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二十多年前，為了讓小孩子練乒乓球，我暑假期間帶着他們到北京，並接觸到好幾位非常熱心的乒乓球教練。雖然小孩子的球藝丫丫烏，可是那個集訓單位卻有不少高手，包括從歐洲去練球的一流球手。還有一些是回祖國練球的台灣中學生。接受我兩個小孩子練球的是該單位的一位負責人，他曾經在周恩來的乒乓外交之後被邀到美國教球。乒乓球在當時的美國極不發達，沒有什麽經費，所以他來美後就住在一位發燒友的家裡。我碰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回國許多年了，可是他仍然念念不忘當年在美國的經歷。他對我說，“在中國活了一輩子，只有到美國之後我才知道，什麽是自由。”

在我與他的短期接觸中，他一再重複這句話，所以我後來就請問他：什麽是他體會到的自由？他說，“我感覺到的是，在美國，一個人只要不做按照法律不能做的事，他什麽都可以做。”

常年生活在外國的我，對這句話，老實說，沒有什麽感受。直到去年，當李克強提出要在上海建立自貿區，並且自貿區的最重要的一項創新是制訂一份“負面清單”時，我才真正了解到這位教練的話的絕頂深刻性。且不管西方哲人怎麽下定義，自由的一個簡單定義就是：除了有些事情，按照社會道德標準，或法律規定，不應做或不准做以外，一個平民可以做他想做的和能力所及的任何事情。

針對上海自貿區，李克強制訂了負面清單，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替人民幣國際化鋪路，可是這項舉措突破了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那就是：一個人從小到大必需做父母、地方官吏和皇上認可的事。認可的思想與行為可以因不同的權威和不同的時代而有時嚴苛有時寬鬆，所以是個難以捉摸的正面清單。除非遁走山林，一個人基本上沒有負面清單式的自由。我們不妨舉一胎化的例子來說明。

儘管大陸當政者和學者專家知道，中國現在已經初步陷入了人口老化和勞動力不足的境地，所以放棄了雷厲風行了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可是，他們硬是不能徹底放棄正面清單式的行政模式，所以他們弄出了個所謂“雙獨生二”的政策。為什麼不乾脆說，只要身體健康且具備經濟能力（負面清單），生多少個兒女由每個家庭自我決定？難道人口會暴增嗎？當然不會。隨着城市化的進程，生育率可能會繼續降低。但是，政府仍然不肯放棄正面掌控出生率的權力。人們可能很難想象，自由與否，差別就在這裡。

再舉個例子。上世紀三零年代，史大林在蘇聯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目的是把農民勉強維生所剩下來的物資投入工業發展。可是，農民的積極性因此大幅度低落，甚至斬殺自家的牛羊也不肯交給集體農場，並且紛紛逃往城市謀生。史大林因此規定，不准農民改換戶口，將他們禁錮在田地裡。毛澤東師承史大林，也在大陸上推行了不准農民離開農地的戶籍制。他更進一步，在農村裡搞起大鍊鋼來。改革開放為農民帶來了機會，他們成千上萬地湧進城市謀生，但是直到建國六十四年，習李上臺之後，大陸上才開始作出歷史性的突破，預備打破城鄉二元制。雖然這是在農民工成為二等公民幾十年後才實行的改革，可是它已經非常了不起了。不過，它仍然留了個尾巴：城市以大小分為好幾等，有些准農民變成市民，有些依然不准，並且實行起來還有許許多多的細目規定，如居住了幾年以上才能拿到居民證，享受醫療服務和讓小孩在城市受教育等。我們仍然不知道，什麼時候農民以及所有公民才能享受到人口自由流動的負面清單。

如果要說“深化改革”的話，習李政府的確非常了不起，建立負面清單是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裡的改革，而廢除一胎化和廢除城鄉二元制也是極為了不起的深化改革。不過，後兩者仍然需要跟隨着自貿區建立負面清單的模式，進一步深化。或者說，進一步自由化。

大陸上許多老知識分子嚮往西方的自由主義，他們所嚮往的，簡單地說，就是在文化領域裡建立負面清單，不讓不同的文化官僚時鬆時緊地控制言論。這實在難，因為它違反了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可是，如果能夠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地逐漸擴大負面清單，總有一天，中國共產黨或許能夠證明，在一黨治國的架構下，中國也有能力構建一個容許人民擁有言論自由的政府。

