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三日，國務卿蓬佩奧在洛杉磯附近的尼克森圖書館發表了一篇演講，據他說：這是繼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特談“意識形態”，聯調局長克里斯雷談“間諜問題”，司法部長巴爾談“經濟問題”後的對中國政策四部曲的總結。如此重要的演講，捧場的客人卻並不多，演講的人在臺上口沫橫飛，引來的卻是稀稀落落的掌聲；蓬佩奧既然選在尼克森圖書館演講，卻把尼克森五十年前制定的對華外交政策大肆批評了一遍，當主人覺得來者不善，不僅僅是來踢舘，更可怕是他要來挖祖墳，當然會以稀落的掌聲去回應了⋯。

蓬佩奥在演讲中說：美国对华接触“失败”，声称中国没能演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不能再继续“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事实上尼克森和基辛格所制定政策的目的是利用中国制衡苏联，并塑造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影响其内部性质。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成功了;君不見:苏联解体了，美国赢得了冷战。

蓬佩奧又説：“中國竊取我們珍視的知識產權和商業機密，使美國損失了數以百萬計的就業崗位。它從美國吸走了供應鏈，然後向我們進口了由奴工製造的器具”。美國失去了供應鏈是美國自己造成的悲劇，應該設法亡羊補牢才是正道，不應該在光天化日之下哭爹喊娘，怨天尤人；再者把中國人民辛勤努力為美國帶來的價廉物美日用消費品説成是奴工製造，未免太不厚道。

蓬佩奥還說：“中國已經在世界之内了，所以我們不能獨自面對這個挑戰，聯合國，北約，七國集團，20國集團，如果我們有明確的方向和巨大的勇氣，我們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力量的結合，肯定足以應對這一個挑戰，也許是時候建立一個志同道合的新聯盟了！”；但從G7年會的一再延期，明白昭示在美國的鉄板兄弟中，許多國家對於“反華聯盟”都興趣缺缺，更別說G20和聯合國了；筆者認為美國也應該放棄蓬佩奧這樣不得人心，違反世界潮流的“冷戰思維”，尋求可以和中國合作的途徑，去迎戰目前人類面對的新冠病毒，還有氣候變化，新能源研發等世界性的大問題，才能真正擔任起領導世界的領袖大任。

蓬佩奧強調：“美國及盟友必須以更有創意和自信果斷的方式，敦促中國攺變作風，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致於如何更有創意和自信果斷方式，演講中沒有提及，他要如何去敦促中國改變作風，完成時代使命，只有讓人們拭目以待了。他認為中國軍隊已經變得更強大和更具威脅性，並引述雷根總統年代對於前蘇聯有“信任但要核查”的説法，指對付中國的態度是“不信任而且還要核查”；既然已把中國定為敵人，則信不信任都已經不重要，核查卻是必須的，所以整個演講內容，只有這段沒有語病。

在演講結束前，他特別讚揚了中國人民一番，當然也順便責罵中國共產黨一番，他還把到會的王丹和魏京生表彰了一番，稱讚他倆是民權鬥士。蓬先生想要分化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的主意自然有他的邏輯，但這邏輯思考是否有點過時了呢？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就指出，“在1978年邓小平时代以来，共产党已经转变成为一个代表全国的政党：它包括了曾经支持同情美国的人，包括企业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尤其是把王丹和魏京生這兩個“寶貝”當成了中國人民的樣版，如果把這兩個“寶貝”樣版放在中國共產黨的對立面，讓大家在兩者喜好之間作一選擇的話，投票結果可能是蓬先生不願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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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先生在外交場合上經常“身先士卒”，工作賣力，值得敬佩，但在頭腦發熱的刺激下容易䧟於“上駟對下駟”的被動尷尬，身為美國的外交頭頭卻經常和中國一些小咖（外交發言人）纏鬥不休，累不累人？美国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也批评蓬佩奥上周四对中国言辞激烈的演讲“不懂历史、不懂中国也不懂美国”。建議蓬先生參考一下德國總理默克爾是怎麼説的：“正確認識中國有利於於我們與他們打交道和友好相處，而不是妖魔化他們，當今世界我們需要反思自己做了什麼，怎麼做，而不是怎麼扼止別人，干預他國”。是的，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美國外交政策，是改弦更張的時候了。
 
