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琉球爭取獨立的背景   
                                             
琉球群島自古是獨立的國家，雖然中國說琉球是朝貢國，但那所謂朝貢是多少年才一次，基本是一種禮尚往來，琉球完全是獨立自主的國家。自1872年被日本武力吞并後，才淪爲日本的殖民地（藩屬）。二戰後為美國佔領。本來美國承諾，協助琉球在聯合國的托管制度下，走向自治和獨立。不幸，由於冷戰關係，美國把琉球作爲對抗蘇聯集團的前哨軍事基地，不讓他獨立。美日簽訂舊金山和約後，美國爲了保持琉球為軍事基地，不顧琉球人民的意見，竟然把琉球送給日本。日本收到美國的大禮，當然讓美國保留琉球的軍事基地，也是日本的軍事基地。例如，日本就是利用琉球，才能夠以武力控制釣魚台群島。

日本號稱合并琉球，與本土一樣設立為縣（冲繩縣），不再是殖民地，但琉球仍是二等領土二等國民。日本仍然是美、日軍站。琉球人要求獨立自主，乃是所有被舊帝國主義壓迫民族的正當訴求。

琉球要求獨立，在法理上完全有根據。從1943年《開羅宣言》，到1945年《波茨坦公告》，到《舊金山和約》，都明確琉球主權不屬日本；琉球應當回歸琉球人。美國沒有履行他主導的各項國際承諾，把琉球送入日本虎口，使琉球再度亡國。琉球第一次亡國，是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犧牲品；第二次亡國，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冷戰的犧牲品。那兩個時代都已經歸於歷史塵埃，琉球當然應當恢復獨立自主。

二．琉球獨立應爭取國際中立化

但琉球要求獨立，面臨著巨大的困難：琉球的戰略地位太重要：從北到南1300公里的狹長島鏈，恰恰是西太平洋和東亞交接的界面，而從美蘇冷戰延續下來陰魂不散的美中關係，也是以這島鏈為戰略前沿。同時，日本利用琉球為南進和封鎖中國的長刀，以刀尖佔領釣魚臺群島，南向控制臺灣，西向將中國的東海南北一分爲二。如果琉球獨立，美日可能失去這個基地。甚至琉球可能搞友好外交，與中國建立睦鄰關係。所以日本、美國當然不會允許琉球獨立。

延伸視角，即使琉球獨立了，以後將面臨怎樣的挑戰？琉球根本沒有軍事自衛的能力，而他的戰略位置那麽重要，東西兩面領海海域和專屬經濟區那麽廣大，必然瞬間引起大國的無情爭奪，從外交到軍事，琉球將窮於應付，不久很可能仍然被日本吞沒，也許美國分到一杯羹，也許出現幾個傀儡政府，也許被瓜分。經過獨立的艱苦奮鬥與折騰後，其命運不見得比現在更好。所以僅僅爭取獨立，阻力很大。

為排除爭取獨立的陰霾前景，琉球必須爭取廣大國際的支援和保護，才能夠撥雲見日。琉球的最佳策略是，在爭取獨立的同時，爭取聯合國會員國的支持，在聯合國通過決議，建立為有聯合國承認和擔保的國際中立的國家，即成爲一個東亞的瑞士。將來與世無爭，不參與任何國際爭端或衝突，與所有國家和人民友誼相處；也不會被任何國家所欺凌或佔領。將來在國際中立中無憂無慮，安享獨立、自主、自由、和平、安全的生活。琉球成爲中立國，也為東亞的共同和平、安全與幸福，提供最佳的機遇，立刻迎來東亞光明的遠景。因此，中立化的設想將有助於爭取獨立。
瑞士可以成爲琉球爭取獨立和中立的範本。瑞士是世界上極少數最受人喜愛和尊敬的國家之一。主要的特點就是他的國際中立國地位。瑞士的中立地位於1815年獲得拿破倫戰後的維也納會議《巴黎條約》承認，因此得到歐洲各國的尊重，得以在最近兩個世紀紛亂的大國頡頏與戰爭中長期保持中立，成為和平繁榮的樂土。琉球如果獲得聯合國、特別是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和條約保障其中立地位，便是得到全世界的保護，其中立性將非常穩定和鞏固。琉球擁有廣袤的海疆，豐富的海洋資源，生態環境，其前景十分亮麗，必將安享頂級的高品質生活，成為海上瑞士。因此是琉球人的最佳選項，也是東亞各國共同的最佳選項。

