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應當說，對於中共第二十大，非常遺憾，出現了胡錦濤被強扶離場的事情發生，引起全球熱議。所有反中的自媒體都撿到了槍，把視頻鏡頭拿來一張張的分析，甚至嘲笑。那幾分鐘視頻也上了西方的各大媒體，證實了西方人原有的成見，即中共是個極權國家，內鬥遮蓋不住，暴露在全世界人面前。

    其實，真實情況沒有那麽複雜，胡錦濤確實有老人病，他被扶持離場跟權力鬥爭沒有一毛錢關係。在發現海外產生了巨大負面猜測後，一位記者公佈了胡休息後又回到原位的視頻，釋去一切疑團。胡錦濤一直被認為是一位沒有背景，憑藉自己的努力，得到鄧小平賞識而登上大位的總書記，為人正直，不濫用職權，十年任期一滿，裸退，被贊為“高風亮節”，最後觸發的惡意宣傳，對他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破壞，實在遺憾。

    真正重要的是習近平選拔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務委員，以及他宣讀的工作報告。這些人和這份報告將引領中國向將來邁進。今後五年，或者十年，成功還是失敗，都會記在習近平的帳上，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大權在握，十四億人的命運操在他的手中，他將向中國的歷史負責。

    在大會開完之後，看到按照“七上八下”的慣例，應當仍然留在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強和汪洋兩位“溫和派”居然不在名單之內，而在上海封城時主持上海政務的李強將上位擔任國務院總理，對中國經濟前景感到悲觀的共識立刻普遍傳開，以至於國內和香港的股市猛烈下滑，連在美國的中概股也遭遇重挫。這也是令人遺憾的事。在美的老中們手上都持有相當一部分中概股，都遭受到資產損失。但是，只要繼續守住，相信前景仍然看好。

     因為，如果我們閲讀習近平在大會上宣讀的工作報告，就不應當那麽悲觀。第一，他并不預備打壓民企，即所謂的國進民退。他說，“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

     第二，他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標，但并不是要回到建國初期那樣的平均主義。他說的是“按勞分配，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制度體系”，並且要提高按勞分配的比例。

     第三，他仍然強調開放。他說，“我們施行更加主動的開放戰略，構建面向全世界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加快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

     其實，這些都是順着他目前已經施行的政策繼續前進，并沒有像許多西方分析師說的那樣，他要推翻鄧小平制定的改革開放政策，走回頭路。更基本的是，他仍然是按照鄧留下的長期藍圖推進，只不過走得更快一點，在2035年時要達到“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大幅躍進，人均生產總值要再跨上一個新的臺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比鄧的藍圖提早了15年。然後，在2050年，達到社會主義強國的目標。
 
     在二十大開完之後，他立刻帶領了另外6位常委前往延安朝聖，到當初舉行第七屆黨代表大會的會場去“不忘初心“。那是1945年4月，抗日戰爭進入尾聲（日本於該年8月投降）。為什麽要去延安呢？我們可以從習的發言看出。 他說，“延安時期，黨以頑強鬥爭精神和高超的鬥爭本領，有力開展了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鬥爭…全黨同志要發揚鬥爭精神，提高鬥爭本領，堅決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和挑戰…”。

     各位，這就是組建這個第二十大的領導班子的根本含義。這是一支習家軍，是一支準備戰鬥的隊伍。

    今年8月9日，拜登簽署了《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裏面的內容包括：向國內的芯片企業提供補貼，也向來美設廠的外國芯片企業提供補貼；在全世界範圍內禁止所有接受補貼的和使用美國芯片技術的公司向中國芯片公司提供任何低於14納米的高端技術和設備；禁止美國公民或持有美國緑卡的技術人員為中國的芯片企業服務。該法案公佈後，《紐約時報》的專欄評論家湯瑪斯·弗里曼寫評論說，美國向中國宣戰了！

     理由很簡單：在一系列制裁之後，覺得中國的芯片企業仍然沒有被打斃，拜登這次下了死手，要徹底窒息中國的芯片業的升級，就像美國當年對付日本一樣。10月18日，白宮又發表了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中指中國為“長期”威脅。11月2日，弗里曼又寫評論，說，雖然美國要為跟中國脫鈎負部分責任，但主要責任在中國。

