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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四十年前元月發表了它的第一次的"告臺灣同胞書",習近平主席為了紀念這個特殊日子,在元月二日也發表了一份"告臺灣同胞書"。

習的文告內容和中共以前發表過的"告臺灣同胞書"有其一貫性,也就是說有點老調重彈,譬如:"民族復興國家統一,乃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心所向";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一個中國的原則不容動搖"等等,筆者對習文告中的老調在此不再作文章,筆者在讀完習文告後要指出的是文告突顯出的一些新意。

1.他在文告中,放下姿態,要邀請臺灣各黨派,各行業的有識之士來共商如何兩制的方法,展現了他會充分吸收臺灣各界的意見和照顧到臺灣同胞的利益和感情.奠定了溝通的基礎是和平協商,和平統一。

2.習文告中特別對金門,馬祖倡議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的四通,更倡議要在當地區與大陸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的三化,讓金門馬祖的同胞先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同時爲臺灣同胞指出了一條自求多福的光明大道,這段話可以說是十分高明。

3.習近平在文告中對兩岸青年寄予厚望,因為青年人是國家未來的希望,歡迎臺灣年輕人到大陸追夢,築夢,圓夢.如此這般,臺灣的"天然獨"自自然然變成了"天然統"。

4.雖然習近平在文告中對臺灣同胞的真切呼喚,真誠相邀,真情實意,一覽無遺,但對於臺獨逆流則發出了斬釘截鐵般的警告"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臺獨分裂分子,絕非針對臺灣同胞"; 習近平在文告中對臺獨份子的警告使筆者想到了唐朝魏徵所說的那句名言"樂盘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打獵前先驅趕獵物三次後才行動,給臺獨份子充分警告後才動手,也算是仁至義盡了吧?

由習近平的文告中,可以看出他的對臺政策軟的更軟,硬的更硬,他呼籲臺灣同胞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大家來商談如何兩制?為臺灣前途指出了一條光明坦途.無奈台臺灣領導人蔡英文為了向臺獨勢力靠攏,立即表態拒絕,臺灣前領導人馬英九也表態說統一時間還没有成熟,一個臺獨民進黨,一個獨臺國民黨,兩相唱和,把習的一番善意置之不顧,兩岸關係會不會繼續這樣下去永遠沒有統一那天呢? 筆者答案是否定的:

1.習近平有宏大的統一全中國的大志,他肯定能在他的任期內完成大業。

2.未來十多年內,中國GDP必將成為世界首位,到時候美國將無力阻止中國統一的力量。

3.臺灣島內某社團,最近對三十五歲以下的年青人作了一次民意調查,在統一和獨立的選項中各以 34%持平,打破了"天然獨"的神話,相信未來幾年這個選項將更向統一的方向偏升。

4.東西德,南北越都是經過長時間分制,統一卻在旦夕之間完成,韓國瑜翻轉高雄民意也不過幾個月時間,筆者相信臺灣未來十多年內必有高人出現帶領臺灣與習大大簽訂政治協議完成和平統一.筆者在此奉勸臺灣的一些政客們,識時務者爲俊傑,臺獨己經是罈中之鼇,毫無前途可言,要乘此習主席對臺談話之際,勇敢爭取發言先機,為臺灣人民謀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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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文告,在"兩制"中特別強調"一國"才是重中之重,逼民進黨露出牠們的不要九二共識的臺獨尾巴,也逼國民黨不能再以"一中各表"來做牠獨臺的摭羞布,表示習要在解決兩岸政治問題上採取主動;相信在習主席的主導下,必有許多"西瓜偎大邊"的政治精英將會在臺灣爭相呼應,在不戰能屈人之兵的情況下,讓兩岸走向和平,走向統一!
 