 
 

近日美國最大新聞爆料，就是美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波頓要出新書，由華爾街日報擇要披露宣傳，其中使全國反特朗普，尤其民主黨自由派人士最看重的是波頓對他的老板頗有微詞，說他萬事沒有考慮連任重要。他舉多例，以中美對話，川普與習近平之間互動來證明。他說要把川習對話從實披露，並特別提到川求習幫助選舉連任。白宮反應說波頓說謊，審核批准出版可能有問題。筆者把華爾街日報的四千字長文，仔細看了一遍。我的結論，與原來所想的有幾點不同，一是波寫書助川競選連任，二是波述委屈及其政治思想（妙招）。看完后結論是，波是想出書賺錢，這無可厚非，白宮退下者除演講，教書，顧問，出書也是謀生之道，奧巴馬，希拉蕊等不都賺了一票。但以波書目前批露的內容來看，我認為此人思維淺顯，無想像力，不了解川普，對白宮作業也不適應，與基辛格的白宮日子回憶錄相比，我只能說波頓之書不必期待，乃無想像力之書。但為對波公平，也對其所述川在中美關係上的行為作些評論，目前此書並無書評。筆者將本文寫成書評，主要根據的是波自己同意的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筆者不會花時間在此書上。
 
波頓的書名， ‘大事發生的屋子 - 白宮回憶錄’（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ir），於六月二十三日由塞門和舒斯特（Simon &Schuster)出版。首先，波書似乎專注在總統大選而對國安問體沒有多少討論，尤無自己的主見。並非定要他談國家機密，而是應作是非分析和表達個人看法， 這從華爾街日報的介紹完全看不到。整篇報導雖然引用了許多波書原文，但讀起來太像主流媒體的說法和語氣，沒有任何新奇感。當然今年是大選年，政治文書離不開總統大選，但以其書名來看，我期待深入的國安問題及外交事務，尤其中美關係錯綜複雜的分析和討論。日報的介紹必為波同意的新書報導，但令人失望，所以我才預言，此書不可過分期待，再加上白宮的審核，波書必無新意。
 
波書先從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思維講起，提出傳統的兩個假想。第一假想：如果中國開發，經濟發達了，即會遵守國際規則，所以在2001 年讓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第二假想：如果中國富裕了，會變民主，就會避免競爭和冷戰。但波說事實與假想相反。在此筆者要指出，上述假想為老生常談。本人認為美中政治思維不同， 美國以資本主義出發，中國以社會主義著眼，思路不同，中國發達以民為本，是‘為民’，而美國圖強是增資為先，是‘維資’。美對中解讀錯誤，把一帶一路看成中國的侵略藍圖，而不了解它為中國十四億人口謀工作機會，解決過剩產能，勞工的問題。美國想的是她的資本能否謀利回饋，向來以霸權維護金權，以己度人。波頓保持此過時想法，固執而不反省，在其白宮國安顧問任內毫無新意。波自說：“川認同他看法，川常說制止中國不公平佔美國便宜來開發，是打敗中國軍力的最好方法。“ 所以當川由信波漸漸發現對中政策有問題，波仍然渾然不知，以至辭職。不幸的是上述對華兩個觀點仍然存在白宮，龐培奧國務卿就仍然以上述思維行事。
 
波怪罪川太關注貿易談判又無進展，說川常改變說法，為連任不惜向習近平示好。在2018，美國中期選年，川普乗著G20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十二月一日舉行，與習近平會面以求恢復貿易談判。會談中川同意把25%關稅降到10%。波認為川做得不對。其實，聖誕節將到，高關稅害的是美國百姓，特心知肚明，關稅讓步換來中國同意恢復談判作實質採買和改革是划算的。波說白宮在貿易問題上辯論了多次不得結果，大家早該知道，波頓應當也知，川普豈會不知。從后來2019達成第一階段協意看來，美國並沒吃虧，且川更猛打科技戰，可見川商人本色，善變務實，而中方談判相信白紙黑字，而不注重口頭上交換的「巧語」，更何況習川間的「花言」，他們豈不知那只是客套話。波頓居然把習讚川和川說習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領導人的話拿來大作文章。這跟愛不愛國，有沒有損了國家尊嚴有何關係？我認為這是小題大作！
 