    不論責任在哪一邊，現實是，美國這麽公開地，不按自由貿易的國際規則和慣例地打壓中國，至少可以追溯到2018年川普的增加關稅，和他的不斷加碼，以及拜登接下來繼續加碼，一直到今天。拜登已經把對付中國的非戰爭手段提升到冷戰結束後未有的高度。是在這個背景下，習近平組建了應對美國挑戰的領導班子。

     到明年3月，當人民大會認可了這個人事安排之後，李強將擔任國務院總理，實際操作應對美國的挑戰。因為上海封城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巨大損失，大家都責備李強。可是，根據英文網報Asia Times 的分析，大家可能錯怪了他。該報說，執行封城任務的是來自中央的副總理孫春蘭。李強從香港理工大學拿到商管碩士學位，在上海建立了經濟特區，並且吸引馬斯克到上海建電動車廠，對於促進上海成為中國最大的芯片企業中心，居功厥偉。所以，由於他將擔任總理而對中國經濟感到悲觀，很可能是誤判了。

     此外，這個新政治局的人事安排上也跟過去有所不同。它的組成包括許多專家，屬於技術官僚。例如有航天專業的馬興瑞，有核反應堆專業的李干杰，軍工專業的張國清，環境工程專業的陳吉寧，航天專業的袁家軍，醫學專業的尹力等。而且，政治局中有多位擁有博士學位，外國學位或外國名校的訪問學者，其中兩位曾任清華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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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白宮和美國國防部分別發表了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之後，布林肯邀請王毅通電話，向王澄清，美國無意跟中國發生衝突。什麽意思呢？意思是，美國要跟中國打科技戰，而不是要跟中國拼刺刀。顯然，中方對此一清二楚，習近平組建了一個團隊，就是準備跟美國打科技戰的。
 
             
              

     許多人，包括我的家人，對俄烏戰爭有一個直覺的看法：普京主動向烏克蘭發動侵略，以大欺小，恃強凌弱，還佔領烏克蘭領土，所以錯在普京。普京出身KGB，一般人都認為他冷酷無情，對他本來就沒有好感，而這場戰爭似乎恰好暴露了他的本性，因此人們的同情心普遍是在澤連斯基這一邊。以此推論，支持烏克蘭的美國和北約，也被視為站在正義的一邊。如此，道德責任應當由誰負，一目瞭然。

    基於這個認知，任何其他的論點，如：美國2014年在烏克蘭搞了顔色革命，製造出親美政權；北約不肯停止東擴，被俄國認為威脅到它的安全；烏克蘭撕毀了俄烏之間的明斯克協議，不斷向尋求自主的東部兩州發動攻擊，等等理由，就變得無足輕重了。因為，從非常根本的道德立場，普京就是錯的，俄羅斯就是侵略者。

    因此，在討論其他各方的道德責任之前，我們首先承認，普京必須承擔俄烏戰爭的道德責任。但是，我們知道，儘管大批逃避兵役的俄國人出走，可是在整個俄烏戰爭期間，直到今天，80%左右的俄國人是支持普京的。他們認可普京的特別軍事行動，為什麽呢？這是因為普京說，他採取行動的主要理由是：1，東部兩州的人口大多數人為俄裔，他們自2014年以來就一直受到烏克蘭政府軍和納粹民兵的攻擊，死傷慘重，俄國有責任給予保護；2，烏克蘭要加入北約，而北約會把導彈部署在它的境內，可以在8分鐘之內打到莫斯科，直接威脅到俄國的安全。他要求北約停止東擴，但是遭到北約拒絶。也就是說，對普京，這不是道德問題，這是俄羅斯和俄羅斯人的安全問題。

    各國的政治領袖排列優先事項時，國家安全一定是排在首位的。我們都熟悉美國是以什麽理由打壓華為的，因為它說華為威脅到美國的安全。相比之下，北約東擴對俄國安全的威脅絶對遠遠高於華為對美國的威脅，即便華為的5G真的能算作威脅的話。所以，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普京要為他入侵烏克蘭承擔道德責任，另一方面我們也理解，比起美國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大規模制裁中國，以及其他國家，普京持的理由更加充分。    

     在國際關係中，拿道德說事的大概只有教皇和一般老百姓，因為它不是政治領袖考慮的因素。但是，為了獲得人民的支持，或者得到國際間的同情，他們會利用宣傳機器，宣傳他們如何如何佔據了道德高地。事實上，各國的優先次序是安全，經濟利益和地緣政治。國家安全更高居所有考慮之上。

