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鲜战争，兵戎相见，到如今的中美实质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都获得了重大的利益，这是难能可贵的成果。但美国至今处处想以国际霸主的身份来统御世界，处处想依照过去的实践惯例，把有竞争力的对手都一一打趴下去，踩在脚下，这就未免有失偏狭、自私与小器。响亮的MAGA（让美国再度伟大）呼声充分反映出了这种心态；俄乌冲突让乌克兰人赴死以保护美国利益，充分反映出了这种心态；在对华事务上的颠颠倒倒，利用增税减税以及台湾独立与否的话题来和中国打交道，也充分反映出了这种心态。这种心态不但影响着中美之间的实质关系，也影响
 
     着世界和平的前景。如何面对这样的美国？如何制约这样的霸权心态？中美武斗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唯有“以诚制霸”，让世界人民都逐渐认识到诚信原则的价值，让中美两个大国成为世界各国“和而不同”的外交典范，才是长久之计。
 
     当然，“以诚制霸”的实践路径必然是多元而复杂的，其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今天的国际社会上，（在美西方的操弄之下）已经没有什么人还相信国际法与诚信原则的价值了。中国如能以足够的文化自信，来应对美国的霸权思维，引领国际社会更多的成员一道，穿越目前基本无序的国际社会丛林，这将是一个起点高、效果佳，富有中华文化理想性的，造福全人类的成就。
 
 
中美关系的障碍源于美国不当的国际法观

     这是一个欠缺相互信任、令人迷乱的国际丛林。诚信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上罕见的品德。
 
     例如：去（2022）年11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尼G20高峰会与中国习近平主席会面时公开说：“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寻求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希望看到台海和平稳定。”
 
     但是，令人迷乱的是，仅仅在此前一个月，2022年10月13日，美国才刚刚发布了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三世同日发表了《关于发布国家安全战略的声明》表示：“该战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我们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
 
     同一天，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也在乔治城大学发表了题为《国家安全战略旨在应对新挑战》的演讲。沙利文说：自上任以来，拜登、国防部长奥斯汀、国务卿布林肯多次表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挑战”。事实上，上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已明确告诉世界：打断中国发展进程，必要时不惜以国防武力攻击中国，已经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了。
 
     面对拜登总统在G20高峰会上的发言，以及过去两年间，已经多次做过的前述口头承诺，习近平主席以及中国外交发言人也重申了中方这两年来反复说过的话：“希望美国遵守国际关系准则与中美三个公报”；“希望中美两国相向而行”； “希望美国一些政府官员将拜登总统的话落到实处”。中国人民其实大都已经了解，所谓的“国际关系准则”与 “中美三个公报”，已经实实在在地被美国抛诸脑后了。
 
     在美国的带领下，今天的国际社会上，英国企图强制收购中国企业在英国现有芯片厂的绝大多数股权；德国企图反悔允许中国企业购买汉堡港的股权；乌克兰已经反悔让售马达西奇公司股权给中国企业，且拒不赔偿；澳大利亚也已经强制收回出售码头股权给中国企业的许可。但这些都还算不上国际条约的违反，只能说是在国家力量的干预下，相关国际商务合同的违约事件。按照国际法，中国的受损方在寻求国家出面保护企业，进行国际司法或准司法的国际求偿程序前，需要适用“用尽当地救济途径原则”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也就是所谓的卡沃尔条款（Calvo Clause）。
 
     相对于此，澳大利亚向法国购买潜舰，却突然片面毁约的事件，更令人印象深刻。2019年，澳大利亚正式与法国签订协议，法国为澳大利亚建造并出售十二艏常规潜艇。不料，仅仅两年之后，2021年9月初，国际社会上突然传出消息称：澳大利亚与美，英秘密进行了私下磋商，并单方面取消了与法国的购舰协议，改向美方购买核子潜艇。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怒批澳大利亚背信忘义。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也立刻被召回国，以示抗议。由于购舰协议的当事者的官方身份以及协议内容的政府许可性质，这凸显了澳大利亚在国际条约关系上可鄙的失信行为。
 
     相对于这些美西方国家的失信行为，中国表现出了可贵的中华文化风格。孔子说：“人无信不立“。遵约守信是深入中国人血脉中的崇高价值观。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国际关系的准则，在美国的带头反对下，历经几十年才被联合国与绝大多数国家接受。但是，在最近几年间，中国的外交态势有了明显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陆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一带一路”的主张，很快就在2017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及同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北京高峰论坛之后，得到联合国和绝大多数国家的接受。
 