波舉了幾個例子強調川把選舉連任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其實這是美國民主政治的特色，沒有那個總統不把連任當作首要目標，是選民對自己的歷史定位，除非政治現實不可抗拒，每個總統都想連任。波頓拿此事作為他書的主軸，實在有點幼稚。要說特朗普求習幫他競選連任，那不是玩笑話是什麼？波頓太不了解中國了。中國在國際上應對美國最常用的言詞就是中國絕不干涉他國內政（言下之意，不像美國），所以沒人會相信，任何美國總統要中國幫忙競選連任，中國就會幫忙， 如果說了，也是玩笑話。從現在川普和拜登都加碼對付中國看來，兩黨都認為把注意力放在中國是分散國內問題的有效之招。波不在中國問題上談些他究竟看到學到什麼，談談美國傳統中國政策為何錯誤？難道只有對持，競爭，戰爭一途？連強調突西逮陷阱（Thucydides Trap）的格瑞漢阿禮森教授及霸權主義（Hegemony）提創者約翰梅斯漢默爾都對美中關係有現實的説法，波頓豈能在書中無言，太令人失望了。
 
波說川的言談行為表現了他的荒腔走板（incoherence），我倒認為這是川普在外交上從沒經驗，到看到和學到不少，而不停的試找捷徑。波辭職不難預料，他太天真，固執，不懂川不可測性，川自視很高，也相當聰明，川的荒腔走板（incoherence  ）是他商人習性，也是事實使然。他和其他總統一樣以連任為考績，波頓連這都不懂，川還看不透嗎？波不辭必被炒魷魚。波說川公私不分，是老板習性，國家利益就是總統利益，相反亦然，談真正私人財產，很少近代總統不退而發的。川早有企業，退休后不會吃虧，川商人本性難移，他曾經要把美國今年作東的G7在他的彿州莊園舉行，你或說他在圖利，可他認為這是合法的商機。
 
波對「華為」的看法，也完全沒有自己想像力，就像國防部出的官方版本，華為對美國國防有害。可是連美國盟友都能有自己想像力，有他們自己的判斷，波身為國安顧問，居然毫無想像力，也沒出何妙策，只說川沒做好。其實，總統做錯了，那幕僚都沒責任了？波對川被彈劾的看法也很幼稚，他認為如果民主黨耐心看川外交政策都與他連任有關，或許彈劾案的結局會不同。彈劾案一直是把川說的話拿來作文章，就再加上他對習說的話就能證明他有罪嗎？以美民調來看，認川為愛國者的真不在少數。波說香港抗議轉變成暴力時，川說那是中國內政， 表示不願參與， 也不願發表天安門聲明，並說美國也有民權問題。這都表示川雖從政經驗短，但政治頭腦還行，對國際事務的直覺比波敏鋭。
 
在華爾街日報的介紹文章中，波沒說自己的主見，所提全是主流媒體對中國問題的官方版本，連語氣皆同，這和龐培奧相似。台灣統一，香港暴亂，新疆回族，冠狀病毒疫情等等問題， 川似乎都有他直覺想法。波則認為川沒充分利用以上問題增加壓中力道。從龐培奧近日言行，似乎力道大增，我想這不是波頓書的影響，而是選期接近，選情壓力加大的原因。他特別提到川對新冠病毒疫情掉以輕心，但他沒有提出任何分析，倒是對白宮對此書的反應，說他說謊並怪他把健康安全從國家安全團隊分出到生化武器部門，而波認為是對的。白宮的指責未必會有損書的銷路，可是由華爾街日報的介紹來作結論，作者不得不以「波頓之書不必期待 - 無想像力」作本文之標題！

作者：張一飛，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來美四十餘年，現已退休，仍致力於推動中美文化及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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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橫掃全世界。敵人雖不見面，但是造成各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巨大動盪，以及疫情後紛亂的調整，不下於一場人類自相殘殺的戰爭。據專家們說，新冠病毒不可能完全消滅，而且還會不停地變異，人類勢必與病毒長期對抗。各國不可能獨善其身而圖自保；各自為戰將是必敗之局。必須團結為全球的抗疫抗戰。

