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八日晚川普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當選為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川普首先要面對的工作便是組織新一屆政府，在明年一月下旬就職之前必須任命4000個以上的行政部門官員與幕僚。川普在競選階段曾表示對遊說組織及說客的極端厭惡，強調行政部門官員以及國會議員離職後五年之內不可從事國內遊說工作，高級行政官員離職後永遠不得作外國政府的說客。這個限制可能會讓聘人過程增加難度，到底誰會被選中，而誰又願意接受聘請？這不禁讓人想到美國著名的政治評論家、作者、教授 保羅.史崔特 (Paul Street) 八月二十八日發表的文章《It Takes a Ruling-Class Village to Staff the White House》，其中對美國政府行政部門的組成有深刻而精簡的描述。 他說到：

“荷蘭政治學家阿珀爾多（Bastiaan van Apeldoorn）和娜娜.蒂.格拉夫（Nana de Graaff）最近剛寫成關於美國總統如何選定關鍵決策內閣成員和高級顧問職位的所謂 “大戰略制定者”（Grand Strategy Makers， GSMs）一書，其中對美國第42、43、44任總統（依次為比爾.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的最高層30位白宮行政人員的組成有詳細的分析。他們研究的結果卻印證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概念：“現代國家的行政部門只是一個管理整個資產階級事務的委員會。”

奧巴馬的30 GSMs中，23位（超過70％）在被任命之前與111個公司有“頂級企業的隸屬關係” - 如執行總監，高級顧問或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這些官員離職後再回到華爾街金融機構或律師事務所，政府行政部門與華爾街之間就隔著一個旋轉門。

奧巴馬的白宮高級職位的精英包括蓋特納 (Timothy Geithner)，傑克.盧 (Jack Lew)，彼得.奧斯澤格 (Peter Orszag)，沙拉渣爾（Ken Salazar）和湯姆.多尼倫 (Tom Donilon)。蓋特納先被花旗集團主席魯賓 (Robert Rubin) 提拔為紐約聯儲銀行董事，然後出任奧巴馬的首任財政部長。他目前的職務為華爾街私人股權投資公司，華平投資（Warburg Pincus）的首席執行官。

傑克.盧在接替蓋特納為財政部長之前，是花旗集團投資事業部的首席運營官，專管高風險和複雜的私人交易。
奧斯澤格離開奧巴馬的預算管理主任職位後成為花旗集團主管全球銀行業務和金融戰略副主席，現任拉撒（Lazard）投資銀行副主席兼執行董事。

美國前勞工部長賴克（Robert Reich）曾說過：“奧巴馬政府對那些在金融風暴後收受政府救助資金的銀行沒提任何苛刻條件，也沒有起訴任何一個華爾街頂級高管， 看來這都不是巧合。”

最好的旋轉門榜樣便是魯賓自己，他是蓋特納和奧斯澤格的導師。他主持高盛，然後掌管花旗集團，他還一直是“華爾街智囊團”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FR）的副董事長，後來成為克林頓的首席經濟顧問和財政部長，是放寬金融管制的總設計師，直接促成了 2007 - 2009年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花旗集團是放寬金融管制的直接受益者，又是造成聯邦政府在金融危機後因救援銀行而遭受巨大損失的罪魁禍首。

這種由金融寡頭的菁英組成的白宮人員組，並不是奧巴馬的專利。小布什的30 GSMs中的21人，和克林頓30 GSMs中的18人都一樣。

在整個過去三任總統任期這些GSMs所代表的資本主要是金融業，並以壓倒多數為“跨國資本”。

川普和華爾街的關係如何？財政部部長已定為史提芬.穆紐慶（Steven Mnuchin），此人曾在高盛任職十七年，之後短暫地為索羅斯基金工作。2016年3月紐約時報披露他為董事長時的OneWest 銀行牽涉多起被質疑的房產收回（foreclosure）訴訟案中，其中數起由OneWest 支付數百萬美元了事。

商務部長之職將落在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 身上。此人為華爾街的大投資人，是 W.L. Ross投資公司的創始人，本身亦為億萬富翁，是川普競選活動時的關鍵經濟顧問。