     这种接纳中国主张的速度提升，主要是源于世界各国逐渐看到了中国信守承诺的表现。多年来，中国一直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作遵循不易的国际关系准则，认真地实践了。因此，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更可以相信的伙伴或对手。
 
 
美国惯于违反国际法上的“诚信原则”

     ​美国拒绝签署、加入某些有益国际社会的公约，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人们无话可说。但是加入了条约却拒绝履行义务，这就有悖于国际法的诚信原则了。

     例如：美国签署了《国际劳工组织宪章》（ILO Constitution）是国际劳工组织 185个和会员国之一，理应认真接受《国际劳工组织宪章》的拘束。但美国只批准接受了国际劳工组织189个公约中的14个；并且和缅甸一样，美国只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8个核心条约中的2个。美国利用其国内的程序手段，摆脱了对于《国际劳工组织宪章》的拘束。这就违反了1969《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七条关于国内法与条约之遵守的规定。该条文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此项规则不妨碍第四十六条。
 
     此外，美国作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缔约国，却一再拒绝遵守该条约义务。例如在Leal Garcia v.Texas, 131 S.Ct.2866 (2011)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罔顾美国的条约义务，拒绝死刑犯与本国领事官员面谈的请求。此案受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严厉批评，认为美国在2003年Avena案中已经因相同的理由，被墨西哥控诉违反上述《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胜诉，国际法院也已经于2004年判决美国败诉。然而，美国却仍然违约如故，完全不予理会。
 
     1969《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六条（条约必须遵守）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 这该是常识级的国际法。但是，除了上述案例，美国对于1975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以及2011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处理态度，也如出一辙：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全名《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之公约》，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后，1975年3月26日生效，有效期无限。公约一共有183个缔约国，包括中国在内。近二十多年来，绝大多数缔约国都主张按照公约的设计，加紧谈判一项旨在全面加强公约，包含核查机制的《议定书》。但是，美国一直独家阻挡《核查议定书》的谈判。美方的理由是：生物领域不可核查，国际核查“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和商业机密”，有利于“工业间谍活动”。
 
     但让人费解的是，当中俄等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提出谈判《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也被美国独家阻挡。美国的理由却是：“条约草案没有包括核查条款”。
 
     可见美国自相矛盾的理由，根本不是其内心真正的理由 --- 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霸权心态。
 
     其它在国际安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美国这种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的作法屡见不鲜，也已经严重影响了现有军控和防扩散体系的有效性。例如近年备受关注的2010 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问题。
 
     1969《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还包含有“不得利用国内法达到违约目的”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国内法与条约之遵守）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此项规则不妨碍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六条（国内法关于缔约权限之规定）则规定：一、一国不得援引其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表示为违反该国国内法关于缔约权限之一项规定之事实以撤销其同意，但违反之情事显明且涉及其具有基本重要性之国内法之一项规则者，不在此限。　二、违反情事倘由对此事依通常惯例并秉善意处理之任何国家客观视之为显然可见者，即系显明违反。
 
     此处再思考一下前述的2011年Leal 案以及2004年Avena案的ICJ判决，美国如何惯于违背诚信原则的不当国际法作为，就更加清楚明白了。
 
 
诚信原则是强制规范中的强制规范

     在法律语境下，所谓的“诚信原则”，必然是要求当事方忍耐一定程度的困难（hardship），而能拒绝背弃信任，坚持履行本身的允诺。诚信原则早已是一项全球文明国家所共同实践的“习惯”，也是大家共同接受的“一般法律原则”。这一原则一再反映在各国的司法“判例”，并且早已包容在各国最知名公法学者所提出的“学说及理论”中了。
 
     《国际法院规约》（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与第二款规定：国际法院的法官在依照国际法做成判决时，必须按照这一条文适用相关的国际法。简言之，依照其重要性的顺序，国际法的渊源就包括了：条约、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判例及学说。
 
     此处我们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的“一般法律原则”，例如《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又例如行使债权、履行债务，必须依照诚实信用的方式为之. . . 等等。这些都是”各个文明国家”所接受的法律原则，可以被国际法院的法官当作国际法来适用。
 