 
 

                                            
孟晚舟在12月1日於加拿大機場轉機時被扣留，當時她正要去墨西哥。扣留原因是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命令，美國將會要求加拿大將孟晚舟引渡回美國受審。
 
我無意在這篇文章中去說是非，因為我也不知道真相。 筆者想談談，在大陸，華為到底是什麼樣的公司。雖然華為已經是目前全球頂級的通信設備廠商，但這家公司到現在都沒有上市，完全都屬於任正非一個人的。網上傳言任正非只擁有1.4％的股權，所以不能上市云云，完全是以訛傳訛，搞錯了這個數字的來源。
 
任正非在經營華為的時候，做了一個了不起的創舉，他把手上的股權利益，讓出了98.6％給華為員工，自已只保留了1.4％。所以，在華為工作，真的是為自已工作，只要公司好，所有員工都好，華為員工的向心力很強，也對華為的成長和發展特別關心。一個敢給的老闆，創造了一個敢拼的通信商業帝國。
 
任正非的這種經營理念，用的是共產主義的思路，企業的所有收益，都是工人階級努力生產的結果，所以資本主應該把收益中的最大比例還給工人階級。
 
任正非是個真軍人，不貪財，不愛享受，違法的事情不做，用的全是他賺來的錢、因為華為夠大，這1.4％的收益，足以讓任正非全家族的人過得非常好。而他對子女的教養和要求相當嚴格，從沒聽說他的下一代有什麼仗勢欺人的地方。
 
他不愛出名，很低調，不介入政治，也不沾政治，政府怎麼規定，他就怎麼做，這是他讓中國很多企業感到撓頭的原因，這樣子也能把企業發展到這水平，怎麼可能？在中國，不倚賴政府，不搞人脈，基本上是難以生存的。但任正非硬是做到了，從華為建立的第一天起到今天，他幾乎沒去參加過什麼造勢宣傳的商業活動，也沒聽說什麼政府主辦的政績大會讓他出席，低調低調再低調，這就是任正非的做人原則。
 
華為不上市，所以沒法用股票市場狙擊或用資本市場武器攻擊它。在法律上，在西方商業上所熟知的所有資本武器上，你都拿華為沒什麼辦法。
 
華為的骨干員工是出了名的難挖角，除非他們想走，否則，金錢攻勢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們都明白，沒有任何一家企業出得起比華為更高的薪酬，除非是付出了不合理的薪水，那更不能走、因為不持久。想一想，公司賺的錢，都分給員工了，而且是按成果，按付出分，這樣的分法，每個人拿到的，基本就是企業合理分配的上限。
 
至於到處謠傳的有高官暗股什麼的，我就只能呵呵了，這家企業神奇之處就在這裡，這麼大，沒有任何官員有興趣，還是因為那個該死的98.6％制度。這個制度不能改，一改，華為就崩，誰都知道。跟任正非去搶那1.4％的肉屑？太不划算。這樣一來，華為簡直就是個全身都是骨頭，刮不出半兩肉的老骨頭棒子，花老大力氣去伸手，什麼油水都賺不到還要搞的一身腥，那個官員是白痴？還好華為也很讓中南海省心，不要政策也不惹事，一幫子員工也安頓的妥妥貼貼，比富士康還讓人省心。既然這樣子，那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你繼續做中國之光，我到別處去搞。
 
 
也因為這種制度，華為根本沒法子上市，因為上了市，這個制度就無以為繼，股東不能分利潤，正常的董事會接受不了這種制度，這是一個和股票上市制度互相衝突的設計。股票制度的出現，其根本是為了保護出資者，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精神。而華為的共股制度，出發點是工人階級，基於生產者全拿的出發點，這是很烏托邦的做法，理論可行，但真要嚐到甜頭的股東放棄絕大部份收益，真的很難。
 
 美國老喊著華為是間諜企業，是中國政府的代言人，是中國政府全力支持和扶持的紅色企業，只要稍稍瞭解華為的人就會覺得好笑, 台灣人應該最清楚，科技產業這種沒法完全靠政策發展的行業，不是政府想扶持就扶持得起來的，台積電也是靠良好的管理制度創造出了今天的全球地位。政府當然也會有政策扶持，但主要還是這類企業有一套好的，激勵人心的制度才能達到全球頂級水平。
 