     過去半年多，不少國家或省、州獲得相當的抗疫成功，但是有的又爆發外來或本地的病例。這證明：只有全球全面徹底防疫，才有真正的安全。任何地方沒有做到完全勝利，長期維持0例，則所有地方都不能放心地摘下口罩，放鬆保持社交距離，也不能正常開放公共場所。防毒抗戰沒有前線後方，沒有國界，也沒有人界。人類的防疫必須是全球總體戰。

     一．中美之間本有走向冷戰的危機，不幸，新冠增加了一個大戰場，但也可能是提供了一個契機，從此開始，攜手促成國際大合作。全球抗戰需要全世界都進行充分的病毒檢測，全面的免疫注射，不能有缺口。還需要在全球進行接觸追踪contact tracing，以便一旦發現疫情，能夠迅速找到病毒傳播的社區和範圍，精準防疫和治疫，不必大範圍封城封市而過度傷害經濟和生活。追踪主要利用手機等電子工具，追查每一個人的行踪和與他接觸者的足跡。全球抗疫需要將各國的追踪系統聯繫起來，相互依存。然而，追踪將使得個人數據完全被信息技術IT公司掌握；各國政府能夠通過公司，掌握本國和外國國民的個人資料。因此，有必要建立管理和監督的國際機制，法規完整而明確，所有數據只能用於防疫，而不允許公司和政府為本身的利益而利用：保護個人隱私，也保護國家安全。因此需要中美放棄冷戰，參加全球的技術合作和政治合作。

     二．在技術方面，應加強世界衛生組織的職能、人力、物力、經費，支持全球防疫。世衛組織在消滅天花、小兒麻痺症、麻疹、以及正在努力消滅瘧疾、霍亂、肺結核等傳染病方面，都是國際集體努力，貢獻巨大。尤其若干富國，不但負擔高額的規定攤款，還慷慨提供自願捐款。更有眾多民間組織以大無畏的精神，自願前往多災多難的國家，配合世衛組織，親身參與消滅傳染病的工作。新冠病毒不僅在貧窮國家中傳染，反而是在歐美國家和發展較快的國家（如金磚國家）中，傳染得更厲害。科學家已經警告：第一，新冠病毒隨時可能反攻；第二，SARS（冠狀病毒）的防疫疫苗和治疫藥品對新冠病毒無效；今後對Covid-19的疫苗和藥品，也不一定對未來的covid-XX病毒有效。而與人類接近的各種動物中還有近百萬的不明病毒，什麼時候會傳染給人，是天大的未知數。因此，全世界必須無縫合作，長期抗戰，不能有任何疏忽。

      防治新冠病毒的規模，比防治任何其他疫病為大。必須建立世界性的防治制度：人人都免費獲得疫苗和中招後的治療。世界各國的醫護界應該建立全球機制，從研究、實驗、醫護人員、網上與遠程醫護、藥品與設備的製造、儲備，調動等等，全部納入一個運作機制，猶如全球“聯軍”。聯軍在世衛組織下，有“指揮部”和“參謀部”，各國共同參加，輪流分擔各項重要職務。各國和各區域環境條件不同，社會、經濟、衛生條件不同，防疫特色不同，應分設相應的國家機制，有如 “軍區”；各區域或關係密切的國家，可以設立區域性的機制，有如“戰區”，如歐盟戰區。一旦有疫情突發，全世界和各地都有準備，集中必要的力量，就地撲滅病毒敵人；不讓敵人擴大戰果。今天各國都是自行防疫，既昂貴又低效。

     人類的科技如此進步，無論在預防、治療、發明新藥各方面，擁有戰勝病毒的優勢。關鍵在於是否明智地合作。這是政治問題。

     三．政治合作，有聯合國這個渠道。聯合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有巨大的貢獻。聯合國沒有本身的利益，沒有私心，能夠發揮個別國家無法發揮的作用。所有會員國按照一定的規則辦事，公開透明，通常比個別會員國政府的效率高。在維持和平、經濟發展、提升人道主義、防疫治疫，已經有很大的貢獻，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獲得普遍的信任和支持。70多年來，會員國並沒有失去各自的主權，卻以較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安全。為了新冠防疫成功，各國應該大力支持聯合國發揮其全球協調的關鍵作用。