三．可行性

從國際局勢的長期發展和周邊國際局勢觀察，琉球追求獨立並中立的可能性很大。首先，“國際中立” 的概念和制度，在國際上已經有瑞士穩固的先例，也有其他國家嘗試，效果明顯。顯然將是全球的長期趨勢。人類相互間屠殺和毀滅的歷史，到二十世紀到達巔峰，由於科技的進步，屠殺與破壞的可能性無限擴大，有整個毀滅人類的可能，因此大國之間已經不可能再爆發大規模的相互毀滅並毀滅全世界的戰爭。感謝美、蘇兩國的政治領袖們的智慧，冷戰沒有演變爲熱戰。但是他們都不斷利用附庸國或盟國進行小規模的“代理人” 戰爭。冷戰後，這種代理人戰爭花樣翻新，擴大到許多地區和國家。這種小規模戰事或內戰沒完沒了，任何大國不能得到最後勝利，同時，任何小國或弱小民族也都是不可征服的。他們為自尊、自主、獨立、自由而拼死奮鬥，絕不屈服，而且他們必然會得到其他國家政府或民間的同情和支援。因此，今後大國想要擴大勢力或干涉其他國家的國際風雲，有漸漸消減的趨勢。大國之間的競爭，主要是不願意被敵對方搶佔優勢。只有把爭執點化為中立，各方才會停止爭奪。

戰爭或內戰中最受摧殘的，直接被殺，被迫害，被流亡的是幾百萬幾千萬的凄慘老百姓。老百姓必然期望和平安定的生活，希望有一種使他們脫離國際爭戰或國内爭鬥的苦海。即使被利用為代理人的派系群團，他們也已經疲於長年的痛苦和家庭親友社會的犧牲，他們也明白自己被利用的地位，也期望有一種能夠保護他們生存條件和和基本利益的國際制度。國際中立應該是他們都期望的未來。目前國際上還沒有對這種制度的共識，但是瑞士的國際中立制度和國内地方自治聯邦制度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榜樣和模式，筆者相信那是未來解決許多國家的問題和國際問題的基本模式。從中東到東亞，這種趨勢將不可遏止。

琉球就是爭取國際中立最可行的國家之一。琉球淪為日本和美國的軍事基地，琉球人的未來命運被戰爭的恐怖陰影籠罩；琉球人始終反對。國際中立化的前景將保障他們切實享有獨立。琉球人必然是十分願意獨立並成為國際中立國，脫離永為二等臣民的統治。

琉球爭取獨立和中立，必須得到最重要的有關國家同意。首先是在東亞居於霸主地位的美國。美國是二戰後推動殖民地獨立的最主要國家，但也是把琉球送給日本的國家，最有道義責任幫助琉球獨立和中立。美國在琉球駐軍，不僅是監視中國，也監視日本。琉球成為中立國，當然會得到中國的支持，中國借此表明沒有對外擴張的意圖，美國的防華戰略佈局便不必要。日本失去琉球這個南進的跳板，將難以再向東南亞擴張，其稱霸東亞和西太平洋、進而再度與美國抗衡的野心勢必隨之萎縮，美國的安全顧慮也就解除。東亞從此和平，美國不再需要駐兵琉球，美國駐軍與琉球居民的緊張關係將立刻化解，而由於幫助琉球獨立和中立以及援助獨立後的發展，美國將贏得琉球人的永久友誼。美國只需要在聯合國內發揮領導作用，保證琉球的中立，便足以達到所有東亞安全的目的，保持國際上的領導地位，又省力又省錢。因此美國有理由幫助琉球獨立和中立。

琉球的佔領國日本，必然不贊成琉球獨立，但是卻可能考慮琉球中立化，因爲那對日本有利無弊。琉球獨立，日本軍國主義者將失去帝國所攫奪的領土，也失去遏制中國，遙抗美國的地緣優勢。但是，帝國主義時代已經不可能回頭了；軍國主義者基本上是沒有前途的。日本平民對於過去的對外征戰，有慘痛的記憶，並不熱衷於帝國的擴張。走向和平，日本將是世界上社會、經濟、技術最先進的實力大國，日本人將安享世界上最高素質的生活。琉球如果中立，有助於日本實現這美好未來的願景。所以軍國主義者不得不從長考慮，而日本人民則應會積極支持琉球的中立，以杜絕未來冒險的可能性。