     以國家安全作為理由，普京發動了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西方指控他的戰爭是“選擇性的戰爭”, 意思是，可打可不打。那麽，如果我們以同樣標準評價北約的東擴呢？豈不更是可擴可不擴嗎？那麽，為什麽拜登一定要東擴呢？東擴引發了戰爭，那麽他要不要承擔道德責任呢？

     拜登要東擴是基於地緣政治，目的是削弱俄國，和強力撕裂歐洲與俄國之間的合作。為了制止東擴，普京於2021年底在烏克蘭邊境部署了十萬大軍，同時直接向北約發出警告，要求北約停止東擴。拜登與澤連斯基都拒絶了他的要求。

    談到道德責任的時候，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當事人必須具備作出獨立選擇的能力。拜登和澤連斯基顯然都具備這個能力。拜登可以選擇停止東擴，而澤連斯基可以選擇中立。他們沒有作出這樣的選擇，所以他們也應當為他們的選擇承擔道德責任。

    北約的其他29個成員國的政府首腦，在美國的壓力下，很可能不具備作出獨立選擇的能力。雖然他們被動地參與了戰爭，但是對他們本國的公民的福利而言，他們沒有負起道德責任。

    承認了普京應當承擔道德責任之後，接下來讓我們討論一下拜登的道德責任。在俄羅斯於2月24日發動攻擊之前，拜登曾經發出嚴重警告，說，如果普京攻擊烏克蘭，他不會出兵，可是他會跟北約國家一起，對俄羅斯進行最嚴厲的制裁。也就是說，他作出了一個決定，決定不接受普京停止東擴的要求，選擇對抗。普京的要求是提給北約的，而拜登的回答是，北約拒絶他的要求，可是他強調，北約不會跟他正面對抗，北約只支持烏克蘭——一個沒有被北約接受的國家——跟他打！

    這其實很奇葩。他的意思是，俄國可以打烏克蘭，但是，如果它真動手，那麽美國會制裁它。也就是說，烏克蘭得先挨打！這就產生了道德問題了。他必須為挨了打的烏克蘭人的生命承擔道德責任。

    許多論者指出，這是代理人戰爭。拜登是預謀把烏克蘭當作犧牲品，拿他們的生命和正常生活的權利作為代價，來削弱俄羅斯的國力。也有論者指出，拜登不但不是消極地接受澤連斯基想要加入北約的意願，而是積極鼓勵他加入北約。在普京發出了警告之後，他依然這麽做，這就是陷烏克蘭於戰亂，挖了個大坑，埋葬烏克蘭人。這就更罪加一等了。

    在2月24日前一週，拜登在電視上公開指出，普京即將向烏克蘭進攻。他也把這則消息親口告訴了澤連斯基（澤沒有向烏克蘭人宣佈）。如果要避免戰爭，這應當是最後的機會。如果道德上的考慮是首要的話，那麽，拜登理應勸阻澤連斯基，不要加入北約，保持中立。這樣，如果澤連斯基發現美國不支持他，那麽他多半會選擇中立，而不會選擇獨自對付俄羅斯，烏克蘭就不至於落入今天這種悽慘的局面了。

    當然，我們都知道，拜登沒有勸架，他反而在拱火。戰爭開打之後，他更是不斷運送武器，擴大戰爭的慘烈性。為此，他非常不道德。但是， 他的道德責任還不止於此，因為他一方面在烏克蘭拱火，另一方面他對俄羅斯進行極限制裁，可是他的制裁範圍並不僅限於俄羅斯，他的制裁範圍極大，其實是針對了全世界所有國家，他的制裁傷害到全世界絶大多數人的利益——他們的糧食需求，化肥需求，能源需求，自由貿易需求——等等，而這些人完全與俄烏衝突或者俄美衝突無關，可是卻承受到重大損失。傷及無辜，這才是拜登應當承擔的最大的道德責任。

     下面就輪到澤連斯基了。他是喜劇演員，而實際上他為烏克蘭帶來了浩劫，也是本世紀最大的悲劇。他有沒有道德責任呢？當然有，並且極大。他是猶太裔。猶太人出了一位弗洛伊德，也產生了無數一流的心理學家，因為他們似乎具有一種超越一般人的自我反思能力，特別擅長於挖掘自己的靈魂。如果澤連斯基承繼了任何這樣的反思能力，而他居然把烏克蘭引領到這場浩劫之中，我覺得，除了自殺以謝國人之外，他真的是別無選擇。