今日華為的成就，是大陸民企業結合了共產黨理想的一個特殊案例，前無古人，我想後面也無來者、因為任正非的做法太挑戰人性了。
 
真正瞭解到了華為的人，是不會相信華為需要去做那些歪七倒八的事情，因為在華為的管理體系裡，這種事情瞞不了，也沒法子瞞、因為華為的內部管理對自已人是非常透明的，否則大家怎麼分這98.6％的錢？有一部份對內部不透明，就沒法讓人相信任正非沒有私心，這制度也一樣要崩。這種公司，國安單位也沒有去要求配合的想法，因為沒法保證這種事不外洩。華為員工對自已公司的機密是會保密配合，因為事關自已切身利益，對國安單位的要求，那就一切照人性來，甚至，會拒絕，因為這種事危害華為整體利益。
 
講到這裡，很多人會覺得在大陸，中南海或是官員無所不能，但我之前部份文章裡說了，在這裡還是要再次強調，並非如此。中國共產黨執政有個至高原則，任何事違背了這原則，絕對不允許，這原則就是〞維持中國共產黨治權〞。用大陸話來說，就是〞維穩〞。當一個民企大到華為這樣子，只要華為不作死，基本上沒有什麼政府單位想要去動華為，因為代價太大，會動搖國本，只要還有理智，沒有人敢對華為瞎伸手。
 
從很多財經新聞裡應該就可以明白，華為今日的規模，影响力已經輻射到全世界，連台灣都要大受影響。因為華為的成功，是大背景加上華為人自已的努力而實現的，不是任正非利用人脈或是利益交換取得方便而成功的，所以華為在中國的腰桿子算是很硬的。要華為做事，是要拿事實，講道理的。不敢講沒有什麼配合國安的行動，但這個配合的程度，和蘋果，谷歌配合美國政府是相同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不會像美國宣傳的那樣誇張。
 
寫這篇文章，內容其實並不特殊，在大陸科技產業內算是常識性的知識，筆者寫出來，不是什麼洞見，只是想讓對大陸比較陌生的人做個更正確的瞭解，免得人云亦云，寫出來的東西讓識者噴飯。
 
編者按:本文取材自"老保釣閒話家常" , 作者為 FAUST FU ,為適應版面, 在不影響文章原意下 , 略為修短 .
 

                                          
不单是通訊手机市场
 
也不是耽心情報洩密

真正的影响力，在於進入5G 的國家，其通訊方面的基礎建設，大大領先其他國家，資訊交換的速度超快，成本更低，大大提昇了国家在，生産，營運，研發，服務業，軍工等等各方面的兢爭力，综合国力大大超前。好此一個有網路的国家，和一個只用电話的国家，两者兢爭力大大不同。再者因5G新產生的加值型新産業，可能使金融，醫療，教育，運輸，物流等，産生另一波的革命性变化，進一步提高國家整体兢爭力。

以中国龐大的網路使用人口，及全球最密集的通訊設施佈局，5G的供应商必定是价格最低，功能最強的。其他通訊強国如不用中国設備，其通訊成本，效率比不上中国，代表這方面的基礎建設低於中国，相对也就影响整体的産業的兢爭力。但如用中国設備，又担心大数據(未必是机密情報)，被中国掌握，国家經貿信息，無所遁形，更失兢爭力而陷於两難。這两种情况，对於G7各国，是不可想象，難以接受的情况。
唯一可採的手段，就是設法拖延中国5G 進展，因此發生捕孟案，就不意外了。
21世纪是中國人的世紀，想不到是如此揭幕的，国人也不必沾沾自喜，多學習老祖宗 “天下為公” 的哲学思想，為人類命運共同体，多作貢獻，也許中国人的世纪，国運可以走久一点。

中國規則

               11月25日星期日晨，睡眼惺忪地到前院拿報紙，喫驚地看到，地上《紐約時報》第一頁上赫然印了四個中文字：“中國規則”！我立刻清醒了過來，自語：“怎麽了？難道《紐約時報》被土豪買去了？”拿回房間一看，才知道不是哪會事，原來它厚厚一曡的報紙裏還附上了一份整整20版的專刊（包括圖表照片），標題就是“中國規則”（China Rules）。從頭到尾恭讀了一遍之後，我覺得它譯文有誤，它的含義應當更近於一位被人詬病的北大教授所説的：“利害了，中國”。兹將專刊第一頁（見圖）的開場白翻譯如下：