     然而，美国在定义“一般法律原则”时，并不采用“各个文明各国”这个说法。美国用的是“各个主要法律体系（major legal systems）”。换言之，美国认为有些国家的法律实践经验不足以认证一般法律原则。至于哪些国家的法律系统是“主要法律系统”？这就给美国容留了很大的选择考量空间。其实，这一点也很能突显出美国的霸权心态。
 
     从上述《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来看，同条第一项的规定不妨碍法院经当事国同意，“本诸公允及善良（ex aequo et bono）的方式”来做成裁判。也就是说，在没有第一项所列述的各种国际法可被使用的情况下，只要当事国同意，国际法院的法官可以本着天地良心，以无法之法来做成裁判。那么这里所谓的“公允善良”，在语意上能够違背“诚信”的含义吗？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没有“诚信”的成分，哪来的“公允”及“善良”呢？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即便在没有法律可适用的情况下，诚信原则都会是一种人性的底線。除非人类不存在了，否则，无论有没有法律，诚信原则都是不可动摇的人性价值。
 
     由此看来，“诚信原则”实际上，已经成为是一项比强制性规范（peremptory norm / jus cogen）更加强制的规范。
 
     顺便解释一下：“依循公允善良”与“衡平法律原则”(equity as general principle of law / equitable principle of law) 不同。后者也与英美衡平法（equity）作为一个门类的法律不同，而是一种只讲究“全面考量所有相关因素” 以做成决定的程序方法原则。
 
美国在中美关系中的违法作为：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诚信原则”都是国际司法必须适用的国际法的强制规范（ peremptory norm / jus cogent）。无论有没有条约的约束，当事方都要遵守“诚信原则”，才符合国际法；而所有的“条约”也必然要遵循这一原则来履行，才能符合国际法。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绝对法）抵触之条约）的规定：如果在缔结条约时就容忍放弃了“诚信原则”，这样的条约也根本是无效的（自始无效，绝对无效），完全不能成为有任何效力的国际文件。
 
     此外，《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五十三条条文的后段，还为“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给出了一个清楚的定义：”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由此观之，《联合国宪章》中有关使用武力的限制，仅允许因自卫或集体使用武力的原则，就是一般公认的国际法强制规律。这种规律是允许更改的，只不过是需要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而已。
 
     由于“诚信原则”在逻辑上，如同前述，除非人类人性消亡殆尽，否则是无法更改的，因此“诚信原则“应该是比一般”可以被更改的“国际法强制规律，更具强制性的强制规范，堪称jus cogen中的jus cogen。
 
     现在美国在中美双边关系中，一再玩弄语言文字游戏，背弃了相关的《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等成文的国际条约，这是对国际法诚信原则这一强制规范的违背。中国有必要把这一事实说得更加清楚明白。
 
     当然，国际社会也是不断变化的。法律上“诚信原则”的例外，就是“情势变迁”。但是，这一例外的外部边界势必要够清晰，才能维护“诚信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强制规范价值。对此，1969《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界限：美国显然没有因意外而“不得不”终止或退出中美之间各项条约的理由。这点从美国政府的一再口头声称：自己没有支持台独的立场来看，也就明白了。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不但规定了“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而且还规定了“不得利用国内法达到违约目的”的法则。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美国的作为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违法行为。
 
     即使我们退一万步，绝口不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按照国际法院（ICJ）与诚信原则的适用案例，以及英美合同法中诚信原则的两种实践规则：口头证据法则 （Parole Evidence Rule）与反诈欺法（Statute of Fraud），美国在中美关系中的作为，也是无法被接受的违约、违法行为。
 
 
结语：

     人们总说；危机就是转机。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是如此。在美西方一些国家长久以来的操弄之下，当下的国际社会已经是一片七零八落的丛林。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的公开发言，都证实了俄乌战争的起源，其实就是《明斯克协议》的被西方恶意毁弃。而今俄乌两个人民，死伤枕籍，血流成河，令人浩叹不已。
 
     ​我们不禁要问：
人类到底需要怎样的国际社会?
   --我们需要一个从天摇地动到稳定法治的全体社会。
世界到底需要怎样的领导大国?
   --世界需要一个能摒退利益收买，放弃霸权思想，以诚信立威的领袖国家。
 