     最近，因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不太順利，所以普京換將，任命號稱“末世將軍“的蘇洛維金為總指揮。這位將軍名不虛傳，接任之後立刻發動了對烏克蘭全境的持續轟炸，炸毀發電廠，水廠，公路等基礎設施，嚴重打擊了老百姓的生活。澤連斯基乃公開抱怨，說俄羅斯要把烏克蘭”從地球上抹掉“。這暴露出，他原來早就知道俄羅斯有能力徹底毀掉烏克蘭。這就是問題的核心了。第一，既然他知道，拜登已經表明，美國和北約不會參戰，只會在烏克蘭挨打之後制裁俄羅斯，他為什麽還不立刻宣佈中立，避免讓烏克蘭成為拜登地緣政治的犧牲品；第二，他既然知道，俄羅斯有能力把烏克蘭從地球上”抹掉“，他為什麽口口聲聲說，他會收復所有失地，烏克蘭會取得最後勝利？這樣，他促使烏克蘭人民作出無謂的犧牲。

     他應當知道，芬蘭和瑞典在1948年就跟前蘇聯訂約，宣佈中立，而兩國數十年來跟前蘇聯和現在的俄羅斯和平相處，在全世界的幸福指數榜上一直名列前茅。芬蘭還跟俄羅斯緊鄰，邊境長達800英里。這是說，保持中立並不是可怕的選項，并不會使烏克蘭人民生活在恐怖之中。如果澤連斯基答應讓烏克蘭保持中立，那就沒有這場戰爭。作為總統，為了烏克蘭人民的安全，他為什麽在獲得拜登的預先警告之後，還拒絶跟普京和談，為什麽不宣佈中立？

     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機構的資料，烏克蘭外逃的難民高達1300萬，其中逃到歐洲的將近1000萬，其中90%是婦孺。在2014年宣佈自主的東部兩州（現在已經加入俄羅斯）,人口約850萬。數據顯示，烏克蘭原來的人口約為4100萬。現在，考慮到已經在戰爭中死亡的軍人和平民，烏克蘭境內（不包括已經被并入俄羅斯的地區）的人口已經不到原先的一半，而且剩下的大多數是被禁止出國的壯丁，和不願離開家園的老年人，能夠生育的婦女，和能夠成為生產力的兒童，留下的非常少。也就是說，無論這場戰爭如何結束，烏克蘭已經國將不國了。

     還應當考慮到發電廠，水廠，公路，橋樑，居民公寓等等，都被炸得稀爛，它們需要多少錢和多少年才能修復？還有，按照美國的法律，美國援助的絶大部分武器和物資都算是借貸給烏克蘭的，是將來需要償還的。試問，澤連斯基，或者他的繼任者，拿什麽去修復家園，拿什麽去還債？

     澤連斯基居然被西方媒體熱炒為民族英雄！真是匪夷所思！他儼然擺出一副號令天下的姿態，風頭出盡，卻把自己國家的人民和資產糟蹋到萬劫不復的地步。至少我認為，澤連斯基不但愚蠢至極，被拜登忽悠到烏克蘭國將不國，並且應當為俄烏戰爭承擔最大的道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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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兩岸關系及中美關系持續惡化，有發生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聯電前董事長曹興誠8月5日召開記者會宣布捐出30億元，盼用於加強台灣全民國防教育，以及反制中共對台認知作戰。曹先生透過媒体的傳播分享了他的觀念，但是如果變成台灣的政策，將是災難！

曹興誠的小是

    這裡的“小是”沒有貶義，是指他個人事業上，修身禮佛等許多方面的成就。 他勇於分享他的政治看法、重新恢復中華民國國籍、捐出30億台幣，顯示他不只是說說而已，而是用具體行動展示他的言行一致性。 這比台灣一些在位時利用職權盡量撈錢，一旦有難準備逃之妖妖的人士，更是難能可貴。 我絕對尊重他表逹意見的權利，然而，也必須指出他的一些錯誤的宏觀性結論（大非）。

大一统不是中國的災難

    爲了突出統一的災難，他從收藏文物的角度，強調先秦的藝術很燦爛，而大一統後就腐爛了。 這個結論是非常片面的、主觀的，經不起考驗的。

    世間萬物，包括民族和國家，都逃不了從出生、成長、興盛、衰落到滅亡的過程。 一個成功的生命就是能夠透過不斷的自我改進、吸收養分、而延長壽命。 沒有秦漢，就沒有統一的中國，也就沒有漢民族。 沒有這個緣，就沒有今天的曹先生。 中國長期以來就不是一個西方概念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共同文明的結合體，所以，中國屢次被少數民族政權統治，但是文明沒有中斷，而只是不斷的注入新的血液，這個歴史事實就証明了中國的大一統是成功的！