”西方曾經肯定中國會崩潰。受政府控制的經濟會制抑成長。壓迫會窒息創造發明。互聯網是一種無法掌控的力量。新中產階級會要求發言權—--選舉。這些都被證明不實。中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并且可能不久就會超越美國。下面講的是它怎麽達到這一境地的故事。“

接下來，它深入淺出地報導了中國成功的故事：如何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國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經濟體，其論敘勝過絕大多數學者的言論；中國的高考——現代的科舉制度——以及它的普及化，使中國平民的上進之路遠比美國寬廣；中國向全世界的經濟擴張，加上軍事護航——特別是向亞非拉國家——包括鐵路，公路，油管和工廠等，使它的影響力遍及四海：飛速發展的互聯網，幾乎與美國平起平坐，而且覆蓋率更大；最後，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它正在發展出另一個聯係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體系。我不知道《紐約時報》早年是否曾經爲蘇聯刊印專刊，無論如何，這樣肯定中國的超級大國地位，非比尋常。據編者按說，它動員了全部與報導中國事務有關的工作人員，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編制出這份專刊。

莫干山上的群英會 

            專刊以莫干山上聚集的一批絞盡腦汁，探討中國未來發展的年輕知識份子作爲開頭，時間是1984年。那時改革開放已經運作了好幾年：農業已經開始向私有化過渡，許多高幹子弟已經作爲第一批留學生來到了西方國家，而且經濟特區已經開始籌建。可是，整個經濟改革的方案還沒有著落。山上聚會的人物，毫無疑問，應當被視爲籌劃中國過渡經濟體制的功臣。他們是許景安（該年出版的“關於價格改革的两種思路”的起草人），周小川，樓繼偉和王岐山。毫無疑問，《紐約時報》打探到，他們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奠基人物。他們的結論之一就是，讓計劃經濟繼續維持民生，然後開放市場經濟。這就是中國與蘇聯和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不同之處：中國走雙軌制，俗語稱之爲兩條腿走路，其他國家都走了西方專家開具的“一步到位”的藥方，結果它們遭遇到“一步跨不過的溝”，摔下去了。中國逐漸轉型的結果是，經濟能夠穩步前進，而私營企業的不斷擴大，配合了國營企業在全國範圍内的大規模基建，帶來了GDP的快速增長。

            當然，這中間有許多曲折和挫折。這些曲折和挫折就引起了西方從未停止炒作中國崩潰論。因爲，如前面開場白所説，西方學者相信，一黨專政之下經濟不可能繼續成長，也不可能創新發明；而且，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中產階級的民主訴求的巨浪將不可阻擋，等等。這些情況的沒有發生，或者發生了可是沒有嚴重到能夠威脅政治穩定和經濟成長的地步，是他們無法理解的。專刊中很簡短地提到了一位華裔政治學家，名叫洪源遠（Yuen Yuen Ang）。這位新加坡出生的學者於2016年出版了獲獎的《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一書，可以説震動了學術界，也解決了西方學者思想中的瓶頸。在某種程度上，她的論述可以説不但開闢了中國問題研究的新紀元，并且提出了新的現代化理論。

華裔學者洪源遠

      平實地說，這位洪源遠應當使哪些在美國一流大學教書，整天以比美國學者更懂得批評中國爲榮的大陸出來的學者，如裴敏欣和黃亞生之流，無地自容。爲什麽這麽説呢？因爲他們完全沒有能力從自己中國人的角度去理解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後的今天，一位新加坡的後進，肯到中國去，作實地考察，訪問了無數當事人，終於推翻了他們哪種從西方理論來誤解中國的錯誤認知。

      她說，西方學者一直在鷄蛋（制度）與雞（現代化），兩者之間哪個先哪個後的經濟發展二元論之間打轉。有些人强調，沒有好的制度（在絕大多數人的腦子裏，這是指民主制度）就不能現代化，所以要先建立制度。有些人則認爲，可以先發展經濟，然後由經濟發展來推動政治改革。這兩種主張基本上都是要求發展中國家（亦即制度與經濟都落後的國家）放棄它們原有的制度（可曾記得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曾經爲“全盤西化”和“中體西用”吵的沒完沒了？）。可是，制度轉型是極端困難的事。爲什麽不設法利用現有制度，讓兩者一起上馬呢？