     中国不能向美西方学习错误的国际法霸权思维。相反地，中国要以智慧和耐心与美国继续周旋下去，逐渐让全球人民看清国际法与诚信原则的价值。一方面藉以融化美国的霸权意志；另方面创造出中美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新局面。“以诚制霸”该成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柔性竞争的底色。实现之路，蜿蜒险阻，但我们确实有着不能不努力以赴的理由。

傅崐成博士，现任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大陆、台湾、俄罗斯仲裁人。曾任台湾国代、立委、行政院顧问、教授。

 
      2月6日，中國的海監船用激光照射菲律賓前往仁愛礁送補給的船，造成船上人員暫時失明，從而引起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南海風波。我們才發現，原來，從1999年開始，菲律賓就有一艘破船擱淺在仁愛礁，至今已二十多年，船上有7至12人不等留守，而菲律賓軍方每隔一陣子送食物和用品到船上，維持這些人的生命。這些人呢，生活異常艱苦，每隔幾個月輪換一次，目的就是維持菲律賓在該島的存在。這次，因為美國要在南海搞事，使得菲律賓突然有了膽氣，要跟中國叫板了。

      菲律賓是一個相當奇葩的國家。1986年，一個叫作“人民的力量”的群眾運動推翻了貪腐，親美，公開槍殺政敵的馬科斯專制政權。當時的老布什總統用專機把馬科斯全家接到夏威夷避難。馬科斯去世後，他的夫人，曾經當選世界小姐的伊美黛，帶領她的兩位女兒和一位嬌生慣養的小兒子回到了菲律賓。健忘而不計舊怨的菲律賓群眾熱烈歡迎他們的歸來，雖然菲律賓政府一直到今天還在追討他們家存在瑞士銀行裏的40到50億美元的臓款。在其後的幾十年裏，他們一家繼續享受着榮華富貴的生活，以及人民的熱愛：一位女兒當選為眾議員，另一位美麗的女兒成為電視主播，而得到母親和姐姐們悉心照顧的小馬科斯，小名蹦蹦（Bong Bong），前後當選為省長，參議員，并於去年，更上一層樓，當選為總統。

       雖然說菲律賓名義上是實行全民普選的民主政體，言論也還算自由，可是幾乎所有政論者都知道，它是一個由大約30個政治世家掌控了全國政治生態的國家。2016年，應當說中國國運昌盛，南部的一個小政治世家，素來反美的杜特爾特，脫穎而出，當選了總統。他的勝出整個打亂了美國精心策劃的，在南海搞得沸沸揚揚的南海仲裁案。杜特爾特否定了美國慫恿其前任阿基諾弄出來的南海仲裁案，幫了中國一個大忙。杜是個硬漢，據傳他在市長任內曾經親自槍殺毒販子。總之，他是極端難得的第三世界領袖，敢於頂着美國的壓力，力挺中國。他曾公開叫板美國，說， 中情局，來殺我呀！搞得美國非常狼狽。

      可是，杜特爾特是菲律賓的異類，唯一一位從伊斯蘭教民占多數的南部大島岷達諾選出的總統。蹦蹦呢？他是北部大島呂宋島北部的一個政治世家的產物。菲律賓的政治是以政治世家之間的利益交換為基本運作方式的，去年總統大選，蹦蹦跟杜家南北結盟，杜的女兒薩拉把總統大位讓給了蹦蹦，自己選擇當副總統。蹦蹦上任之初，北京方面對他繼承杜的親中政策是抱有厚望的。今年1月，他首次出訪就率領了龐大的商業巨頭們到北京，受到北京方面的熱烈高規格接待。他不但跟中國簽訂了14項合作項目，並且說話得體，指出，中菲之間的南海島礁爭議要由兩國直接對話來解決，不容第三方插手，雙方并為此設立了特別機制。可是，一個月之後，整個劇情就發生了逆轉。

      必須瞭解的是，菲律賓的政治是沒有什麽原則的，政客的個人利益，家庭利益最重要，而社會壓力，國際壓力時常會影響政策決定。像蹦蹦這種被家庭和社會寵壞的人，個人意志力是很薄弱的。如果說菲律賓的政治生態有什麽比較固定的傾向的話，那麽這個傾向就是親美，連龐大的華僑社會也是如此。菲律賓被西班牙殖民300多年，後果是天主教成為最大的教派。接下來，美國殖民菲律賓近50年，使菲律賓徹底美國化。美國對菲律賓的影響是全面性的，即便中國再給予多少優惠，再怎麽示好，都是沒有用的。蹦蹦呢，絶對是一個見風使舵的人。2月間，美國防長訪問菲律賓，他就多給了美國4個軍事基地，加上原先的5個，一共9個，這4個基地都是衝着中國來的，兩個面對南海，兩個靠近臺灣。接下來他又率領了一個商業代表團去日本訪問，跟日本的板田相談甚歡，居然跟板田一個鼻孔出氣，說什麽菲律賓也靠近臺灣，如果臺灣有事，菲律賓也會受到影響！同時，他答應考慮美日菲三國的軍事合作。

