手去也，不勝唏噓，謹記。反正，不知道是那一天之後，大家見面的時間，多的是。

李登輝終於在7/30過世了,這位改寫了台灣一中認同、國民黨靈魂、臺灣前途和兩岸和平進程的人物面臨蓋棺論定的時侯。

對於傳統藍營人士及大多數50歳以上的台灣人,李登輝篡黨叛國、欺師忘祖,是漢奸,民族敗類。 但是李登輝生父為日本駐台刑警,雖然母親是台灣人,他終生都認同自己是日本人,更是活在過去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漢奸之名他也不佩戴! 他就是半個倭寇,日本軍國主義餘孽!

蔣經國和老國民黨的悲哀和無能就是不能看穿李的偽裝,被李廢了整個黨和國。 這也說明了國民黨為什麼會屢次的被時代拋棄!

對於綠營和台灣大多數年青人,李建立了台灣主體意識和主權觀念,更被掛以民主先生的稱號!

民主先生更是李死後,西方爲他營造的榮耀,然而,李骨子裡根本就不是西方民主的信仰者和實踐者。 在民主的外衣下,李要逹到他台獨的目的,美國利用它做為反華的道德口號。

政治的最根本目的就是爲人民謀福利,在民主的口號下,台灣過去卅年經濟發展落後於其他亞洲國家,造成今天年青人的彷徨,這方面請閲讀杜震華兄的大作。

李過世的幾天前,台灣統派的健將毛鑄倫兄和王曉波兄相繼過世。 步正兄的大作帶給我們50年前曉波兄和許多台灣知識份子的活躍記憶。 隨著老一代的凋零,台灣的年青一代必須拋棄統獨包袱重新出發看世界,找出一條兩岸和平合作之路。 也許,柯文哲就是一個可能的務實領袖(見林深靖兄大作)。

過去卅年美式民主和自由的實踐造成美國和世界今天的嚴重經濟問題和分裂。  2020的新冠瘟疫更把美國政府的無能和許多弱點暴露無遺。 世界的未來發展必定取決於不同制度的和平的良性競爭和合作。 台灣人民必須用更沒有偏見的目光看大陸和美國，抓住新機遇和對岸共創新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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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媒體對他的功過討論，圍繞在他對民主和兩岸的貢獻或傷害。然而，他對台灣經濟的傷害，讓今天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在承受這樣的苦果，特別是年輕人。

那是1995年1月5日，行政院正式通過「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重大經建計畫。對於大多數人25年前的往事極可能早已遺忘，至少也是印象斑駁。但是，對於我這參與計畫研究的學者而言，往事仍歷歷在目，夾雜著濃濃的哀痛和淡淡的怨恨－沒錯，是怨恨，恨我們國家距離先進國家之林，就差那麼一步，卻被李登輝的個人意識形態給毀了。沒錯，那也是中華民國經濟在90年代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當時失業率只有0.5%，你沒有看錯)，多麼令人心痛的往事啊！

1990年代初期，是台灣錢淹腳目接近尾聲的時代。郝柏村1990年6月上台擔任行政院長，宏偉的「六年國建」(1991~1997)上路，預算高達8.2兆元(其中5.2兆元為公共投資)，高於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國內經濟一片欣欣向榮－興建高速鐵路、完成南迴鐵路、北市鐵路地下化、擴建桃園機場、興建高雄國際機場、改善花蓮機場、興建第二高速公路、擴建基隆港、高雄港、安平港、興建觀音工業港、改善西濱快速道路、闢建12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興建台北捷運路網、規劃高雄捷運、發展十大工業、八大技術、規劃全民健保、增設地區醫院、規劃18個生活圈…。若無「六年國建」，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高達6.5%。

但是，台灣未來經濟的國際定位為何、利基何在，一直是領導層和專家學者的課題。此時，台商大量投資對岸，兩岸關係亦有和緩跡象(1990年兩岸紅十字會有金門協議，1992年兩會有香港會談，1993年有辜汪會談)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到外國企業啟發，認為台灣應掌握大陸快速發展之機，扮演東西方交會的中介者，成為東亞和歐美銜接的所在地，就像新加坡是東南亞和世界交會的中心一樣，就可成為另一個東亞的樞紐(hub)；這概念就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APROC, 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 Center)。

1992年初，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受蕭部長之邀，組成一個4人研究小組，成員除主持人薛教授和法律系徐小波外，還有我(三民所副教授)和理律的劉紹樑博士，我負責主要的經濟研究，劉紹樑負責最後的法規修改建議。我和三民所第一名的碩士生張君賢(台大土木系畢業)一起，訪問了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港口、機場、電信局、經發局、央行、証交所等；雖然行程忙碌而疲憊不堪，新加坡一天排七、八個行程，全部用英語交流互動，搞到幾乎虛脫，但接待各方無不熱情以對祝福台灣，我等自然精神亢奮鬥志昂揚。