我曾經在此提到過，這就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提出的“第三條路”，亦即從現有制度出發，一步一脚印地向前進。這就是洪女士根據她的實地考察開創的“共同演進論”（coevolution）。她發現，1978年以後，中國是遍地開花，一面發展經濟，一面改進制度運作，而且都是從實際出發，兩者互相影響。她說，既有的制度雖然脆弱，不健全，可是隨著經濟的改善，制度也會不斷適應，所以，兩者是互動的。這種互動和互相適應的模式可以解釋，中國爲什麽會成功。

我個人認爲，由於洪女士這本書，終於使中國崩潰論壽終正寢了。因爲，按照她的説法，中國的成功并不是什麽病態，以至於最後必然會歸於失敗，或者必須走向某一個”正途“，而是中國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途徑，它會繼續按照自己的發展邏輯前進。

新的轉折點

     洪教授於今年在《外交事務》雙月刊的5/6月一期又有一篇非常精彩的論文，題目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集權體制”，進一步説明中國的一黨專政和龐大的黨政結合的官僚體制有它自己的邏輯，很難讓西方學者歸類。她說，各層的官員，由於升官的考績中强調GDP，所以他們必須爲所管轄的地區的經濟負責，所以他們也兼具企業家的性格。她說，中國的官僚體制與西方的不一樣，西方的官僚體制是中立的，沒有自己的政治傾向，聽從選舉勝利的政黨的意旨來執行政策。中國的官僚體制是政治性質很强的機構，它被灌注了一些民主個性，是一個“問責，互相競爭和權力受到限制”的體制。她稱之爲“具有民主特色的集權制”。
她還提到，地方官員在促進本地的經濟發展的時候，他們也可以從中分紅。這是無比重要的觀察：地方官員有權利從他們本地的經濟發展的利潤中提成！這是補貼他們非常菲薄的薪水。所以，地方官員的財富并不是全部來自官商勾結和腐化！但是，也太容易導致腐化！各省之間，甚至各縣市之間，都在比GDP，都在競爭，比業績，比考績，要使他們各自管轄的地區勝過其他地區。官僚體制被賦予了經濟發展的任務，官員當然會跟商人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了。

所以，當我們聽到無數關於官員腐化的新聞，和對他們譴責的同時，也應當瞭解，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的經濟奇跡其實也是因爲有這種密切的官商關係才達到的。到了習近平上來主政的時候，這種關係在全國，全軍（早年軍隊，爲了養活自己，也准予經商）所造成的腐化已經汎濫成災。所以，中國目前又處在一個風口浪尖上了。它又面對著一個新時代，新考驗。

結語

應當說，中國的貪腐是這種“共同演進”的運作方式下的必然產物。它跟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地方的黨政機關的領導層跟地方上的企業有很强的共生互利的有機關係，這種關係并不僅僅是西方學者所説的“收租”關係，而是一種有能力促進經濟發展和分享利潤的關係。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迅猛，權力集中，所以貪腐積纍的速度和嚴重性也是非常驚人的（根據洪教授的説法，特別是在九零年代以後）。2013年，當習近平接班的時候，他碰到的就是這個他所謂的“亡國亡黨”的貪腐問題，所以在他上任後的五年間，被查處的官員，從上到下，數目高達百萬以上。這裏非常矛盾的是，反腐會打擊官員的積極性，影響到經濟發展的速度，尤其其中有一部分利得是原先准許的行爲。