中國對琉球的爭取獨立和中立，不僅有道義責任，并且有確保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國協助琉球獨立並中立，可以獲得琉球人永遠的友誼，並獲得東海安全的保障。琉球將是中國無害通過進入太平洋的寬闊大門。琉球海域廣闊，將來設立各種聯合國海洋研究中心，集全世界的最高級科研力量，研究人類未來如何保護和利用海洋，中國是緊鄰，將受益最大。

中國協助琉球獨立和中立，將釋出和平處理國際問題和尊重小國獨立與中立的精神，有助於中國致力於和平處理其他周邊國際問題。同時，中國迫切需要美國的友誼。中美共同協助琉球獨立和中立，必有助於加強兩國的友誼、信任與合作，現在美之間的種種“戰”，漸漸淡化於無形，保障中國的和平發展。

東亞和東南亞其他國家當然會願意接受琉球的獨立和中立，這將為東亞開啟和平祥和的眾贏、共贏的新世紀。 

聯合國的大多數會員國是通過聯合國的托管機制和《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的過程而獲得獨立，他們與聯合國內眾多愛好共享和平的國家，都會同情琉球的不幸命運，願意幫助他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自由，並免於再度陷於國際爭戰的苦海。這也是全體會員國，不分大小，參與維護集體安全的一個機會，提高所有各國對世界事務決策的發言權。這從來就是聯合國會員國的願望。

綜上所述，琉球爭取獨立和中立，將會得到所有各方的贊成和協助，可行性非常高。

四．結束語

建立中立國，是傳統“中立區”、“緩沖區” 意義的引申。傳統的中立區往往是一小片無人區，消極地阻斷沖突雙方的接觸。而中立國則是開放的、大面積的國家（琉球的土地、海域和專屬經濟區面積達100多萬平方公里），各國將特別願意去參與他的發展，成為區域和國際的活動中心。琉球的獨立和中立，將迅速使東亞和西太平洋轉變為享有和平與幸福的大片樂土。

在人類歷史上，不同地區，不同時代曾經嚐試過不同的制度。舊的制度不適合新時代的需要，漸漸走入歷史。新的制度漸漸出現，在實踐中嚐試其可行性。為解決當前的棘手問題，各國亟需尋求一種新的國際機制。琉球近代以來沒有機會嚐試建立民族國家，現在卻有機會嚐試引領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新制度：在聯合國協助並保障下建立獨立和中立的國家。

琉球的日本統治者不會去追求琉球的獨立和中立。這個運動需要琉球人民在民間自覺自發地推動，並爭取全球各國正義之士加以援手，形成不可阻擋的信念優勢，促其實現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冲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積極參與保釣運動，滋根基金會， 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等。


。

​
   筆者在上文已阐述了世界博奕的重点在亚太，而主导博奕的是两个大国中美，其他国家则选边或靠边站。

   本文再探讨一下中美博奕的策略，这包括博奕双方各自採取的策略，也包括博奕的潛规侧。博奕的范围则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而贸易战只是其中之一的经济博奕，但却是政治、军事和文化博奕的集中表现。

   先来看博弈的潛规侧，这是博奕双方默认和约定俗成的博奕的前提，就象下棋的规距和棋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苏联解体这段历史时期，是意识形态的冷战时期，也是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的世界博奕时期。由于战争刚结束不久，所以博奕主要是在经济方面，而且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便形成了博奕双方默认和约定俗成的潛规侧，那就是“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这是博奕的前提，顺理成章，也是苏联解体后，中美博奕的潛规侧和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美双方也採取各自的博奕策略。

   国际贸易本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但以贸易差额、税率和知识产权为借口，用来遏制和打击对方，这就破坏了正常的国际贸易，不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这就是贸易战的实质。贸易战是由美国针对中国首先发起的，它单方面提高税率和对中方的企业实行制裁，这是不公道的，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体现。显而易見，这是美国为了本国的利益和保持其霸主地位，在世界博奕中採取的一种经济策略。所谓“春秋无义战"，美国在这場贸易战中占主动地位。