      我們當然知道，這一切的背後都是美國，美國在一方面給蹦蹦壓力，另一方面又給他膽子，所以蹦蹦突然敢在仁愛礁蹦了起來，跟中國叫板。激光事件之後，2月12日，他召見中國駐菲大使，提出了抗議。

      這個事情不簡單。中國方面沒有別的選擇，必須強硬對待，改變蹦蹦的三觀。中國只有一招，那就是把菲律賓的破船拖走，立馬開始造島。仁愛礁的礁盤相當大，長達15公里，造島的潛力無與倫比。並且，它距離已經建好的美濟島才只有30 公里，距離菲律賓美麗而狹長的巴拉旺島才200公里，跟美國新要到的基地可以說是遙遙相望，地位非常理想。

      此外，菲律賓也在北邊的黃岩島蠢蠢欲動。這個黃岩島，礁盤有大約140 平方公里，它有一個巨大的瀉湖，湖裏漁產豐富，而它距離呂宋島的蘇比克灣也只有200公里，如果造島，將可建成一個小城市。必須瞭解的是，南海島礁，海水清澈無比，珊瑚礁更是絶美，除了軍事用途之外，更可以打造成旅遊勝地。

      ​2016年7月，就在仲裁案結果宣佈之前，中美海軍在南海對峙，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結果是美國的兩個航母戰鬥群向東撤出。其後，無論美國再怎麽自由航行，中國的美濟，永暑和渚碧三島，雄立於南海中間，對南海的控制已成事實。現在，美國在俄烏戰爭中分身乏術，卻仍然想把菲律賓，日本與臺灣推出來作為它的代理人，在南海搞事，可謂用心險惡。由於蹦蹦吃硬不吃軟的富家子性格，中國必須再次以實力壓制美國，斷絶蹦蹦個人以及在這個地區的所有國家和地區，斷掉他和它們依靠美國勢力搞事的念頭。造島是一個理想的辦法，因為造島雖然是採取主動，但是并不具有攻擊性，它挑戰菲律賓，及其背後的美國，看它們敢不敢動手阻擾。如果動手，那就是它們先動手，中國可以據理還擊。這應當是應付當前菲律賓的最佳手段。同時，這也間接給予俄羅斯一股東西呼應的助力。
             
 
 

      去年9月26日，一件舉世震驚的事件發生了，那就是由俄羅斯天然氣公司與德國，法國和瑞士等歐洲的能源公司合資建造的，從俄國通往德國的兩條天然氣管道，北溪1號和2號的四條管道，三條被徹底炸毀。（北溪1號已運行10年，北溪2號建好之後尚未投產就遭到美國施加壓力，迫使德國停止審核。由於有炸彈未爆，所以有一條管道仍然可用，但是沒有被使用）。炸毀的地點靠近丹麥和瑞典的水域，而管道的構造極其堅固，世界上只有少數高科技國家有能力將其在水深260英尺的地方將其炸毀。
      
      非常奇葩的是，美國的幾個大媒體，素來以客觀標榜的大媒體，在第一時間就傳達了美國的官方信息，指稱多半是俄羅斯所為。 這就很令人困惑了，因為俄國天然氣公司擁有這些管道51%的股權，並且管道是俄國的搖錢樹，它還掌控了管道的開關，它完全沒有自殘的理由。

      接下來，也很奇葩的是，瑞典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束後宣佈，不能宣佈調查結果，因為它太敏感！素來以言論自由自許，並且強調政府政策透明的西方政府在這件事情上表現的是言論不自由，信息不透明。毫無疑問，它不是擔心得罪俄羅斯，它顯然不願意得罪的是美國，因為它正在申請加入北約。