    春秋戰國時期開始中國迅速的從落後於西方到領先西方，主要的原因是：1. 科技的迅速發展，一個重要的發明就是生鐵鑄造技術，領先歐洲近兩千年，它迅速提高國家的生產力，給大一統提供了物質基礎。 2. 中國創造了獨特的管理制度，郡縣制和選賢與能的權力分享和制衡制度。 近代中國的災難源自清朝初期失去了進入工業革命的歴史機遇。

世界大勢總體不是走向分裂而是區域融合

    曹先生從兩個方面強調世界的趨勢是走向分裂：1. 從二戰後的歴史。 2.  認爲科技的迅速進步加速分裂。 這個結論不全面，也不嚴謹！

    不錯，二戰後早期的大潮是許多被老牌歐洲殖民主義國家控制的亞非地區獨立了，誠如曹先生所指出聯合國的會員國增加了好幾倍。 然而，這只是歷史長河的一個短期觀察。歐盟的建立，和美國從早期的鬆散的合眾國到今天強大的聯邦政府，都是合的體現。 華人，甚至許多東亞人，都知道《三國演義》第一回：“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這才是歴史的大規律。

    科技的進步必然導致獨立和分裂嗎？科學發明主要是靠個人的創造力，但是要形成有效的生產力，就需要整合成爲更大的集團，因爲規模才能促進效益。 曹先生的半導體行業不也是如此嗎？ 分分合合不斷地發生，但是從宏觀角度看，融合是趨勢。

    從更大的國際角度看，科技的發展讓世界變得更小，區域經濟整合正在全球各地發生。 但是分的因素也存在，美國正企圖在半導體領域和中國分割。

兩國論只能害台，九二共識才是正途

    曹先生反復強調“不能講一中，兩國論才能保護中華民國”。 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真正面對歷史，同時要釐清華人觀念上的國與今天國際公認的國之間的不同。

    歴史事實就是兩岸現狀是中國內戰的延續，所以不存在主權的問題，因爲中國主權從來沒有分裂過，而僅是治權分裂。 在中國傳統意義上這是兩個國，然而今天國際上所認同的國家概念，用在中國身上就是“天下”，兩岸直到馬英九任期都認爲天下只有一個。 今天世界上所有國家，也都承認中國這個“天下”整體，所要選擇的是誰代表這個“天下”。 事實上是絕大多數的國家，包括美國都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這是一個政治現實。

    九二共識的事實就是：「海峽兩岸均堅持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而九二共識的核心精神在於兩岸談判時雙方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已達成共識，雙方在事務性協商時，對「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可以不討論。
九二共識說白了就是大陸和臺灣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也就是主權沒有分裂，但是承認有兩個政治實體，我們要努力謀求國家統一。 至於怎麼統一，可以暫時擱置，我們集中精力逐漸交流開放，先解決一些事務性的問題，回應兩地人民的需求。而過去卅年台灣人民也受惠巨大。

    當時為什麼能達成這個協定呢？ 必須回到那個時代的背景。 從大陸的角度看，蘇聯東歐共產政權垮了，大陸正在尋找新的發展路線，在經濟上爭取台灣的参與，也希望抓住老一代的民族感情縮短兩岸的距離，走向統一。 從李登輝的角度看，他的根基未穩，希望買時間逐漸執行他獨台的路線。 從美國的角度看，它是唯一的超強，希望和平演變中國。

    結果是大家都買到了時間，都受惠，但是中國更是最大的獲利者！ 當美國發現中國成了最大的威脅，台獨感到時不我與，所以都企圖改變現狀。 但是能做到嗎？

    從2018年以來美國對中國實行除了戰爭以外的全面打擊措施，但是中國没有屈服，反而中國的整體國力和國際影響力更強大。 鷹派人士企圖改變台海現狀必將導致美中關系的立即破裂。 這不符合美國現在的利益，因爲美國內部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分裂，外部是俄烏戰爭長期化的挑戰，如果與中國翻臉，美國無法承受三面作戰的後果，更不可能獲得人民的支持。