更重要的是，習近平的反腐政策也遭遇到極大的阻力。由於不敢積極對抗，所以阻力主要是消極的抵制和套匯跑錢。據報紙上摘取瑞士投資銀行UBS的資料顯示，2013年，從中國跑掉的金額是3，240億美元，2014年則高達6，760億美元，加在一起已經接近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一年GDP的十分之一。2015年可能更多。當然，其中有相當部分是合法的域外投資，留學和旅游，不過，極爲龐大的數目中有相當部分是貪腐所獲則是不爭的事實。新聞時常提到，跑錢的大人物包括李嘉誠，王健林，吳小輝，肖建華，郭文貴以及海航等，小人物則不計其數，并且不一定都是貪官，可是顯然都感到：政策要變了，走爲上策。2015年，某些高幹和他們的白手套，很可能勾結了外國投資公司，從習近平生日哪天起，大規模地做空股市，政府打救行動都幾乎招架不住。這是從消極跑錢到積極對抗，張狂到極點。正因爲如此，習近平反腐的規模也反到外國來，而對外匯的管制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嚴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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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中國的制度又到了一個需要調整和適應的新局面了。十九大以後習近平把權力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有人甚至把他比作另一個毛澤東。我不覺得習的權力欲像毛那麽強，不過可以看到的是，他面對著非常嚴峻的矛盾，一方面經濟活動需要寬鬆自由的環境，激勵創造發明，而打破官商互利的現有制度和已經汎濫的貪腐，又需要集中權力，制定法律和嚴厲執行。到底這個問題怎麽解決呢？值得我們今後特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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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12月18日舉行了第十一屆會議的三中全會，會中否定了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爲綱，并且決定了以經濟建設爲其第一要務。所以，今年的12月18日是改革開放的第四十周年。

               對於老一輩的知識份子，這早已是常識。但是，儘管這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窮二白，整個社會幾乎分崩瓦解，到經濟突飛猛進，七億人脫貧，一躍而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可望在十年内高踞第一，可是，直到今天，國内還有許多公知不認同中國現在的制度。海外更多知識份子，動機各異，仍然希望共產黨垮臺，中國變天。所以，趁這個重要的里程碑時刻，且讓我們談談，爲什麽別的社會主義國家轉型都歸於失敗，而中國取得了震驚全世界的成功？這背後到底有什麽邏輯？

               大家都聽到過鄧小平的名言， 即不論黑貓白貓，能抓耗子的就是好貓。如果用官方語言來説，它就是“實事求是”。鄧小平是用這四個字推翻“兩個凡是”的。現在説起來，好像這沒有什麽了不起，可是在當時，它是兩條路綫鬥爭的核心。鄧揮舞起這金光閃閃的四個大字，拒絕跟哪些死硬派爭論“姓社”還是“姓資”的無聊問題，把中國從僵硬的馬列毛教條的深淵中解救了出來。就憑這一點，他已經夠偉大了。不過，這衹是他的起點。

               改革開放當然也包括思想的解放，所以知識份子開始討論時政了。思想禁錮了三十年，一旦解放，他們非常自然地又回到了五四年代的老問題，那就是：到底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呢？還是走西方民主的道路呢？經歷了種種磨難，中國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走了三十年，可是最後是徹底失敗了。怎麽辦？無數知識份子，包括一些黨内精英，都認爲沒有別的選擇，衹有改走西方民主的道路。根據我個人接觸到的當時從大陸來美的留學生，這是他們的共識。他們想要知道的是：如何使中國走到西方民主制度的道路上來？

               我認爲，這裏才是鄧小平最偉大的貢獻。他認爲，制度不能改變，如果改變制度，中國又會亂成一團，那就永無翻身之日了。怎麽辦呢？無他：必須走“第三條路”！什麽是第三條路？那就是根據自己本國的客觀條件，尋找最適合自己發展的途徑，即便是前途茫茫，衹能摸著石頭過河也要契而不捨。對中國而言，第三條路就是高舉四個堅持。其實，其他三個堅持都是説説而已，衹有一個堅持是真，那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制度不變，政策變，所有政策要以發展經濟爲目標。

               這并不是說，制度完全不變，而是說，主導中國命運的共產黨的權力和統治結構不能改變，而制度内的許多部門和權力分配應當隨著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改變。計劃經濟不靈了，所以必須把它弄活。第一件要做的就是放權讓利。在國營企業穩住基本供需的情況下，在左派仍然不停掣肘的情況下，他老人家開始“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也就是推動市場經濟。在農業方面，先解散人民公社，重新拾起劉少奇1962年推行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產到戶），然後容許社辦企業。社辦企業是向私營企業前進的第一步，它的成功也衝擊著國營企業，逼迫它們重視成本效益和盈虧。經濟特區的建立導致對農民執行了幾十年的嚴格且極端不公平的戶口政策開始鬆動，准許農民到城裏打工（雖然還是二等公民，近來又有更大地放鬆）。既然要講求成本效益，那麽國企必須裁員，美其名爲“下崗”，學生從農村中解放出來之後也需要就業，於是乎就有了個體戶，小本經營的商店，逐步建立起私營企業，規模由小而大。到今天，涉及互聯網的私營企業已經成爲全球性的大企業。當然，所有法律規章也必須適應這些現實而改變。生活習慣也多樣化了，現在人難以想象，當年最時髦的是墨鏡與口紅。文化活動也活躍起來。不知道哪一年開始的，鄧麗君風靡了全中國。