   中国则是处于被动地位，即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不得不起来迊战。因此，中国所採取的策略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并希望通过谈判使对方尽早停止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但中方也不是消极对待这場贸易战，因为中方看到贸易战双方都沒有赢家，所以採取积极防御打消耗战的方针，借力打力，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改善自己的经济体系，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同时中方也看到，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情势已与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美国再实行经济封锁只会失去在中国这一广大市場，得不尝失。所以中方有理由相信，美方不能无止境地提高税率，封锁也只是个别的暂时的，贸易战终将过去，到头来美方的损失将比中方更大。

   以上只是一方面的分析。贸易战只是经济博奕的一种方式，即使贸易战结束后，经济博奕仍会长期存在，从理论上说，将存在至中国实现复兴梦的那一天，而且规模会更大，其中包含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博奕。所以，中国应着眼于将来，做好两手准备。

   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博奕都是以政治为先导，軍事作后盾的。政治指的是地缘政治，就是美国的重返亚太，他将自己的国家安全范围扩展到亚太地区，这是什么逻辑?軍事就是所谓的島鏈，这是明显针对中国的。美国这几十年的时间都耗费在搞垮苏联和征服中东的战争上，无暇顾及中国，让中国得以利用这天赐良机韬光养晦，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国力。美国回头一看，惊呼中国威胁到他的霸主地位，于是便急于千方百计要围堵中国，贸易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发生的。如果不是中国实现了国防现代化，恐怕就不只是贸易战了。因此中国採取一带一路的策略，与俄国结盟;同时强军备战，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统一台湾，打破美日的第一島链，化解美国的围堵。中俄的力量加起来，足已抗衡美日，这就是地缘政治和军事博奕。。

   人类社会终究是要走向大同的，那就是全球一体化成为地球村，估计时间也不会太长，顶多是从现在起二百年后的时间(筆者上文说三百年是从新中国成立起计算〉。新中国成立69年已取得如此成就，滿一百年便能实现全面小康，再过一百年便能实现复兴梦。中国只需在国际事务上坚持清静无为和不称霸的方针，在实现复兴梦之后，历史必然选择中国作为主导世界约核心，引领人类走向大同世界，即全球一体化的地球村，因为中国古文化早已缊含有世界大同的思想。

   虽然中国与世无争，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而且人类在走向世界一体化成为地球村的过程中，最危险的是核战争，这将毁灭人类。为了实现复兴梦和避免核战争，中国必需发展出能抗衡整个西方加上曰本的軍事力量，以战止战，保卫世界和平和自己国家的安全，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作为在美的华侨，不论入藉与否，都应以自己的根在中国而感到自豪，都应站在中间立場，“帮理不帮亲"，多做加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事，因为两百年后，我们的后代都是地球村的一员。

作者：劉羽明， 广州师范学院七八届中文系。一九八一年自费畄学美国，現旅居纽约，是美藉华裔画家、作家和收藏家。
 

中國規則

               11月25日星期日晨，睡眼惺忪地到前院拿報紙，喫驚地看到，地上《紐約時報》第一頁上赫然印了四個中文字：“中國規則”！我立刻清醒了過來，自語：“怎麽了？難道《紐約時報》被土豪買去了？”拿回房間一看，才知道不是哪會事，原來它厚厚一曡的報紙裏還附上了一份整整20版的專刊（包括圖表照片），標題就是“中國規則”（China Rules）。從頭到尾恭讀了一遍之後，我覺得它譯文有誤，它的含義應當更近於一位被人詬病的北大教授所説的：“利害了，中國”。兹將專刊第一頁（見圖）的開場白翻譯如下：

”西方曾經肯定中國會崩潰。受政府控制的經濟會制抑成長。壓迫會窒息創造發明。互聯網是一種無法掌控的力量。新中產階級會要求發言權—--選舉。這些都被證明不實。中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并且可能不久就會超越美國。下面講的是它怎麽達到這一境地的故事。“