川普的白宮總戰略顧問一職將是史提夫.班農（Steve Bannon)。此人於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高盛任職，負責公司併購業務，其後與高盛同事成立班農公司專門併購影業界公司。

還會有其他華爾街人員加入川普團隊嗎？不論如何，川普說過官員及國會議員離職後五年不可以作說客，但卻沒提這些官員、議員離職後直接去相關公司任職的任何限制。這是否意味着政府與金融界之間的旋轉門依然運轉着？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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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美論壇社評論員 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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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經合組織 (APEC)第二十四次領導人利馬會議於11月20日成功閉幕。 這次會議彰顯了美中領導角色的互換：相對於奧巴馬因為TPP的前景暗淡而淪為背景，習近平提出積極的共同建設、互信、包容、合作、共贏的亞太夥伴關係為環球貿易協定指出新方向，得到占世界人口的40%、經濟總量的57%、貿易總量48% 的參加峰會的各國領導人的一致支持。 代表台灣參加會議的宋楚瑜先生應該深有感觸，希望他能如實的跟蔡英文反應，不要揣著金鑰匙討飯，將台灣帶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造成中美態勢逆轉的表面原因是川普的當選和他將重新檢討美國以往的“全球化政策”和他堅決反對 TPP的立場。 然而，就像我四月十日在台灣中國時報“中華紐帶不能斷”一文所言，這是過去數十年“西方價值觀”的畸形推廣所造成的必然反彈。 時代造就川普，但是如果沒有他也必定會有其他的“川普”，川普必將影響時代，要預測他對两岸的影響，必須瞭解他及美國所面臨的挑戰。
 
為什麼美國所建立的西方價值同盟正在分崩離析？ 因為在亮麗的包裝下，它基本是為金融寡頭和他們所雇傭的“精英階級”的利益服務，是和廣大百姓的利益衝突的，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所以今天的美國和西歐都是嚴重分裂的國家。
 
美國政府基本上也是破產的，要不是聯儲會可以無限發行美元和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 美國的聯邦國債是19.9兆（萬億），而且今年財政赤字是超過五千九百億。 如果加上聯邦政府的各項義務（如社會福利，醫療保障等）和貸款財務擔保，美國的總債務是介於120兆到220兆之間，而美國的GDP僅是18.6兆。 只要利率稍微上揚聯邦政府立刻陷入財政危機，這就是聯儲會拼老命也要壓低利率，而且美國必須製造國際危機以促使資金回流美國。
 
川普的首要目標是重振美國，改善人民收入，而美國沒錢所以主要須靠非戰争的財税政策吸引資金回流（造成美元升值），復蘇製造業，創造新的增長引擎，增加 GDP和改善財富分配。 然而，長遠看美元必須貶值，使得美元計價資產及工資上升，以減少債務負擔。 如何安全渡過這些相互矛盾的須求須要智慧，運氣和卓越的領導力。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國的財力和川普的短期施政目標都決定了美國不可能與主要大國，特別是鼓吹和平共贏的中國發生任何大衝突。
 
美東時間二日蔡英文成功的向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電話表達祝賀之意，創下1979年後的歷史先例。同時美國參、眾兩院將通過國防授權法案，要求美國國防部應推動美台間高級將領與資深官員之間的交流。這些發展嚴重違反中美建交時美國的承諾，將迫使中國政府就一個中國問題與美國提前攤牌，而川普最終將不得不讓步，蔡英文聯美抗中的算盤也將加速破局。
 
島內有些政客希望與安倍加強勾結聯日抗中，但是日本的狀況比美國還糟糕：國債比美國還嚴重，人口老年化，國土狹小，資源不足。 安倍經濟學必將失敗，他企圖製造中國威脅論，借助美日同盟，實施重新武裝，圍堵中國的妄想不可能得逞。 川普生於1946年，對日本軍國主義沒有好感，沒有美國的支持，日本絕不敢在台灣問題上挑戰中國。
 