    拜登理解到挑戰中國底線的危險，9月21日他在聯合國大會明確的宣示：“我們不尋求衝突。 我們不尋求冷戰。 我們不要求任何國家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夥伴之間作出選擇。 我們謀求維護台灣海峽兩岸的和平與穩定。 我們仍然致力於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該政策維持了四十年的台海和平。 我們繼續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

    中國也需要和平的環境繼續全方位發展，除非台灣觸碰反分裂法的底線，中國不會發動戰爭。 中共廿大報告清楚的宣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在此基礎上，推進同臺灣人民就兩岸關係和國家統一開展廣泛深入協商，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這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廣大臺灣同胞。

    台灣島內的最大共識就是維持現狀，兩國論不可能帶來和平，而去中國化只能帶來災難，九二共識的非常寬鬆的未來一中條件既不改變現在的既有美台和兩岸關系，而且保留對未來一中安排的廣大空間，是符合美國、大陸和台灣利益的最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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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如果還在日本手裡，就還是農業社會，因為日本一直有「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所以台灣不可能有：台積電 聯電 中鋼 台船 華航 長榮 ⋯⋯，種香蕉和甘蔗就是現在台灣大部分人的生活。

    台灣人也不可能大學生滿街走，因為台灣人在台灣只能上師範學校和農業學校，工業則只能上到專科，只有學醫科能上到大學，其它科系要到日本去讀，有幾個人能供小孩到日本上大學呢？

    台灣是殖民地，不可能有民主自由，因為要是有民主選舉，就有獨立出去的可能，所以言論自由和民主制度在台灣都是不可能。台灣人要當官也最多只能幹到里長，因為沒有選舉，再上去只能是官派的日本人。當兵也只能幹到士官長，因為培養軍官的日本士官學校在台灣不招生。

    台灣在日本統治下的人民所得最好的時期也只有日本人的50%，壞的時候則只有25%，在完全沒有工業的情況下，現在的台灣人民所得還是日本的50%就不錯了，也就是現在的一半。

    這就是如果台灣還在日本統治下的結果。
 

    過去一段長時期，由於歷史原因，港人一般存在錯誤理解，以為法治只有西方的一套最好，西方的法治才優越正確，國內沒有法治，只有人治。建國初期百廢待舉，文革時期犯下錯誤，我們要從歷史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因為一切事物都在發展的過程中，例如不能夠以1840年的眼光來看今天的中國。從清朝到人民共和國，法治環境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推翻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帝制，人民當家作主。中華民族在這個過程中，特點是不斷糾錯，發展和進步。 日新又新我常新，不少人老是拘泥於中國昔日的落後，抹殺過去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和發展進步，尤其是無視過去十年的飛躍進展，那是極大的誤導，主觀上迷信西方，客觀上否定中國。

    法治概念，屬於公民教育的基礎知識，高中畢業生應該已對法治有基本認識。大學一年級生完成通識課程後，更應該對法治有正確理解。各大學的法律學院，應該對普通法，習慣法，成文法和大陸法等方面有完整的論述，不可偏廢。過去三年為什麼有那麼多香港年青人和學生以身試法，誤墮法網？ 關鍵原因之一，是因為對法治缺乏基本的認知。這方面教育界，輿論界和法律界責無旁貸，但迄今未見有深刻檢討。基層公務員隊伍更需要重新補修法治課，才不至出現不知法犯法，甚至知法犯法的現象。

    中國建國以來歷經不同階段，期間儘管曾經偏離曲折，法治始終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價值之一。自從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一直朝著邁向建設和完善法治制度這個方向走。法律範疇分為民事和刑事兩方面。刑事法律屬於公安，檢察和法院的範圍。公安負責偵查和拘捕，檢察負責搜証和提控，法院負責審理和判刑。公檢法的系統不斷改善，更由於搜證方面有嶄新的方法（包括基因檢測），近年有不少過去誤判的錯案都有糾偏和翻案的例子。在民間社會，更廣泛更重要的法治，其實是民事法律的應用多於刑事法律的阻嚇。

    新中國第一部民事單行法是婚姻法，1950年頒佈實施。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各個歷史時期，國家一直高度重視民事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建國以來，中國相繼制定實施了婚姻法和土地改革法等重要法律和有關戶籍，工商業，合作社，城市房屋，合同等方面的一大批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是新中國頒布的第一部法律。為何如此？因為婚姻和家庭是國家組織最根本的單元和元素，所以高度重視，優先處理。新中國第一部綜合性的民事法律是"民法通則" ，對中國公民在民事活動中的一些共同問題作出法律規定，是民法體系中的一般法律，1986年4月由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修訂通過，1987年1月起實行。