接下來，它深入淺出地報導了中國成功的故事：如何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國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經濟體，其論敘勝過絕大多數學者的言論；中國的高考——現代的科舉制度——以及它的普及化，使中國平民的上進之路遠比美國寬廣；中國向全世界的經濟擴張，加上軍事護航——特別是向亞非拉國家——包括鐵路，公路，油管和工廠等，使它的影響力遍及四海：飛速發展的互聯網，幾乎與美國平起平坐，而且覆蓋率更大；最後，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它正在發展出另一個聯係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體系。我不知道《紐約時報》早年是否曾經爲蘇聯刊印專刊，無論如何，這樣肯定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非比尋常。據編者按說，它動員了全部與報導中國事務有關的工作人員，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編制出這份專刊。

莫干山上的群英會 

            專刊以莫干山上聚集的一批絞盡腦汁，探討中國未來發展的年輕知識份子作爲開頭，時間是1984年。那時改革開放已經運作了好幾年：農業已經開始向私有化過渡，許多高幹子弟已經作爲第一批留學生來到了西方國家，而且經濟特區已經開始籌建。可是，整個經濟改革的方案還沒有著落。山上聚會的人物，毫無疑問，應當被視爲籌劃中國過渡經濟體制的功臣。他們是許景安（該年出版的“關於價格改革的两種思路”的起草人），周小川，樓繼偉和王岐山。毫無疑問，《紐約時報》打探到，他們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奠基人物。他們的結論之一就是，讓計劃經濟繼續維持民生，然後開放市場經濟。這就是中國與蘇聯和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不同之處：中國走雙軌制，俗語稱之爲兩條腿走路，其他國家都走了西方專家開具的“一步到位”的藥方，結果它們遭遇到“一步跨不過的溝”，摔下去了。中國逐漸轉型的結果是，經濟能夠穩步前進，而私營企業的不斷擴大，配合了國營企業在全國範圍内的大規模基建，帶來了GDP的快速增長。

            當然，這中間有許多曲折和挫折。這些曲折和挫折就引起了西方從未停止炒作中國崩潰論。因爲，如前面開場白所説，西方學者相信，一黨專政之下經濟不可能繼續成長，也不可能創新發明；而且，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中產階級的民主訴求的巨浪將不可阻擋，等等。這些情況的沒有發生，或者發生了可是沒有嚴重到能夠威脅政治穩定和經濟成長的地步，是他們無法理解的。專刊中很簡短地提到了一位華裔政治學家，名叫洪源遠（Yuen Yuen Ang）。這位新加坡出生的學者於2016年出版了獲獎的《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一書，可以説震動了學術界，也解決了西方學者思想中的瓶頸。在某種程度上，她的論述可以説不但開闢了中國問題研究的新紀元，并且提出了新的現代化理論。

華裔學者洪源遠

      平實地說，這位洪源遠應當使哪些在美國一流大學教書，整天以比美國學者更懂得批評中國爲榮的大陸出來的學者，如裴敏欣和黃亞生之流，無地自容。爲什麽這麽説呢？因爲他們完全沒有能力從自己中國人的角度去理解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後的今天，一位新加坡的後進，肯到中國去，作實地考察，訪問了無數當事人，終於推翻了他們哪種從西方理論來誤解中國的錯誤認知。

      她說，西方學者一直在鷄蛋（制度）與雞（現代化），兩者之間哪個先哪個後的經濟發展二元論之間打轉。有些人强調，沒有好的制度（在絕大多數人的腦子裏，這是指民主制度）就不能現代化，所以要先建立制度。有些人則認爲，可以先發展經濟，然後由經濟發展來推動政治改革。這兩種主張基本上都是要求發展中國家（亦即制度與經濟都落後的國家）放棄它們原有的制度（可曾記得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曾經爲“全盤西化”和“中體西用”吵的沒完沒了？）。可是，制度轉型是極端困難的事。爲什麽不設法利用現有制度，讓兩者一起上馬呢？

我曾經在此提到過，這就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提出的“第三條路”，亦即從現有制度出發，一步一脚印地向前進。這就是洪女士根據她的實地考察開創的“共同演進論”（coevolution）。她發現，1978年以後，中國是遍地開花，一面發展經濟，一面改進制度運作，而且都是從實際出發，兩者互相影響。她說，既有的制度雖然脆弱，不健全，可是隨著經濟的改善，制度也會不斷適應，所以，兩者是互動的。這種互動和互相適應的模式可以解釋，中國爲什麽會成功。