全球化是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任何地區都不能自絕於全球化的浪潮，否則必然為時代所淘汰，然而，它絕對不能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 這是大變革的時代，需要大格局，大智慧，中國將引領世界建立新的價值觀，而中國寶貴的傳統思想和經驗將是新秩序建立的重要源泉。 台灣走向未來之門的金鑰匙就是中華紐帶，拋棄它將自决于中國並最終會加速台灣的邊緣化，變成世界的流浪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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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我在洛杉磯聽到老友曾宗偉（朋友都稱他為老曾）在上海附近過世的消息，既不敢置信，也深感遺憾。
老曾是台灣屏東人，1968年畢業於新竹清華大學核工系，次年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UCBerkeley)深造，1975年轉讀加州洛杉磯大學(UCLA)電腦研究所，1981年取得博士學位。

老曾在UC Berkeley就讀時，正是美國反越戰的高潮時期，該校又是進步思想發源地之一，他不久即與當地保釣人士如陳治利夫婦來往，深受其影響，開始參與保釣活動。

1975年老曾轉至UCLA後，積極參與當地華人及留學生活動，並與妻子蕭郁香和另外5位同學創辦學生刊物《新天集文》。該刊物持續多年，一直到七位年輕人都先後畢業才不得不結束。

1980年代，老曾夫婦與LA朋友接待了許多台灣的黨外社運人士，又先後參與了《台灣雜誌》與《台灣思潮》的出版工作。此外，老曾夫婦接受了《台聲》雜誌社社長鄭堅的委託，負責該雜誌在美國的發行工作。他們夫婦每個月開車去LA市中心的郵政總局，把數千本雜誌載回家，依序分州地貼上名條，再送回郵局寄出。

1982年老曾夫婦在蒙特地公園開了「長風錄影帶店」，它是南加州第一家專門出租中國電影的店，叫好不叫座，虧損連連。1984年老曾辭去電腦工作，開始在LA與大陸之間奔波，希望能賺大錢，幫助海外的促統運動。經過多年艱辛的努力，老曾終於在上海科技界闖出一片天。之後他除參與「台灣同學會」的工作，也經常回台灣了解民情。
1996年，因李登輝發表「兩國論」，造成台海危機，大陸試射導彈，美國派航母戰鬥群駛往台灣附近海域，南加州留學生與華僑群情憤慨，抗議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老曾創立的南加州中國統一聯盟發動群眾，到西洛杉磯聯邦政府大廳抗議，當天抗議人數超過4,000人。

筆者與南加州華人胡余錦明女士在陝西做扶貧工作時，得知1939年6月開赴山西抗日的17路軍（主要是陝西楊虎城部隊），被日軍包圍在芮城黃河岸邊，彈盡援絕，有超過千人奮身跳入黃河壯烈犧牲，我們想為這些人立個碑，當地政府同意撥一塊地，並由著名設計師馮欽鐸設計紀念園。該碑在2011年落成，老曾發起台灣同學會會員參加揭碑儀式，增光不少。同年老曾與筆者去參觀馮大師設計，位於銀川附近黃河邊的黃河壇，我們兩人決定募款捐碑一座，這是海外炎黃子孫所捐的第一座碑，希望海外華人以後也能共襄盛舉。

另外，老曾成立了晨光扶貧教育基金會，曾專案捐助了陝西寶雞地區約150名貧困生。

老曾一生俠骨義膽、多才多藝，雖是理工博士，但對中文詩詞頗有造詣，黃河壇碑後的詩詞即出自老曾之手。他的時事漫畫有100多幅，有廣大粉絲，筆者也是其中之一。

老曾走得太早，壯志未酬，實在可惜。台灣大陸統一日，家祭勿忘告曾翁！

（本文轉載自台灣期刊《觀察》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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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之

          在美國開車實為一大享受，道路寬敞而管理良好，尤其開車的大眾基本上都遵循一定之規，所以即使碰上擁擠於途，只要不是必需趕時間，還是很可以舒心愜意。唯一大煩惱是，晚間常遇大亮前燈的車輛（俗稱“打高燈”），無論它是迎面而來抑或尾隨於後，都十分惹人討厭，雖然警察開罰單，罰款也逐年加重，但屢禁不止，民不惜財奈何以財懼之？中國近年來財漸大、氣漸粗，公路四通八達、車滿於市，區區從來未敢在祖國開過車，好像不止區區一人如此，熟識的朋友個個如此說。想來這由於同胞好漢們，皆受過多年“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教育，肯定比外國人勇敢，更不會在乎什麽罰款了。