     美國在聯合國中曾經是最有領導作用的國家，即使在蘇聯全力挑戰的時期，始終堅持出錢出力，支持聯合國各機構進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道主義工作，結果，從第三世界到鐵幕後面，美國贏得良好的形象和向心力。這不是武力打出來的。蘇聯專心在軍事上與美國競爭，並不贏得國內外的民心，結果失敗。但是美國近年來卻追求獨大、獨尊，獨自決定的“獨”路線，不重視聯合國的多邊外交功能，甚至退出好幾個聯合國系統的機構，實在是非常不智。中國不習慣議會運作，在聯合國系統內憑藉五強之一的地位而獲得一些職位和權力，卻運用不當，反而遭致負面後果。今後宜用心培養國際人才，學習利人才利己、助人才助己的議會運作方式，在聯合國系統內做出貢獻。新冠抗戰，是聯合國會員國開展全球大合作的契機。

        在抗疫戰中，富國應勇於負擔。中國雖然不是富國，但是黨政政府能夠集中掌握國家的資源，世界也期待中國多出錢，多出力。

     一般預料，中國和印度人口多而擁擠，衛生條件較差，醫護能力不足，在高速發展中，與動物爭地爭環境的摩擦最多，可能是未來兩個最大的發病國。因此，中國最有必要率先積極促進全球合作，但不宜自吹自擂爭與美國並列為指揮大國，以致與所有大、中、小國家都發生摩擦和衝突。在國際組織和抗疫中，宜多謙虛做事，多付出，少爭利。有容乃大，兼聽為智。是不是抗疫有功，是不是國際領袖，自有公論。

      四． 在各國國內，防治新冠，猶如一場戰爭，需要動員全國資源、經濟、社會力量，統一調配。全民不計個人得失，不計代價，不計犧牲,以爭取勝利。這次疫情中至少有84國通過緊急時期法，授權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的運作和國民的生活。最能集中全國力量，獲得全國服從的政府，最有勝算。因此，政府的行政權力必然加強，同時必然削弱其他方面的權力和權利。在新冠疫情長期威脅下，國家長期處於某種戰時狀態，政府權力可能不斷膨脹。高度集權的政府是否舉措得當，其得失的影響巨大。因此有必要加以預防，增加對政府權力的制衡力度，有助於新冠抗戰。

     美國有三權分立的制度，還有聯邦制度，各州保留相當大的自治權，與聯邦權形成又一種制衡。因此在新冠疫情中，出現許許多多的各自為政現象。特朗普聲稱自己是戰時總統，但是並沒有發揮戰時總統的統籌作用。結果美國的疫情最複雜，病例最多，死亡人數最多，疫情起伏也最多。按照憲法，簽訂國際條約，參加國際組織，需要國會通過，但是特朗普在疫情緊張時，個人宣布退出世衛組織，參眾兩院卻毫無聲音。可見其制衡機制仍有不足。

     中國的各種權力都集中在黨，沒有制衡。在防治新冠中，令行禁止，全國一刀切地執行，非常有效。但是國民不必要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中國兩千年的帝國制度中，皇權無限，但仍有兩種制衡：一是傳統儒家文化：政府運作基本遵守儒家的治國理念；二是各朝都設有御史官，可以直接向皇帝諍言抗爭，皇帝不得治罪。御史官在各朝都發揮著一定的作用。這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優點。孫中山先生為民國設想五權憲法制度，就有“監察院”為五院之一。制衡的意義並不是反對行政大權，而是避免行政權力逾限過當，期望維持行政管理的穩定。古代皇帝設立御史制度的目的也是為維護皇權。因此，大陸不妨設立一個獨立的監察院，對上自國家主席下至各級政府工作的失職與違法行為，進行監察。

     在西方國家，監察權通常是由立法機構行使。但是，立法機關時常陷於黨爭而失職。這次爆發新冠疫情，各國議會都沒有提醒行政機關病毒之來臨，也沒有為預防或治療立法。這些失職無人追究。因此，一種能獨立行使監察權的制度，也應是有益的。