      如果我們用美國推理小說最喜歡用的一句話——“追隨錢的去路”（follow the money）——來進行推理的話，那麽，有能力並且有動機炸毀管道，而且可以從中獲利的國家有兩國，一個是美國，一個是挪威，兩者都擁有豐富的天然氣，只是價錢比俄國的天然氣貴。炸毀了管道之後，歐洲的天然氣價格大幅度飆升，這兩國賺的是盆滿鉢滿。

      其實，美國內部，如一個極右派智庫Cato Institute 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系名教授薩克斯（Jefferey Sachs），都曾指出，這是美國主導的行動。可是，大家需要的是證據。今年2月8日，西門·赫什（Seymour Hersh）,一位以深挖政府機密為職志并多次獲奬的記者，曾經於1969年在《紐約客》揭發越戰期間在米萊村發生的大屠殺事件而聞名於世（美國大兵在軍官凱里指揮下，屠殺了500多名村民，包括婦女與兒童），已經85歲的他，在其部落格(seymourhersh.substack.com)中發表了他的調查報告，標題是“美國如何毀掉北溪管道”。他從最初的計劃，到實際運作，到參議院中極右派議員的鼓勵，到挪威軍方的直接參與，詳細描述了整個炸毀管道的過程。

      他說，主持這項爆炸計劃的是白宮安全顧問蘇利文，參與者包括國務卿布林肯和副國務卿紐蘭，中情局，軍方和財政部。在俄烏戰爭爆發前兩個月，蘇利文主持了第一次籌劃會議，他們指定由美國海軍設在佛羅里達州巴拿馬市的潛水和打撈中心負責擬定計劃，因為該中心隸屬海軍，不需要經過議會審查。去年6月時，炸彈已經安置在管道上，一直到3個月之後，拜登才下達了炸毀的命令，以至於一個管道上的炸藥沒有被引爆。他說，挪威海軍非常熟悉當地海域，在這項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2月7日，也就是在俄烏戰爭爆發前三周，當着當時到訪的德國總理索爾茲，拜登回答記者的問題時說，“如果俄羅斯入侵，那就不會有北溪2號的存在，我們會終止它。“也就是說，他其實在那時已經把話說明了，只是，那時大家都不知道，整套計劃早已經在擬定之中了。

      為什麽要炸呢？赫什提到一句最關鍵的話，那就是，“只要歐洲繼續依賴由管道輸入的廉價天然氣，華盛頓就擔心，像德國這樣的國家就不會心甘情願地向烏克蘭提供擊敗俄羅斯所需的經濟和武器的支持。“

      在他的報告發表之後，他接受了德國媒體的訪問，表示對《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編》沒有充分報導他的報告表示遺憾。這也不難理解，這兩份歷來受到讀者仰賴信實報導的報紙近年來已經成為政府的喉舌，親近民主黨，跟親近共和黨的福克斯有綫電視台唱對臺，失去其獨立性，尤其是在這次俄烏戰爭中，兩份擁有光榮獨立言論歷史的報紙已經成為拜登的啦啦隊。
      
      這也就說明，美國的上層精英充分瞭解，現在是國難當頭，團結一致的時候了。儘管一般吃瓜群眾還不瞭解當前局勢的嚴重性，可是精英們知道，如果這場戰爭輸了，美國以至於整個西方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炸毀非常有利於自己盟邦的管道，切斷俄歐之間日益緊密的經濟合作，雖然是極端不靠譜的下三濫行動，可是，狗急跳墻，如果德國仍然依戀俄國廉價的天然氣，退出這場拜登主導的戰事，那麽整個西方陣營就會瓦解。沒有西方的全力支撐，俄烏戰爭必然以失敗告終。
      
      管道被炸，德國吃了一記當頭悶棍，大企業紛紛出走，經濟前景堪憂，可是，它怎麽辦？緑黨掌控的外交和國防部門就像是美國派遣的第五縱隊，根本不顧德國的本國利益而站隊美國和拜登祭出的價值觀。索爾茲只能做到就是獨排眾議，訪問中國。

      ​但是，拜登如此不靠譜地霸陵盟友，早晚必然會付出代價的。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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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概都聽到過下面的言論：烏克蘭輸的最慘，俄國第二，歐洲第三，只有美國是大贏家。表面上看，這個說法好像沒錯：烏克蘭全境都在挨打，缺水缺電，生活艱難，婦孺逃難，壯男戰死，戰況未定，前途渺茫；俄羅斯孤軍奮戰，軍隊傷亡嚴重，同時飽受制裁之苦，經濟下滑；歐洲被美國牽着鼻子走，送武器它們有份，廉價石油和天然氣沒門。只有美國，遠離戰火，軍火商和能源商賺的盆滿鉢滿。