好消息是，台灣要成為製造業跨國公司的「亞太營運中心」，或所謂的「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機會非常高，因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製造業能力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處於極佳的管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美商惠而浦(Whirlpool)公司東南亞總部副總裁告訴我，國際企業都看好兩岸即將三通，而若兩岸真正開放空運和海運三通，該公司「明天就將總部遷移到台灣，可能會到南崁」，因為他每個月有15天要搭飛機去看亞洲各地的子公司，總部沒必要放在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新加坡。而且他預測，新加坡所有製造業的亞太總部都會移到台灣。我心中大喜，新國約有8百家亞太總部，只要有2百家遷往台灣，每家有3百個高薪工作，就會有6萬個高薪工作產生，對年輕人是多大的誘因啊，屆時就不必遠渡重洋去賺取高薪了。

當然也有壞消息，就是台灣要發展金融中心並不樂觀，因台灣金融法規嚴格，國人英語普遍較弱，不符合金融中心需求。生活環境也較髒亂，租稅又高，要吸引跨國企業高階員工來台不易。

無論如何，製造中心是沒有問題的－只要開放兩岸三通，而國內外也都如此樂觀預期。而在我們的研究報告完成，行政院後續找了「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進行後續研究，在1994年公布了正式規畫的「六大中心」(製造、空運、海運、金融、電信、媒體)之後，「亞太營運中心」就成為媒體報導和各界討論的焦點，各種研討會密集舉辦，都認為是台灣發展的跨世紀宏偉規劃。跨國企業也都摩拳擦掌，準備大力投資台灣；包括聯邦快遞和UPS，都準備將桃園機場設定為其「亞洲轉運中心」，將美洲和歐洲寄到亞洲的快遞郵件先集中運到桃園，再於桃園分裝再送往亞洲各地－因為美國的747飛機加滿油料飛到亞洲油料用盡下降時，剛好就是桃園機場，台灣擁有絕佳的亞太區位。桃園機場周邊會因此衍生出藥品、電子零件等量輕質高貨品的亞洲集散中心，甚至吸引國際製藥業或電子業在此設立藥廠、研發和行銷據點，高薪工作當然順勢產生。

但這一切都需要有個前提，就是兩岸必須「開放三通」。以當時台灣經濟還遠在對岸之上，大陸還在大幅複製台灣經驗之下，別說對台灣讓利，只要台灣允許高科技企業赴陸投資，或要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ement)，北京必然會一口答應－大陸市場將會是我們發展的便利腹地。今天全球最熱門的手機應該是HTC，面板應該是友達、奇美、華映等，台積電和聯電可能是全球前五大企業了。

但是，就在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一年之後的1996年9月，李登輝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我就在陽明山中山樓的現場，望著台上滔滔不絕的李總統，我的心裡卻在瞬間淌血－完了，不會有兩岸三通，亞太營運中心也沒了！台灣經濟，以後大概沒希望了！我不知李總統和北京之間發生了甚麼不愉快之事(一直有密使，如蘇志誠等人)，但他大概不會知道，這對台灣經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12年之後，馬總統開放了兩岸三通，但民進黨人當時還天天威脅恐嚇，說大陸軍機會用民航機掩護偷襲台灣，三通是出賣台灣！但是，一切都太遲了，上海快速崛起，提供跨國企業總部租稅和各種優惠，許多跨國企業亞洲總部直接遷往上海(聯邦快遞先遷到蘇比克灣，最後落腳在廣州新白雲機場)。上海的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後來告訴我，他們拿著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和我寫的書(「亞太營運中心的理論與實際」)，直接參考打造上海的吸引力！

後來，每次看到李登輝，或是有人提起亞太營運中心，我心中就隱隱作痛，痛台灣缺了臨門一腳的強國夢，痛為何你會認為大陸會崩解為七塊，痛台灣只能天天羨慕韓國、新加坡...

俱往矣！台灣在孫運璿、李國鼎的時代，開創了亞洲經濟奇蹟；到了蕭萬長、江丙坤時代，也還有治世之能臣；到如今，似乎只剩下隨風轉舵往上扎根往下結果的佞臣。國運如此，夫復何言。

李登輝是我台大的同系學長，既然有緣本該結緣；但非常遺憾，在我眼中，他卻是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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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可以說明我為何如此痛恨"岩里政男"之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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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的庶民椎心刺骨，大悲無言，深知這是「民主政治最惡劣、最窮兇惡極的示範」，回首馬英九執政末期，對於陳水扁仍然網開一面，讓他保外就醫，給他保留總統的體面和尊嚴，切莫因病飲恨於獄中，馬英九至少為了族群的和解，消融政治惡鬥，做了最後的努力！

但蔡英文靠仇中贏得了總統大選，卻又要追趕政敵、斬草除根，讓韓流從此根除於台灣政治，甚至從未前來弔唁議長，還悠哉去基隆品嚐美食，這種領導人未見藍營名嘴集體痛斥，甚至倒打韓國瑜一把，不忘落井下石，「知識藍」終究不知所以，檢討自己人非常厲害，但對於如何抵禦外侮、粉碎綠共卻毫無章法，遑論有所決心企圖！

「韓流」發端於韓國瑜一人，而由廣大基層庶民百姓鼎力相助而成，他所呈現的不是對於精英的崇拜，過去台灣盲目追隨所謂的精英統治，律師、醫師、學者、教授，但國力江河日下，早被中國拋諸於腦後，我們錯失了「大膽西進」，陷入於「戒急用忍」，更鍾情於「藍綠惡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