     五．在各國新冠疫情中， 從德國總理到美國亞特蘭大市長，婦女領袖處理防疫治疫的成績明顯突出。婦女特別重視家庭、子女、教育、健康與疾病照顧等等，在任何文化中都相同。試想：“假如”2016年是希拉里當選，美國新冠病情的防、治可能會有怎樣的不同？民主黨下一屆總統候選人大勢已定，副總統的人選則決定將是一位女性。如果民主黨勝選，由於拜登年齡較高，這位女副總統的權力一定比過去任何副總統的權力都大，所以國內外對她的“期待” 特別高。不僅影響美國的政治，也必然影響各國的政治，和提高婦女地位。在中國，工作婦女佔勞動力的比例很高，但是整體是居於低位；在政界沒有一個高級職位。人大代表的婦女代表名下註着“女” 字，和少數民族代表名下的“某族”一樣，都是表示其不平等的地位。多選出婦女政治人物，可能是防疫治疫的良方之一。

     人類是萬物之靈，相信今後必能明智地合作，研發疫苗藥品，創制必要的全球合作制度，以及在各國內進行必要的改革。衷心期望出現胸懷坦蕩的世界級政治家，促成人類的合作與勝利，共享健康幸福的生活。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最早注意釣魚台群島問題的老保釣成員之一。
 
 
 

               美國人熱愛自由，這一點我們非常清楚。他們堅信法國革命時的一個響徹雲霄，貫穿歷史的口號：“不自由，毋寧死”。我來美之初，汽車是沒有安全帶的，到了八零年代，由於社會富裕，家家有車，高中生都有車開了，結果是車速加快，車禍頻頻。因此，各州都要立法了：新出廠的車子必須安裝安全帶，而且如果開車不綁安全帶，罰錢！這麽一來，怨聲四起：不綁安全帶是我們的自由！

               現在，所有高中生學車的時候，駕駛老師一上車就說：安全帶！學生都乖乖地綁上安全帶。目前，幾乎各州都會對不綁安全帶的人罰款，好像衹有新罕姆什爾州例外。而且，現代的車子不綁安全帶，它就叫個不停，衹好綁上。你看，連車子都在奪取你不綁安全帶的自由。

               那美國人是不是失去了一項非常重要的自由呢?他們是否應該“毋寧死”呢？看來不是。那麽，他們是不是都在暴政的統治下，麻木了，根本對自己失去的自由沒有感覺了呢？他們是不是被洗腦了，反而認爲不用安全帶是非常愚蠢的事了!難道他們都已經生活在《1984》所描繪的世界中？

               很可怕，是嗎？美國人越來越不自由了。更有甚者，現在居然要强迫他們戴口罩了！

               新冠疫情的出現對人類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如果要控制疫情，一個國家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限制國民的自由和要求他們放棄隱私權。中國在這方面最成功，因爲它一早就限制了武漢人的行動自由，壓縮了疫情的發展範圍，并强制大家帶口罩，隔離，然後用手機檢測他們的行動，以此追索可能受到感染的人群。美國電視上一再播出同一個武漢醫務人員把病人從他們家中架走的視頻。在控制了疫情之後，每個人還要在手機上加一個app,即所謂的健康碼，綠色的有行動自由，紅色的就四處受拒。或許崇尚自由的老美會驚嘆：這是什麽世界？

               在不同程度上，臺灣，韓國，香港也采用了類似的措施。以“歷史終結”論出名的福山最近寫文章說，抗疫成功跟政治制度無關，主要的是三個因素。他說的因素是：政府的能力，社會互信程度和領導。說的相當空洞，因爲，落到實處，這跟一般國民是否具有具體意識有很大的關係。而他們跟不跟政府合作又跟他們對集體行動的指令是否認可有關。這次，亞洲的情況就比歐洲和美洲都好，因爲，簡單說，亞洲人似乎不會爲了戴口罩而跟政府過不去。他們也不會因爲行動受到限制而游行抗議，拒絕接受，散播病毒。

               在美國，各州州長苦口婆心地勸説，務必戴口罩，保持距離。面對如此嚴重的疫情，這似乎是非常合理的要求，跟什麽互信程度，或者政府能力沒有太大關係，它需要的是人民對合理要求的遵守與合作。可是，就有那麽一批人，聚衆抗議，牌子上寫著：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他們還抗議政府關閉酒吧和餐館。他們要求“解放”！我們看到東西兩岸的海灘和其他地方的游泳池都擠滿了人，人與人之間根本沒有距離；酒吧裏也是人氣旺盛，歡笑聲震耳，并且大多數人不戴口罩。你説，這些人是崇尚自由嗎？還是自私呢？