如果說建立負面清單是李克強對深化改革作出的巨大貢獻的話，那麽，習近平對深化改革的貢獻在何處呢？毫無疑問，他同王岐山兩人的最大貢獻就是反腐。他們不但在黨內認真反腐，並且認識到，實行一黨專政而同時期望黨內能夠徹底清理門戶，恐怕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所以在他們深化改革的行動中，不但黨內自己要打大老虎和小蒼蠅，還要讓人民參與，甚至讓國際社會參與，因此有了網上實名舉報貪官和全球獵狐的行動。把習李王三人執政以來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加在一起，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中國的好日子應當還在後頭。

2015-4-22日，大陸媒體紛紛報道，向天安門城樓毛澤東像投擲墨水瓶的男子被判有期徒刑14個月，再次引發國內左右輿論對立。

公眾輿論的嚴重分裂

最近，央視主持人畢福劍反毛澤東及惡搞“紅色經典”樣板戲事件，又聚焦起不少海內外左右輿論紛爭。畢福劍因父親曾經是被毛澤東迫害的右派，私底下有許多體制內官員、名人都有的對共黨神話領袖與軍隊“大不敬”的“右二代”情結。大陸“毛左”與“紅後代”，對畢福劍此次借樣板戲反毛惱羞成怒，如同他們當年對茅于軾否毛要集體起訴一樣口誅筆伐，意欲投井下石。但更多傾向非毛網民，卻力挺畢福劍，千夫所指告密者。這種全民捲入情緒、觀念、立場對立的現象，深刻地體現了當今中國公眾輿論的嚴重分裂，透視出這一社會現象的背後，是中國體制內外一直存在著“紅後代”與“右後代”分野為引擎的陣營對決。

“紅後代”與“右後代”

所謂“紅後代”，是指中共建政前“老革命”的子女。“紅後代”大都屬於“左後代”。經歷過文革的人們可以發現，這些“紅後代”，往往與當年叫囂“老子英雄兒好漢”的部分“紅五類”與文革“三種人”合流，如今又帶動了不少社會上的“毛左”、“憤青”、“五毛黨”等，可謂“左”流滾滾，其社會基礎不可小覷。

當今中共當權派主流多是“紅二代”，大都以“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自居，迷信“東方紅、太陽升”。“紅二代”們以“父輩的江山”“人民賦予我們的權利”為藉口推行封建時代的“家天下”，“盜合法之名，漁天下之利”，誰否定毛澤東，就如同挖了他們的祖墳。在他們看來，毛澤東帶領其父輩暴力革命贏得並傳承的政權，是兌現他們為“階級鬥爭”投資的紅利，而權力尋租腐敗，則是他們為“共產革命”付出代價的利息。

中共建制後一黨專政，拒絕還權於民的現實，曾孕育出了“五七”一代的儲安平們，抨擊“黨天下”，並由此成為了毛澤東大搞反右“陽謀”的靶子。在全國打了55萬多個右派分子及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國右派陣線由此而生。

如今的右派分子，離去的不少，但右二、右三代如雨後春筍，在大批產生和繁殖。所謂“右後代”，就是指當年右派的子女加文革“黑五類”。從右派子女、文革“黑五類”到民主牆、反自由化、直至“六四”，中共歷次政治運動血腥鎮壓的“敵對勢力”（自由化力量）及其災難所波及的所有家庭與公民總數，構成“泛右後”陣線，已經遠遠超過了“紅後”。

“五七精神、薪盡火傳”

近些年來，雖然“紅後代”動作頻繁，媒體鼓噪。什麼“紅二代座談會”“紅二代老區訪問團”“將軍後代合唱團”“多名領袖後代前往弔唁”等等，花樣繁多。當今中國每一個撕裂社會共識的公共事件，都有以他們為主體製造、帶動的極左言論氛圍。

與此同時，最近幾年“右後代”更是亦步亦趨，也在不斷發聲與集結。2012-6-10日，“五七精神、薪盡火傳──紀念反右運動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召開。衝破禁錮的一些右一代、右二代、甚至右三代都到了。他們從世界各地，五湖四海，匯聚一起。目的就是繼承與發展拒絕“黨天下”，呼喚“公民社會”的到來。在紀念右派50周年時，全國上下，黨內外一致呼籲要求中共當局負起歷史責任，反省毛澤東禍國殃民的反右“陽謀”。特別是全國各地被錯劃的右派及其家屬們，紛紛聯名上書，要求中共領導人公開向所有受到中共違法迫害的民眾道歉並予以賠償。自2005-11月《議報》發表了山東大學李昌玉等幾個右派當事人為主發起的《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補償物質和精神損失──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聯名信後，至今簽名者歷年暴增。如今，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廣州、濟南、瀋陽、武漢等地，都有右派及其後人的自發組織發起聯署簽名活動，上書中央。那些當年被錯劃成右派的知識界，社會政界，學術、文化、新聞界人士及其家屬們紛紛加入其中。據統計“右派上書”已有三千多份，匯成了極為壯觀的右派上書浪潮。甚至有錢偉長、丁石孫、吳階平、孫起孟、董寅初等高層知名人士也都上書，要求對被錯劃的右派分子作出必要的政治上、物質上的補償。