     問題是，美國也未必好到那裏去。許多人忽略的是經濟學裏的一個概念，那就是機會代價（opportunity cost）。舉例：你有100塊錢，去投資股票，可能大賺一筆；放在銀行，可以小賺利息；到餐館大吃一頓，可以大快朵頤；但是，如果你把這100塊錢放到點燃的蠟燭上燒掉，那你就失去了賺大錢，賺小錢，或者享受美餐的機會。這就是機會代價。

     美國，歐盟和其他國家，凡是向烏克蘭提供的武器，彈藥，政府開支，人道主義援助，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現實地看，烏克蘭將沒有絲毫償還的能力。這就是說，美國提供的據稱700億美元的援助，歐洲以及其他國家提供的可能高達200億的援助，以及今後將不得不繼續提供的援助，都將成為機會代價。這筆錢本來可以用於修橋鋪路，造福民生的，現在被戰火燒了。美國軍火商和能源商賺到的錢，不是烏克蘭的錢，是美國政府的錢和歐洲人的錢。它們大賺，可是買單的是美國和歐洲。美國政府其實沒有這筆錢，它是舉債弄來的。

     ​當然，美國是霸權國家，它的機會代價通過美元，有一部分讓世界上所有持有美債的國家分擔了。這就是為什麽中國在大賣美債，連日本和英國等盟邦也在大賣美債的原因。它們並不願意分擔美國機會代價。長久下去，美元的地位必然弱化，終於會失去在全世界依仗美元頤指氣使的能力。所以，美國也不是贏家。真理是：戰爭沒有贏家。只有不參戰的國家才是贏家。

     世界面臨了一個新的歴史轉折時刻，美中關系也面臨了嚴重的危機。 美中因爲“意圖的誤判”發生衝突將是世界最大的災難，要避免它就必須了解美國亞太戰略的邏輯，建立互信。 本文重溫尼克森1967年10月在外交事務期刊的文章，瞭解他在1972年開啟美中關系正常化的思想背景，他的觀點在今天仍然有借鑒的意義。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美國的東亞政策的根本目標到今天還是相當一致的，那就是：1.地緣政治上，避免任何當地強權的出現，維持中、日、俄的平衡。 2.美國建國時的反歐洲，特別是反英國帝國主義的思想，確保東亞的商業利益不被歐洲老牌帝國所獨佔。 3.推廣意識形態的影響，包括基督教的傳播，和美式民主的教化。

     對日戰爭勝利後，美國寄望於國民政府可以做為美國在亞太區域美國利益的代理人，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以及韓戰的爆發打破了美國的佈局。 美國開始把中共看成是與蘇聯一様的敵對勢力，必須構築第一島鏈來遏制共產勢力的擴張。 由於台灣在第一島鏈的重要位置，美國的對台政策就是防止台灣成爲一個敵對美國的中國的一部分。

     1952年美總統大選之後，艾森豪上臺，拉拔了既年輕又以反共著稱的尼克森當副手，艾森豪擔心共黨勢力襲捲中國，亞洲相繼出現「骨牌效應」，因此1953年11月8日，當年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森以美國總統艾森豪特使身份首次訪台，目的是要讓老蔣安心，美國會「保證台澎安全」。 受到蔣介石熱烈歡迎，5天訪台備受尊崇，除受特殊禮遇進住士林官邸外，並與老蔣共同校閱國軍。 尼克森返回美國後，美台果然因形勢需求重新緊密合作。 1954年末美台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艾森豪向國會發表諮文，要求授權總統必要時「得使用美軍，確保台澎安全」，此即著名的「台灣決議書」，台灣正式納入美國東亞反共島鏈戰略環節，從此確保了台灣反共基地角色。

     在經歷過1960年總統大選的失敗，及一系列政治挫折後，尼克森明銳的看到美必須走出因深陷越戰泥潭而造成的政治和經濟困局。 1967年10月他在外交事務期刊發表一片非常有遠見和有深刻戰略意義的文章“Asia After Vietnam”，一篇許多人廣爲引用，卻未必讀過的文章。 該文清晰的勾勒出他的超前的觀念和視野，也預示出他未來的亞洲和中國政策。 這些觀念在今天仍然有意義。