我個人認爲，由於洪女士這本書，終於使中國崩潰論壽終正寢了。因爲，按照她的説法，中國的成功并不是什麽病態，以至於最後必然會歸於失敗，或者必須走向某一個”正途“，而是中國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途徑，它會繼續按照自己的發展邏輯前進。

新的轉折點

     洪教授於今年在《外交事務》雙月刊的5/6月一期又有一篇非常精彩的論文，題目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集權體制”，進一步説明中國的一黨專政和龐大的黨政結合的官僚體制有它自己的邏輯，很難讓西方學者歸類。她說，各層的官員，由於升官的考績中强調GDP，所以他們必須爲所管轄的地區的經濟負責，所以他們也兼具企業家的性格。她說，中國的官僚體制與西方的不一樣，西方的官僚體制是中立的，沒有自己的政治傾向，聽從選舉勝利的政黨的意旨來執行政策。中國的官僚體制是政治性質很强的機構，它被灌注了一些民主個性，是一個“問責，互相競爭和權力受到限制”的體制。她稱之爲“具有民主特色的集權制”。
她還提到，地方官員在促進本地的經濟發展的時候，他們也可以從中分紅。這是無比重要的觀察：地方官員有權利從他們本地的經濟發展的利潤中提成！這是補貼他們非常菲薄的薪水。所以，地方官員的財富并不是全部來自官商勾結和腐化！但是，也太容易導致腐化！各省之間，甚至各縣市之間，都在比GDP，都在競爭，比業績，比考績，要使他們各自管轄的地區勝過其他地區。官僚體制被賦予了經濟發展的任務，官員當然會跟商人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了。

所以，當我們聽到無數關於官員腐化的新聞，和對他們譴責的同時，也應當瞭解，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的經濟奇跡其實也是因爲有這種密切的官商關係才達到的。到了習近平上來主政的時候，這種關係在全國，全軍（早年軍隊，爲了養活自己，也准予經商）所造成的腐化已經汎濫成災。所以，中國目前又處在一個風口浪尖上了。它又面對著一個新時代，新考驗。

結語

應當說，中國的貪腐是這種“共同演進”的運作方式下的必然產物。它跟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地方的黨政機關的領導層跟地方上的企業有很强的共生互利的有機關係，這種關係并不僅僅是西方學者所説的“收租”關係，而是一種有能力促進經濟發展和分享利潤的關係。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迅猛，權力集中，所以貪腐積纍的速度和嚴重性也是非常驚人的（根據洪教授的説法，特別是在九零年代以後）。2013年，當習近平接班的時候，他碰到的就是這個他所謂的“亡國亡黨”的貪腐問題，所以在他上任後的五年間，被查處的官員，從上到下，數目高達百萬以上。這裏非常矛盾的是，反腐會打擊官員的積極性，影響到經濟發展的速度，尤其其中有一部分利得是原先准許的行爲。

更重要的是，習近平的反腐政策也遭遇到極大的阻力。由於不敢積極對抗，所以阻力主要是消極的抵制和套匯跑錢。據報紙上摘取瑞士投資銀行UBS的資料顯示，2013年，從中國跑掉的金額是3，240億美元，2014年則高達6，760億美元，加在一起已經接近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一年GDP的十分之一。2015年可能更多。當然，其中有相當部分是合法的域外投資，留學和旅游，不過，極爲龐大的數目中有相當部分是貪腐所獲則是不爭的事實。新聞時常提到，跑錢的大人物包括李嘉誠，王健林，吳小輝，肖建華，郭文貴以及海航等，小人物則不計其數，并且不一定都是貪官，可是顯然都感到：政策要變了，走爲上策。2015年，某些高幹和他們的白手套，很可能勾結了外國投資公司，從習近平生日哪天起，大規模地做空股市，政府打救行動都幾乎招架不住。這是從消極跑錢到積極對抗，張狂到極點。正因爲如此，習近平反腐的規模也反到外國來，而對外匯的管制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嚴的程度。
​
顯然，中國的制度又到了一個需要調整和適應的新局面了。十九大以後習近平把權力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有人甚至把他比作另一個毛澤東。我不覺得習的權力欲像毛那麽強，不過可以看到的是，他面對著非常嚴峻的矛盾，一方面經濟活動需要寬鬆自由的環境，激勵創造發明，而打破官商互利的現有制度和已經汎濫的貪腐，又需要集中權力，制定法律和嚴厲執行。到底這個問題怎麽解決呢？值得我們今後特別關注。