               現在，美國的疫情基本上失控，它將重大地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福利。對此，我們應當怎麽看呢？是個人自由超越一切，還是必須與集體利益互相調和？如果制度設計上是以保證個人自由優先，那麽，當一個社會需要爲集體利益采取限制個人自由的時候，它能夠收發由心嗎？以美國作爲例子，事實證明，享受個人自由久了，很多人就不肯爲集體利益作出犧牲了。這就造成社會矛盾，經濟困難。總之，我們這次看到的是，個人自由與集體利益發生了尖銳的衝突，而强調集體利益的國家和地方占了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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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浪費掉一個好的危機

             “絕對不要白白浪費掉一個好的危機！”這是曾經擔任過克林頓白宮總管的伊曼紐（Rahm Emanuel）的名言。爲什麽呢？他説，因爲它給予你一個機會，讓你去做原先你不能做事。

               最好的例子大概是羅斯福總統於1935年推動國會通過的社保法案了。當時的危機，當然，就是大蕭條，四分之一的工作人口長期失業。沒有這樣的背景，强調個人主義的美國人是很難同意像社保這樣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法案。後來，詹森總統於1965年通過了平權法案，其背景則是全國各地的黑人暴動。

               試想，如果特朗普也有像羅斯福和詹森那樣的胸襟和智慧，以及對廣大群衆的關切，他完全可以在新冠肺炎肆虐之初，也就是在2月20號，當韓國和美國各有一人因新冠病毒喪命時，開始大規模檢測，隔離，和追索帶病人，那麽，現在，他的連任會有任何懸疑嗎？

               可是，直到7月10號，他才勉强地戴上了口罩，而美國確診患者已經超過3百萬，死亡人數已超過13萬。因此，海灘，游樂場，酒吧，餐館等，開了又關，關了又急於開，失業率大增，旅游業，旅館業，航空業，百貨公司，購物中心等等，生意清淡，倒閉一大堆。聯邦政府今年的赤字預計會飆升到9萬億，使纍積赤字將高達30萬億，而美聯儲的債務負擔估計會超過7萬億。在今天這樣的暗淡前景下，傳染病專家傅奇（Fauci）於7月10號接受英國的《財經時報》訪問時說，美國正陷於“完美的暴風雨”（perfect storm）。也就是説，疫情不但沒有緩解，并且還有進一步轉劣的趨勢。這使得美國的處境非常危險。

               簡言之，特朗普遇到了一個百年的大危機，卻被他白白浪費掉了。浪費掉的後果是，美國幾乎無可避免地陷入嚴重的不景氣，并且，許多財經專家說，將會陷入大蕭條。

世界秩序的重新排列與組合

               反觀地球另一邊，中國，韓國，越南，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國的臺灣和香港，疫情雖然仍然偶有發生，但基本上受到控制。它們都已經開始復工復產。它們與美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以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强烈對比。

               另外，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的疫情爆發之後，歐洲也大致上控制住了疫情。所以，如果我們提出一個命題，即：疫情控制的越好，其今後發展的速度就會越快，我想很少人會有異議。這是因爲：疫情控制得好，實際上説明，在國際競爭的環境當中，這些國家和地區不但沒有浪費這個危機，并且借此危機搶了先機。

                按照這個命題排序，中國毫無疑問是疫情過後將獲益最大的國家，亞洲其他國家和地方次之，然後是歐洲。美國，巴西，印度，俄羅斯和南非等許多國家很可能會有好幾年的掙扎期。中國搶了一個先機固然是好事，可是這并不是說中國就能全身而退，因爲它的經濟照樣會遭受到嚴重打擊，債務必然高企，央行也逼得印鈔。搶了先機的優勢是，根據世界銀行估計，今年中國的GDP 將會增加1%，而美國的GDP會降低5%（可能太樂觀，因爲第二輪關閉商業活動又開始了）。歐洲，日本，印度，俄羅斯等，都會出現類似的或者更大的負成長。