    從歷史上看，全世界各國的民法典有其發展過程，最初可以追溯到世界民法典的緣起，名為"十二銅表法" 。那是後世羅馬法典乃至歐洲法學的淵源。十八世紀的"巴伐利亞民法典" 是近代民法典編撰運動的開端。1804年的"拿破崙法典" 來自法國，是現代西方國家的第一部民法典，集近代歐洲法典編撰運動的大成，更是迄今為止施行時間最長的民法典。十九世紀初的德國民法典以其嚴謹周密，概括準確的法律概念和術語，宣告"公民社會" 時代主題的來臨。它的五篇體例模式（總則，債的關係法，物權法，親屬法和繼承法），對中國民法典體例產生極深遠的影響。一部中國民法典發展史，受到德法兩國民法發展的影響深遠，採用大陸法或成文法，有別於英國的普通法或習慣法。

    1898年，日本民法典頒佈。1922年，"蘇俄民法典"編撰成功並正式通過，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民法典。中國近代民法典編撰運動始於20世紀初。清末實行法制改革，"大清民律法草案"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1929年制定公佈的"中華民國民法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2021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完整的民法典正式實施。它和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息息相關，是中國法治規範的典藉，值得港人深度認識和理解，才不致人云亦云（認為美英的法治是最優唯一），視而不見（誤會中國的法治是劣質落後）。

    中國的民法典堅持六大基本原則，就是平等原則，自願原則，公平原則，誠信原則，守法與公序良俗原則，綠色原則。平等原則是人民在民事活動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自願原則是人民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按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或終止民事訴訟關係。公平原則是指人民從事民事活動應當合理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誠信原則是人民從事民事活動應當秉持誠實，恪守承諾。守法與公序良俗原則是人民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共秩序和良好風俗。綠色原則是人民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於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

    ​中國的民法典正式頒佈，經過長時期實踐經驗累積，是新時代國家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民法典內容分為七篇（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加上附則，總共有1260項，條文非常詳盡，標誌著中國正式邁進法治的現代國家。民法典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是新中國第一部以發展和建設為基調的民事法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它最重要的價值是保護公民的權利，要求國家的建設發展在立法，決策，執法及司法的過程中恰當地處理權力與權利的關係。民法典對權利的規定不僅是在人與人之間設定行為自由的界限，同時也為公權力的行使設定履責的邊界，認真對待權利和規限權力，不僅要求依法行政，同時要求依法立法，依法決策和依法辦案。總而言之，要尊重老百姓的權利，但並不意味著權利不受限制。為了公共利益，政府不但可以徵收徵用私人財產，限制公民自由，還可以徵收稅款。真正問題不是權利能不能限制，而是對權利的限制本身的理據在那裏。

    法治的正確體現，是在個人和社會之間設定自由的界限。自由的限度主要體現在目的的正當性。個人讓渡局部的自由，以確保公共社會有最大幅度的自由。公共利益是公權力限制個人自由的正當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目的的正當性或法定性，對生命保護和人身自由的限制，只能通過法律予以規定。對財產的徵收和課稅，也應通過法律規定，不得違法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也不得違法侵犯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等基本權利。還有就是程序的正當性，糾紛的可塑性，如權利人對權利的限制不服，應當允許其通過訴訟等途徑取得幫助。最後是補償的正當性，公正補償是對個別人財產權的規範，出於公共利益不能讓少數人獲益過多。

    總而言之，民法典對於保護公民權利和保障法治有極嚴謹的規範。例如有關人格權，除了一般規定之外，還包括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以至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法。

    民法典自從去年一月正式實施以來，估計在未來一段相當長時間，和民法典發展相關聯的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的任務將十分繁重。中國的法制改革和法治進步，永遠在路上。對於中國民法典的宣傳和普及，怎樣引起香港特區居民，尤其是年青一代的高度注意？大量工作，十分艱鉅。只有充分認識到民法典發展和應用的重大意義，才能夠更好地推動港人對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認同感，才能夠最終明辨中國和西方國家在法律觀念及法治實踐方面的相對差異和側重分別，孰優孰劣無絕對，謀求進步不停頓。這樣做，才能夠最終達致深思熟慮後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做到文化回歸和人心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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