          晨間電視新聞，報告了男女總統競選人的若干勢態後，穿插幾條重要的世界大事，其中一條簡述了中國推出新的交通規則：夜間打高燈罰在高強燈光前面睜眼瞪視六十秒鐘。驀聽此報導，區區情不自禁如同心儀候選人獲勝一樣拍手喝彩，中國這條立法簡直是神來之筆！誰知那幾位報告員在用赞赏語調敘述這條新聞之後，緊接著又故作輕鬆詼諧嘀咕一句：“這似乎有違人權！”隨即轉報別事。但區區的腦子停留於此良久。

          中國頻年施政中，確有不少侵犯人權，惹得內外非議，但應逐事分析據情而論。像上述交通新規，揆情度理有什麽不妥？打高燈，畢竟不是殺人放火，你總不能置其於死地；可以加重處罰，一增再增總有個頂限吧，而那些男女好漢囊中多金，不怕，你怎麽辦？現要其嚐嚐一分鐘強光照射的滋味，於身體無害，於事體有益，讓他（她）們切身領會強光如何影響視力，應該有助於他（她）們今後的不打高燈。這跟人權的帽子有什麽關係呢？

           吾人都知道書本是好東西，但記得孟子曾講過“盡信書不如無書”。同理，人權是好東西，但人權也不能迂腐拘泥，碰到什麽尷尬都扯人權來作擋箭牌或攻擊器，那就“盡信人權不如無人權”。需要井然有序的方便交通，屬於共同的人性，這是人性之善；只圖自己痛快不顧別人死活，亦屬人性，是人性之惡。懲惡揚善是政府之責。用人權來指責善政，表明尚未真正懂得人權和人性；當然，歪打正著的拋出一條善政，未必意味著已經懂得了人權和人性。人性之不彰，人權奚以張？
 

和田

雖然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發動侵華戰爭的是日本軍人，但批准戰爭的是日本天皇。有一種說法，日本從東亞搜刮的黃金珠寶以及千年古物很多都運到日本；美國跟日本合作把那些東西當作 “戰利品” 瓜分了，因此美國免除天皇發動戰爭的罪行。美國這個做法跟把中國的東北讓給蘇俄的做法，和更早蘇俄和日本開戰把中國的東北當作戰利品的做法如出一撤，都是把自己的歡樂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中。

作為一個日本人那時沒有太多選擇，因為主和派大敗（還曾經有幾十個議員包括首相被少壯軍人集體暗殺的事），天皇除了退位以外，大概也沒有其它選擇。所以只有台灣人不知道，世界上的國家都把日本跟德國並列，不是因為他們是協約國，而是他們都是 “法西斯”。法西斯是什麽，簡單的說就是極端專治的政府，事實上就是個人獨裁。德國的那個個人是希特勒，而日本的那個獨裁者就是東條英機，天皇更是主犯。

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亞洲國家，台灣人不會被徵兵、不需要吃地瓜簽，把大米都送去日本，把其它物資都送去日本支持戰爭。台灣人在日本武力的壓迫之下無法反抗，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台灣人被徵兵，回來的寥寥無幾，死亡於戰場（跟台灣人完全不相干的戰場，主要在東南亞）的台灣青年人達到18 萬之多，台灣人忘記了？所以說台灣人數典忘祖 - 忘了你祖先從中國來的，還忘了自己跟日本的深仇大恨！雖不是要台灣人跟日本拼個死去活來，但至少不要再用你的熱臉蛋去貼他們的冷屁股了。

如果日本像德國一樣深切反省，努力補回他們對亞洲人的虧欠倒也罷了，但他們（尤其是在安倍領導之下）又在走軍國主義的老路，這就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同樣是受到日本人壓迫侵凌的國家，韓國人就有骨氣反抗日本，台灣人就毫無骨氣，還把日本人當祖宗，這種台灣人還自稱 “愛台灣”，實在教人看不起。

