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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香港的暴亂愈演愈烈，10月5日港府頒布禁蒙面法後，參與的抗議民眾人數或有所減少，但力度卻越來越大。除在街上縱火，設路障，丟汽油彈，癱瘓地鐵，包圍政府公署外，毆打持反對意見的民眾，毆打及割傷警察，公布警察的私人信息， 並砸壞所有他們認為親中企業，銀行的店面或辦公室，宣布成立臨時政府， 高喊“香港光復，時代革命”!
 
這些暴民的種種行徑已將香港從一個被全世界公認最自由，安全的城市，變成一個恐怖份子當道，人人自危的亂區。 社會的動盪嚴重的打擊了消費及旅遊業。許多商鋪及購物中心都提早打烊，甚至全日關閉。香港經濟快速下滑。 港府最新的經濟數據顯示，香港的商務活動已降至 2009 年來的最低點。資金外逃，61%的美商公會的成員公司也表示，若香港局勢繼續惡化，則會考慮從香港轍資。
 
林鄭月娥為首的香港政府在對付暴徒分子的違法亂紀的行為， 顯得軟弱沒魄力，在紛紛擾擾的四個月後才宣佈禁蒙面法，但卻同時又強調不會啟動緊急法。 不會取消11月24日區議會的選舉。這種自掀底牌的作法，能做到止暴制亂嗎？從民陣10 月17日的最新的要求 “除惡法 （禁蒙面法），獨立調查，重組警隊”，可以看出這些暴力分子的要求是沒有上限的。 再加上西方多數的主流媒體及政府妄顧事實，一眛偏袒暴徒，使得他們越發囂張狂暴。港府到現在為止似乎沒有甚麼好的對策來平亂。
 
北京對香港的態度也頗令人費解。香港已亂成這樣， 連解放軍駐港營區也有暴徒去騷擾。幾萬武警在深圳與香港邊界也集結了好幾個月，卻毫無動靜。有人解釋是因為北京不願天安門事件的覆演，若出動武警平亂，又將遭受西方國家的譴責及制裁。也有像復旦大學的陳平教授的主張， 大陸要等香港經濟爛透了，經濟衰退到每個家庭都難以忍受的程度，房地產大跌，再出手，一舉收復香港，消除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一直沒有去除的殖民文化。還有一種說法是，即使武警可以在段期內鎮暴平亂，港人仍有一半以上反中，甚至不認同他們是中國人。強行出手，只會加強他們這種仇中的情懷。以後類似事件還是會再爆發。唯一的辦法就是讓香港經濟爛到不行（如陳平所説）。這樣反中的港人，才會認清自己的錯誤，認同自己的祖國。
 
陳平教授的建議，從純經濟的角度來看似乎是合理的。但我要問香港不是中國的土地？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嗎？ 為什麼香港人還要等到無以忍受的地步，中央才出手？這合情合理嗎？此外，要港人認同中國，必須立刻從教育著手。從小學到大學的課本，徹底割除殖民文化的毒瘤。這是不容遲緩的。要靠港人的自覺是不太可能的。若寄望港府的推行，回歸22年都做不到的事，以後有可能嗎？ 另外值得憂心的事是即將到來的區議會選舉。 黃之峰之類的亂港分子都表示要投入選舉。以目前香港社會的氛圍，這批人非常有可能大獲全勝。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們除了街頭暴動外，會循“民主”選舉的機制，進入香港的立法機構。 以後港府的結構若因他們的介入而和北京漸行漸遠，那時中央要出手將更師出無名。
 
若北京忌憚因出手香港被扣上二版天安門事件的帽子，因而投鼠忌器，以我的淺見，實在大可不必。中國近年的迅速崛起，已經被以美國認定是頭號的競爭對手。在香港事件上， 中國出不出手都會受到西方世界鋪天蓋地的抹黑。美國最近更是提油救火， 眾議院剛無異議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及“保護香港法”。議長佩諾西說通過此兩案代表美國支持香港人民的民主抗爭。這是多麼可笑的說法。現在世界各地都有大規模反政府運動。像法國的黃背心，伊拉克的抗爭，西班牙的Catalonia的獨立運動等。 美國政府對這些的抗爭活動從不表支持，卻對香港情有獨鍾。美國希望藉香港問題上拖垮中國，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朝鮮戰爭時的上甘嶺之役，中國軍隊在極其艱苦的困境中贏得了勝利。那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一窮二白，現在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在解決香港問題上，為何 如此隱忍？
 