     他認識到“亞洲正面臨下列關鍵性的轉變：1.亞洲區域主義的出現; 2.亞洲經濟體的迅速發展; 3.對所有舊主義的不滿，這些舊主義長期囚禁了許多心靈和許多政府。 非共產主義的亞洲政府正拋棄過去的先入為主的學說和教條的束縛，尋找有效的解決方案。 “ 這些事態發展 為美國的政策提供了一系列非凡的機會，美國眼光必須不再局限於越南。

     他指出更多的亞洲人傾向於通過合作行動尋求亞洲人解決亞洲問題的方法，而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大國，爲了美國的利益和理想都推動必須向西穿越太平洋，不是作為征服者，而是作為夥伴。  爲了避免另一場世界大戰，就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來避免核大國之間的直接對抗。 核子大國間的衝突也許無法消除，但可以通過制定地區國間的防禦條約來減少可能性。

     美國人必須認識到並非所有的亞洲政府都符合西方議會民主的理想，因爲西方的高度複雜的政治制度是經過許多世紀才能發展起來，對其他擁有不同文明傳統、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的國家來說西方制度可能不是最好的。 重要的是，這些政府是否有意識地、有目的地和有計劃地朝著更大的自由、更富足的社會、更廣泛的選擇和更多的民眾參與政府決策的方向邁進。

     他指出任何關於亞洲未來的討論最終都必須集中在四個巨人各自的角色上：印度，日本，中國，和美國。 日本是闗鍵，日本人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它必然不會滿足於二戰後所強加於他們身上的限制，而且日本要承擔在亞洲的更重要任務就必須修改日本的和平憲法。

     他強調美國的任何亞洲政策都必須面對中國的現實。 放眼長遠，美國決不能永遠把中國排除在國際大家庭之外。 在這個小星球上，不可能讓十億可能最有能力的人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中。 除非中國改變，否則世界不可能安全。 因此，在美國能夠影響事件的範圍內，美國應該是引导中國的變革。 要做到這一點，就是說服中國，它必須改變輸出革命，而讓中國認識到它自己的國家利益需要轉向解決自己的國內問題。 這意味著將中國拉回國際社會——但作為一個偉大而進步的國家，而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在不背棄歐洲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擁抱東方，塑造一個太平洋共同體。 這必須是一個有目的、有理解和互助的共同體，在加強經濟的同時協調軍事防禦; 一個擁抱亞洲力量作為對抗中國圖謀的共同體; 一個日本將在其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與其作為世界經濟大國的主導地位相稱的共同體; 一個美國在行使領導地位時保持克制的共同體。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三分之一，人與變化之間的偉大競賽將是：控制變化而不是被變化控制的競賽。

     他看到了機會也對美國百姓承諾「用光榮體面的方式結束戰爭」，贏得了1968的總統大選成爲了美國第37任總統。 由於中蘇關系的迅速惡化及1969年的珍寶島軍事衝突，蘇聯企圖對中國實行核打擊，而在世界大勢上美國也感受到蘇聯的壓力，這些客觀的形勢加快了尼克森和毛澤東的和解速度。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點30分，美國總統尼克森乘坐的“空軍一號”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開始了尼克森的名言“改變了世界的一週”。 尼克森及夫人走下舷梯，尼克森主動的向前去迎接的中國總理周恩來伸出了手，彌補了1954年日內瓦會面時，當時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的無禮行爲。 周恩來說“你的手伸過了世界上最遼闊的海洋。

     1972年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爲未來幾十年的美中合作關系奠定了基礎。 在《上海公報》中，雙方以坦率和現實的態度列舉各自對重大國際問題的不同觀點，肯定了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 《上海公報》強調，雙方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美方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 雙方相信，兩國關係正常化不僅符合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而且會對緩和亞洲及世界緊張局勢作出貢獻。

     ​在臨別的答謝宴上，尼克森再次強調，“我們有巨大的分歧，使我們走到一起的，是我們有超越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 我們決心不讓這些分歧阻礙我們和平相處“，”我們每一方都有這樣的希望，就是建立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具有不同制度和不同價值標準的國家和人民可以在其中和平相處，互有分歧但互相尊重，讓歷史而不是讓戰場對他們的不同思想作出判斷“。 充分反映了尼克森的寬廣的國際觀，也奠定了此後穩定的美中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