                也就是説，2020年，這個庚子年，世界各地會因爲疫情而引爆許多國家間和國家内的衝突。這會冒出一大串複雜問題，其中包括：一，由於疫情失控，是否會導致糧食短缺，社會分配不均惡化，種族矛盾激化，貨流不暢以及航運中斷等問題，以及在哪些地方發生；二，不斷印鈔，纍積了30萬億的赤字，美國還能維持它的美元霸權嗎？二，中國怎麽才能最好利用這個危機所帶來的機會來發展自己？三，美國，爲了維護它的霸權地位，將會使用何種手段來打壓中國？四，美國的盟友到底是選擇它們的經濟利益而跟中國合作，還是選擇意識形態和制度認同而繼續聽命於美國？五，擠在這一切力量的錯綜變化之間的臺灣，何去何從？          

               顯然，這些重頭問題不是這一篇小文可以涵蓋的，不過它們非常值得我們今後關注。在此我們不妨談談兩個小問題：中印邊界問題和香港問題。

中印邊界的糾紛

            中印兩國在克什米爾的班公湖旁的衝突，到底是印方先越界引起的，還是中方先越界引起的？這是個謎。西方輿論顯然偏向印度，如《紐約時報》7月12號的報導就説，是中方先越界。事實到底如何？絕對是各説各話。               
            按常理推斷，印度越界的可能性非常大。理由呢？因爲印度一直對1962年的慘敗耿耿於懷，一直想出一口氣，而自從鼓吹印度民粹主義的穆迪掌權之後，印度的自我意識無限膨脹，不但廢止了與巴基斯坦爭執不斷的克什米爾的自治區地位，并且對巴基斯坦贈送給中國的阿克塞欽也暴露了野心。此外，新冠疫情嚴重，失業人口猛增，穆迪很可能想要以邊境糾紛來轉移視綫。當然，也不能排除印度邊境軍人采取貿然行動的可能。

            中國方面呢？用美國的俗語說，中國有更大的魚要炸，是很不可能主動在那個高寒之地采取節外生枝的行動的。什麽是更大的魚呢？那當然就是在香港，臺灣和南海等地，以及在經濟，軍事和貿易領域正在跟美國進行的全方位博弈。北京根本沒有閑情逸致跟印度糾纏邊境問題。因此，儘管國内網民們非常興奮地炒作中國會然後贏得中印大戰，但相信這件不愉快的事件已經暫告結束。

香港國安法出爐

            北京方面對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隱忍了大半年，趁這次疫情危機，出手了，所以，除了搶先復工復產以外，香港國安法也應當算是絕對不浪費一個好危機的另一舉措。

            國安法一共是六章66條，最重要的是第一章，總則，因爲其中概括了國安法的基本精神，其他五章則規定了職責範圍，機構設計，罪行與懲罰等。總則開宗明義指出，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時要“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制止和懲治…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犯罪…”

            西方媒體幾乎完全聚焦於最後一句裏面提到的各種犯罪行爲，幾乎完全忽略了總則第四條。第四條提到的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和自由。”

            第四條特別突出了聯合國的兩項人權公約，意思很明顯，表示北京有意繼續維護香港人民在不搞獨立運動和暴力活動，并且在不勾結外國勢力的基礎上，仍然享受到原來已有的權利。

            經過去年的破壞和騷亂，到底能不能很理性地落實這樣一個架構，實在難説。香港非常多的年輕人基本上已經不認同中國，也極端不信任北京政府，理想化地相信西方世界會幫助他們爭取獨立。經歷了百多年的西式教育，香港的精英層裏面也有一大批不但具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思想，并且在商業利益上也跟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還應當瞭解，非常多的香港居民曾經是因爲逃難而離開大陸的，或者是逃難者的後代，他們不但爲了逃避抗戰，内戰，并且也爲了逃避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和六四。如何讓這些人對中國政府和共產黨取得好感，心甘情願地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員，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一方面，如果這些人聰明一點，就應當瞭解，香港對北京的價值就在於它在一國兩制安排中的獨特地位。他們可能懼怕共產黨，甚至痛恨共產黨，可是他們必須明白，共產黨并不想殺鷄取卵，北京當局希望的是讓香港繼續下金蛋。     

            所以，在這個百年一遇的大危機籠罩下，當美國的疫情逐州爆發，高居世界第一，當英國，加拿大，澳洲的經濟都受到嚴重打擊，而中國的經濟有望第一個由負轉正，整個亞洲的經濟也將依次擡頭的時刻，推行國安法，絕對是沒有浪費一個好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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