中共領袖從不道歉

反右派運動冤枉、毀滅了那麼多的知識分子與家庭，導致不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甚至含冤自殺，死不瞑目。這是一種典型的國家犯罪。然而，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關於1957年反右運動問題的若干意見》文件，堅決拒絕道歉與賠償，導致國內外輿論一片撻伐之聲。大陸彼岸的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可以負起歷史責任，反省國民黨鎮壓異己的歷史罪過，向人民三鞠躬；德國領導人已多次為二戰責任向世界道歉；前蘇共也為其歷史錯誤在國內國外道過歉。但中共領袖鄧小平是當年打右派的急先鋒，卻只承認“擴大化”，從不道歉，當然他指定的接班人江澤民、胡錦濤也都不道歉。習近平上台後，更以“紅二代”首領自居。去年7-11日下午，習近平特意到西柏坡拜毛，稱紅色政權“接力棒”已在自己手上，發出“我們的黨永遠不變質，我們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的著名“兩不變”宣言。由此可見，紅二代首領習近平更不會就反右運動道歉。

“黨天下”與“公民社會”對決

如今，正是“紅後”當家的時代。“紅後”們因把持權力而貌似強勢，一意孤行地大肆鎮壓中國大陸民間所有不服從一黨領導的個人與團體、組織，“公民社會”已成為習近平主導中共九號文“七不講”禁絕的話題。日前，北京借對泄露“七不講”的名記者高瑜重判，再次向社會傳達“黨天下”鎮壓“公民社會”的最強音，體現著中共最高層的“新反右”鬥爭意識與“刀把子”鎮壓思維。

然而，歷史從來都不是當權者可以單方面書寫的。目前，紅、右兩陣，雖不能整齊排隊：紅營並非都是毛左，右營也並非都非毛，但其主流傾向基本是涇渭分明的。如今不少當年的“紅五類”都已分化、蛻變到“黑五類”陣營，甚至連中共的兩個下台總書記，都一個傾向“自由化”，一個反對鎮壓。雖歷來被當權者打壓，但遠比“紅後”更具有社會基礎，且遠超過“紅後”的泛“右後”力量，一旦從局部的“自在”，走向全局到“自覺”，吹響“自由化”的聯合陣線集結號，那將是一個翻江倒海的公民社會到來時代。從這一意義上理解，觀察未來中國發展的新視角，就是這種“紅後”與“右後”，圍繞保“黨天下”與爭“公民社會”的對決。而畢福劍視頻事件反映出的泛“右後”集體心聲，正是為此打開的一個觀察窗口。

俄國於5月9日舉行衛國戰爭70週年紀念日的慶典，慶典以大閱兵的方式進行。由於烏克蘭事件，西方國家杯葛，以至於習近平成為跟普京排排坐的獨一無二的貴賓。中國解放軍的三軍儀仗隊參加了被檢閱隊伍，個子高大，步伐整齊，乃大出風頭。慶典過後一天，德國默克爾總理靜悄悄地訪問莫斯科，向俄國二戰陣亡將士獻花，並與普京會談，説，“我今天的访问是想要表示出我们将与俄罗斯并肩协作的意愿，而不是反对俄罗斯。” 慶典過後三天，美國國務卿克里也抵達莫斯科，跟普京進行了馬拉松式的會談。5月16日，《紐約時報》的標題是：“克里的訪問標示了普京的外交勝利和獲得認可。” 換句話說，在烏克蘭事件中，俄國雖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贏了。美國呢？美國發現制裁沒有逼迫普京低頭讓步，乃先眨了眼睛，主動尋求妥協。

       可以回顧，去年三月烏克蘭政變，美俄關係陷入冷戰後的新低。政變產生了一個親西方政權，所以普京就通過公投把克里米亞軍事要地歸併到俄國，並暗中派遣部隊和運送武器，幫助烏克蘭東南部擁有大量俄語居民的兩省跟新政權打內戰，基本上使它們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美國和北約乃對俄國施行經濟制裁，導致盧布暴跌，加上石油價格銳減，俄國經濟乃陷入嚴重的不景氣。作為對策，普京很快跟中國達成了價值四千億美元（當然，不是以美元為交易貨幣）的長期供應石油和天然氣的協議，答應賣S-400反導系統給中國，以及跟中國進行其他多方面的合作，同時對歐洲進行反制裁，停止從許多歐洲小國進口農產品，對德法英等國的貿易基本停頓。因此，本來已經一蹶不振的歐洲經濟也同樣陷入了不景氣。