​

 
2018年，美國期中選舉已經結束。 這一次的全國選舉，可以說是對川普總統的一個期中考。 他在選舉剛結束時宣稱他獲得完全的勝利。 但是一般的言論並不認同他的結論。 雖然在美國參議院的選舉中，共和黨保持了多數黨地位，並且可能增加一至兩席。 共和黨在參議院的多數會讓罷免川普總統變得更加困難。 川普對閣員以及聯邦法官的仼命仍能保持優勢。 但眾議院共和黨丟掉了三十多席，民主黨得到相應的增加，成為多數党。 下一屆眾議院的議長和許多重要委員會的主席均要由民主黨議員擔任。 因此，在許多諸如奧巴馬全民醫療保險，聯邦政府的經費預算等問題，川普均需要民主黨部分議員的贊同。在州長的選舉中，民主黨籍的州長從上一屆的 16位增加至23位和共和黨從原來的33位變成了只有26位，還有一州尚未決定。
 
川普在這次選舉之前，多次到全國各州為贊成他主張的共和黨競選人助選。 而這次的選舉共和黨方面支持川普的候選人多數當選，不贊成他的多數落選，因此川普認為是他的勝利。 一般輿論對這次選舉的評論，是它會導致今後美國政治運作更加分裂。 民主黨的票源優勢是婦女、年輕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以及非白人的族群。 共和黨的票源則是藍領工人、農民、男性的白人。 從投票的總人數來看投給民主黨的給投給共和黨的略多，但是從州的面積來看，共和黨佔據的面積大於民主黨。
 
美國期中選舉對中美關係的將來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認為這個影響不會太大，主要的理由是中美關係是一個國與國的關係，它涵蓋的不僅是外交，還包含貿易經濟社會軍事文化等等。 一般說來美國對和其他國家的外交貿易經濟往來包括關稅徵收這些問題，主要是由聯邦政府在白宮領導下去運作。 負責經貿問題的主要是財政部，商務部和美國貿易代表。 當前，中美關係中最熱門的話題是中美貿易戰如何解套。 美國國會兩院對此發言權很小，即使掌有眾議院的民主黨人，他們對中美貿易戰所持的態度和立場，跟川普總統基本上差異不大。 也是相當強硬的。
 
如果說現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今年 11月底G20上川習會上。 他倆如果能就此中美貿易爭端達成一個框架協定，暫停即將開于明年初增加和增高的關稅，並責成雙邊談判代表在短期內完成必要的貿易協定。 我看其成功的機率是六成。 我覺得中國最近的一些舉措是朝著採取積極措施，具體落實美國提出的比較合理的要求，堅持拒絕美國的不合理要求，總的來說美國的合理要求是什麼？ 一是大量削減貿易逆差，這可以通過中國增加採購農產品，石油天然氣，高科技產品，飛機等來逹成。 二是加強並落實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立即加強司法懲處不法份子。 其實，這一條對中國將來的發展也是有利的。 因為中國目前自我發展出來的智慧財產權已經佔了很大的比重，他同樣的需要保護。 三是侭快推進中央決策對於國企民企外企一律享受平等待遇,包括稅收和補貼。 四是開放服務市場（諸如專業業諮詢、銀行及金融、法律各方面）外資的准入。 五是取消要求外資以轉讓技術作為進入市場的條件。 在加強和改進加大改革開放政策之下，允許外資投資比率無上限，就能解決全資擁有的外資企業，不再擔心強迫被轉讓技術的困惑。 做到以上所述各點，中國自然而然就成為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 西方的國家就再也沒有理由來指責中國在跟其他國家的貿易中存在著不公平，不公正的特殊待遇了。 中國也可以理直氣壯地拒絕美國不合理的要求，這些諸如不准中國推行2025的計畫，中國要推進科學技術的提高，讓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經濟發達的國家，這是他的權利，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干涉。
 