今天，台灣人還是看不起大陸人，但是你要知道，你所看不起的是四十年前的大陸人，不是現在的大陸人。幾年前，大陸人已經開始改變他們對台灣的看法了，不光是因為現在大陸有十二個省份的 GDP 高於台灣，更是因為他們在文化建設上的急起直追。看看杭州的例子，如果你兩年內沒去過杭州，真誠的建議你去走一走，住一、兩個月，體會一下。杭州會被選作G20 的地點不是沒有道理的。

大陸人承繼滿清革命以來的精神，雖然中間有走錯路的時候，包括軍閥割據、共產黨裹和外國（蘇俄）的動亂、和文革時的倒行逆施，但總體來說，它終於走到一條正道上了。它也在試著為人民謀福利，只是千年的問題不能靠幾十年來解決。中國走上了復興之路，就跟歐洲在千年黑暗時代後終於在十五世紀走上了文藝復興的道路一樣。西方經過三百年的努力，斷頭台殺人無數，才終於開啟了兩百年的光輝。中國才走多久？中間還有那麼多已開發的海盜國家擋路，走到今天不容易；我相信中國終究會復興，尤其是90/00 後的年輕人，他們沒有包袱，更愛國。看看幸福指數，西方人調查的，中國人 82% 感到幸福，而美國不到 40%。今天的中國比"九一八"事變前的中國要團結得多，那時是一盤散沙。這才是美國、日本要醜化和打擊中國的主要原因，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在中國富強以前不把中國打趴，他們就沒有機會了。時間也許一、二十年，也許一、兩百年。但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一定會復興。

外國人（西方人和親西方的人）一百多年來一直在貶抑中國，用“輿論”和所謂的“普世價值” 等等來醜化和打擊中國的一切，但是中國還是忍辱負重，在過去三十多年來一直讓西方這種中國威脅論跌破眼鏡，就是沒有變成他們所期望的七塊論，反而在美日（還有其它西方國家）的逼迫下越來越強。當正面的打壓失去作用的時候，就有人用 “民主、集權” 來作比較。問題是美式民主在過去幾十年來造成了多少國家人們的流離失所，歐洲穆斯林難民不就是美國在推行茉莉花民主革命造成的嗎？三個國家共有 900 萬難民，這個數字不算小吧？那些國家過去在公知和美分們所說的 “集權統治” 之下，安居樂業（看過去的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人們的生活就知道，不要再睜眼說瞎話），而現在都民不聊生。民主的光環已經幻滅。再加上美國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本身造成的一次又一次的全球經濟危機，現在大家也都知道那是美國在剪羊毛去資助美國自身財經的精密設計，也凸顯了美式民主的破滅。美國這次大選為什麽川普會有那麼多支持者，並不見得那些人都支持川普的政策，而是他們反對原有的制度。那麽，民主真的就比所謂的“集權”好嗎？請大家真心的思考一下。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該用偏見（意識形態）直接指民主優於專制，來打擊中國。應該好好研究到底你們所說的中國的專制是什麽樣的專制？其實那個專制跟日本當年的軍國主義的專制有很大的分別，自己去網上查考一下再說。這就像台灣式的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還是叫民粹更為合適。要了解民主是什麽，先去看雅典和斯巴達的 27 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你會更清楚。不要以為台灣自己叫自己民主就是真的民主，在我這個沒黨沒派的人看來，台灣式的民主是黑道民主，是多數專制。所以不要用你四十年前對毛澤東專制的認識來看現在的中國，你一定錯。

反過來說，美國曾經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國家，因為他基本上主持 “正義”。但隨著美國越來越像羅馬帝國後期，國力日分，除了武力以外，已無法再繼續主持“正義”（很多美國所說的正義還是在美國控制世界輿論之下自己給自己臉上貼金的），尤其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把美國的真正意圖打出來了（就是要控制世界），加上敘利亞戰爭，美國更是灰頭土臉。如果你現在還認為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你就是像把頭埋在砂礫裡的鴕鳥一樣，故意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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