       就在普京跟美國鬧僵的一年間，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陸上絲路帶和海上絲路）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的倡議得到各方面的熱烈響應和積極參與。這樣，中俄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歐亞兩塊大陸一體化的大趨勢正在形成。美國要孤立俄國，使本來傾向於入歐的俄國無可選擇地轉向了中國和亞洲。簡單說，美俄的烏克蘭爭奪戰成為國際關係上重要拐點，無意中對中國的一帶一路的國際大戰略帶來了推波助瀾的效果。用美國評論家常用的術語，這叫作“意料之外的後果”（unexpected consequence）。我們的老祖先老早就知道，這叫作“鶴蚌相爭，漁翁得利”。

每次到大陸旅遊，不管是一週，兩週或是更久，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個小店，買個電話號碼。有了神州行的號碼之後就找店裡的小女孩子給充值。這麽一來，不論跑到什麽深山裡，都可以跟外界聯繫，不像美國，所有國家公園裡都一律無法使用手機。

可是，今年四月間去到大陸，到店裡買電話號碼的時候卻大吃一驚：說是三個月前命令下來，不准把電話號碼賣給沒有身份證的人。也就是說，老外和老僑都買不到電話號碼了。

對此，我很不了解，所以到處詢問，但是得不到滿意的答覆。有人説這是防止謠言的傳播，也有人說，現在大陸用手機欺詐的事件非常多，這是為了防範欺詐，但多數人說不出個所以然。老實說，到現在我仍然有點茫然。如果買電話號碼需要身份證，目的是防止國內的人濫用，那麽為什麼外來的人不能通過護照購買呢?

這是一個比較令人困惑的發展。經過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幾乎在所有領域都有了突飛猛進的成就，自由的範圍不斷擴大，而且人民的自信心也不斷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更是達到了――從清朝算起－－三百年來的高峰。為什麼在這一個看來很無害的小範圍內，中國突然收緊？

當然，這可能不僅是一個在小範圍內發生的事，因為後來我們也看到，數以千計的網站被停止運作，甚至一個充滿正能量的網站《炎黃春秋》也受到嚴峻的攻擊（我本人沒有看過該網站的文章，只知道它的作者大多數是國內聲譽很好、地位頗高的學者和退休幹部）。我們只能獲致一個結論：中國的言論尺度正在收縮。但是，我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

我們知道，在國際的大範圍內，意識形態的鬥爭的確在加劇。可能是冷戰後最激烈的鬥爭之一。或許應當改名，稱之為價值系統的鬥爭，因為，根據零星的資訊，美國中情局是中東一連串的阿拉伯之春背後的支持者。中情局以為，阿拉伯之春能夠在中東地區帶來民主政治轉型，所以暗中介入，可惜反而使整個中東陷入混亂，產生了許多“亂邦”（failed state）。也有許多報導説，中情局也介入了幾個俄國鄰國的“顔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包括在格魯吉亞和在烏克蘭前後兩次的群眾運動，終於使烏克蘭發生政變，換了顔色。我們不知道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的背後有沒有黑手，但是香港的佔中運動極可能有美國的介入（金錢與技術指導。我們確知，該運動的領袖之一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公開呼籲美國和其他國家介入）。是不是這些運動使大陸當政者警覺？防範於未然？

必需承認，在所有這些運動中，都有相當重要的本土因素，否則外來的黑手不可能發揮無法控制的影響力。所以，應對的方法有兩大類，一類是鎖國，根本不讓外國的影響力進入。採用這類手段最極端的就是朝鮮。另一類是維持開放，但是以自己本身的能量來增強本國人民對各種資訊的辨別力和抵抗力。考慮到中國在國際上與日俱增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地位，中國別無他途，只能走開放言路，用一種打預防針的方式來增加抵抗力。

正是因為中國在許多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成就，所以它所面對的意識形態/價值觀的鬥爭也跟著嚴峻起來。不但國內仍然有隱忍已久、隨時冒頭的老左派（因為不管誰主政，都無法基本上否決共產黨的立國理論），也有自五四以來就嚮往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老自由派，而他們各自都有接棒者，在非常肥沃的環境底下（大家都有點錢了，有了自已的地盤了）繼續發展。加上美國蓄意用價值觀來進行下一輪的冷戰，以至於矛盾的確在加深。如何適當的應對，不走回頭路，是當前中國面對的重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