中國如果真能做到如上說說的各點，我覺得他實際上已經滿足了美國提出要求的 90% ，那個不合理的10%被拒絕也是理所當然的。 作為一個商家出生的川普，他的本性就是喜歡討價還價，當他感覺他的要求已經得到8- 90%時，會誇口說，他已經取得全面的勝利。 中美貿易戰如果能夠逹成停戰協定，使雙方避免了一場損失巨大的無謂戰爭，那會是中美兩國人民之大幸。中美貿易不打仗兩國的經濟就可以走上正常雙贏的大道，雙方也可就此避免冷戰更不要說熱戰了。
 
 
 

​最近美國政壇上發生一件小事。川普總統，因為不滿自己的行政命令常被聯邦法官駁回，憤而將這批“擋路”的法官們貼上標籤，稱他們為“歐巴馬法官“。川普總統的性格人所眾知，凡遇事不順，便口不擇言，怪罪及羞辱他人，所以他對法官們的攻擊原也不值一哂。值得注意的是，他這次的言論竟然引起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茲的反駁。被記者問及總統言論時，羅伯茲答稱“美國司法界既無所謂歐巴馬法官，亦無川普法官，布希法官，克林頓法官。我們有的是一群傑出的，有奉獻心的法官，他們盡其所能地維護法庭的公允“。
 
羅伯茲這番話未點名川普，但其反駁的是誰則顯而易見。也許他只是為了安撫司法同人，幫他們打打氣。更可能的是羅氏對最高法院內保守勢力的增長感到不安，所以刻意向自由派靠緊些。
 
美國大法官們的司法理念，並非永恆不變的。世局的變遷，思潮的更迭，當政者之濫權，及民粹之泛濫等等因素，均可能影响，甚至巨幅轉變他們的思維。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歐沃-華倫的事蹟，便足以說明一個人思維的演變。
 
歐沃-華倫是加州人，早年加入共和黨。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政府對日本宣戰後，下令將西海岸的日本族裔，無論是否美國公民，一律遷入拘留營。華倫時任加州司法廳長，非常徹底有效地完成了遷涉日人的任務。1943至1953年，他任加州州長，是該州史上唯一曾三次連續當選州長之人。1952年秋天，二戰英雄艾森豪威爾與外號“共和黨先生”的塔虎脫角逐共和黨總統提名，在提名大會上，華倫將舉足重輕的加州票投向艾森豪威爾，助他贏得提名。華倫在十年州長任內聲譽甚佳，現在又助了艾森豪威爾臨門一腳，大家都以為艾氏會投桃報李，選華倫為兢選搭儅，不料他卻挑了另一位加州人尼克森。
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後，對華倫難免有愧欠感。1953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職位出缺，艾氏提名華倫繼任。同年12月，華倫辭去州長職務，改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艾森豪威爾萬萬沒料到，他這項政治酬佣性的任命，竟促成一場司法革命。
 
華倫並未將首席大法官視為榮譽虛職，他二戰時執行遷涉日人令，對失去家園的無辜日人極為同情。他就任大法官時又適逢麥加錫參議員編造的反共故事被拆穿，人民非常痛恨冤獄。這兩個因素讓華倫決定改造美國司法，使它逐步公平化，自由化。華倫原無司法閱歷，但他畢竟當過十年大州的州長，說服力特強，居然能在最高法院“外行領導內行”，推動改革，使美國的司法，變為偏重於保護小市民。由於華倫的巨大影响力，美國人將他任首席大法官期間（1953-1969）的最高法院，稱為“華倫法庭”。
 
“華倫法庭”很多判決都是劃時代的，諸如判南方種族隔離違憲，規定政府要為窮人供免費辯護士，及議會選區須定期按人口調整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可能要數“米蘭達警告”：1966年“華倫法庭”判決公安逮捕嫌犯時，必須告知彼有保持緘默之權。
 
華倫的“人權至上”司法理念，現在已能為一般人接受，但在當年，很多人指責他太偏坦黑人和罪犯。保守的艾森豪威爾曾表示，任命華倫為大法官，是他一生中最大悔很之一。
 
將話題拉回眼前來。羅伯茲首席大法官顯然在捍衛司法的獨立，甚至不惜槓上川普總統。但他會變為另一位歐沃。華倫嗎？我看機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