            鄧小平接受習近平父親習仲勛的建議，建立了四個經濟特區，并以減稅的方式吸引香港和東南亞華僑的資本。最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深圳了。它由一個衹有幾十萬居民的小漁港變成今天人口接近一千五百萬人的大都市。由於它沒有戶口限制，所以全國各地的闖將都向它集合，使它成爲最具活力的城市。要記得鄧小平曾經讓百萬士兵解甲歸田，結果其中大部分都被送去深圳搞建築，是他們的血汗換來深圳的飛速成長。經濟特區的建立和迅速擴大是參考了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而由於中國的體量巨大，由這個起點它發展成爲世界工廠。今天回頭看，好像這些都是那麽順理成章，而其實它們都是經過嚴峻鬥爭和億萬人努力的結果。

            前面提到，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對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民主制度充滿了憧憬。改革開放之初，社會秩序陷入混亂，思想無所適從，尤其是在向市場經濟過渡所實行的雙軌制，給黨官僚們帶來了巨大的貪腐空間，同時也導致無數的知識分子認爲，中國必須實行民主。黨内也有同樣的期望，包括趙紫陽和他的年輕智囊們。他們對鄧小平的第三條道路，缺乏信心。六四的悲劇由此而生。幸運的是，它沒有帶來中國的崩潰，否則中東的悲劇早就在我們的神州大地上爆發了。

               就在這個“第三條路”還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的時候，經濟卻强勁發展，那是因爲許多下崗的工人和一大批對前景感到渺茫的年輕人唯錢是問，敢闖敢幹。相對於改革開放之前的嚴密管制，那可以説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時代，也是一個笑貧不笑娼的時代。其實，衹有這樣狂熱地追求金錢才能打破仍然相當封建的共產黨統治，給社會帶來了生機。對於犯罪行爲的汎濫，小平同志喊出了“嚴打”的口號，在各個地方殺了不少人，社會開始收斂，法律規章逐步加强了約束力。可是，國企仍然是個大問題。朱鎔基解決了三角債的問題之後，終於使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貿組織。加入以後，中國就擺脫了美國每年捉弄中國一次的所謂最惠國待遇，而國際間貿易的規則也規範了中國的企業。中國的經濟運作才真正地跟世界挂鈎，逐漸走上正軌。可以説，自那時起，“中國模式”乃逐漸成型。

               什麽是中國模式呢？見仁見智，各有説法。我認爲，它至少包括下面幾點。第一，大家熟知的，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什麽大事呢？高鐵，公路，航天，造橋，造壩，造船，開闢港口，强化軍事能力和南海造島等等。可以看出，這些大事所顯示的是全方位發展，這是二。爲什麽能夠集中力量地全方位辦大事呢？那是因爲第三，政府能夠通盤籌劃，集思廣益，爲長期有序地發展制定計劃，而不是急功近利。這就是一黨治國，中央集權制度的最大優點，它不是輪流坐莊，衹顧短期成效，爲的是爭取下次選舉的勝利。第四，先作小規模試點，成功就擴而大之，失敗就放棄。第四，講求速度和效率。第五，有能力砸大錢，不怕血本無歸，衹有這樣才能跟哪些已經主宰世界經濟的西方跨國公司打拼。

               回顧過去四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并不是一帆風順，而是不斷遭遇問題，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其間貪腐，濫用職權，勾心鬥角，官商勾結，營私舞弊的事情所在多有，受到傷害的人也不在少數。至少我個人認爲，像中國這樣，能夠急起直追，或者彎道超車，在短短四十年裏獲得那麽驚人的成績，是絕對值得我們興奮和給予無窮的點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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