北京在考慮什麼？
 
2019.10.18

借著參加紀念保釣50周年研討會的機會，有幸體驗了大陸社會的現狀，並透過各種媒介觀察了中國慶祝建國70周年的許多活動，整體的印象是感動、激動和震撼！ 中國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展示了人民對中國理論和中國道路的信心，在西方模式遭遇許多失敗和困難的今天，中國道路必將對未來人類的發展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歴史將證明2019年將是改變人類前進軌跡的闗鍵年！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備受數萬里以外的西方列強的欺淩，此誠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奏摺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之後中國知識份子積極變法求生! 從戊戌新政，五四，文革，六四，到今天的港臺憤青，在全盤西化的浪潮中，我們否定了過去。國民黨所代表的學習美英路線和共產黨所代表的共產主義路線的競爭中，精英階級大多數拋棄了中國的傳統價值，也失去了民族靈魂。 好在中華的靈魂在草根階級中保存下來了，而中國的近代史充分的顯示出草根力量的韌性，習近平的陝北插隊給了他寶貴的營養，締造了他的改革成功，而韓國瑜的草根力量也將綻放出勝利的花朵。

近代的偉大歴史學家和文化學者錢穆説歴史是一個民族全部人生的經驗，所以歴史是研究人文科學的一種最基本的學問。 中庸説：「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歴史精神就是就是從浩瀚的歴史事實中提煉出的主宰文明的精髓，它讓我們能「鑒古知今，究往窮來」。 中國獨特的優秀的歴史文化精神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的不間斷的中華文明。

清末時中國面臨被瓜分滅亡的危機，但是梁任公發表「中國不亡論」，七十年前臺灣在風雨飄渺之際，錢穆説「我認為中國不僅不會亡，甚至我堅信我們的民族，還有更偉大光明的前途...」。 他們為什麼能洞悉未來？ 因為他們是偉大的歴史和文化學家。

今天，美國有許多人因擔心中國的崛起重新強調文明衝突，事實上，十七世紀以來的許多偉大西方人士，包括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萊布尼茲及近代的湯恩比都認識到中西文明的良性結合是人類的未來前進方向！
由於百餘年來長期受到強勢西方文明的洗腦，許多人迷信式的歌頌西方「普世價值」，卻以批判的態度看中國傳統文明和否定中國自己的制度。 人類的共同希望是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改善，民主是個手段，而美式民主更只是選項之一。 美式民主的最大危機是已經變成維護少數利益團體的工具，而遠離了維護全民利益的初衷，最大的問題是已經無法自我改正！

中共治下的大陸當然仍有諸多缺點，但是歴史證明他們有能力改正。 今天的許多城市高樓林立，經濟繁榮，街道整潔，民眾的守法和公德心都有長足的進步。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公車上每次都有人主動讓座，而以前飽受詬病的公共廁所如今非常乾淨。 年青的一代不僅熟知現代知識而且還保有謙遜的傳統美德，更有一顆對國家對個人前途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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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慶祝活動中最重要的強調就是不忘初心，也就是爲全體人民謀福利的初心。 在國際上如能切實貫徹“共建共享合作共贏”的一帶一路精神，這將與西方對弱勢國家的侵略和剝削政策形成強烈的對比，對開發中的國家而言，選擇豈不明顯？ 台灣人民豈能不睜開眼睛做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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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標題選項：自由主義對決集體主義。不過，這個本世紀的最大對決之所以會出現，其根本的原因就是集體主義的速度，出乎大家意外的，超越了統領國際關係長達兩個世紀的自由主義。按照傳統西方的政治理論，這不應當發生，也不可能發生。非常令人感到無奈的是，這個對決的焦點，或者説觸發點，發生在香港。

        9月8日，香港的青年示威者第一次地大規模揮舞著美國的星條旗，呼籲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法案。他們在中國的領土上呼籲美國干涉中國内政！這似乎非常形象化地突出了問題：他們希望以自由主義統領世界的美國來制衡威脅到香港生活方式的中國——和它的集體主義速度。

        且讓我們把外國干涉——包括資助和培訓了一大批動員能力非常強的年輕人——以及大陸貪官和他們的白手套隱身香港，和返送中，都撇開來不談，對廣大港人而言，無可否認，他們的核心訴求是希望能夠維持他們已經熟悉的西方自由主義環境下的生活方式。雖然，在中國集體主義速度的巨大壓力之下，這個生活方式也逐漸面臨重大威脅。

        我們不妨以深圳爲例。深圳在過去40年已經從貧窮的小漁村轉變成現代化城市，其GDP已經與香港不相上下，雙方的交流也越來越多。可是，香港與深圳的心理關係卻是非常複雜：港人基本上看不起深圳人，討厭深圳人到香港搶購東西，嫌惡他們粗俗的舉止，不高興深圳家長送小孩到香港讀書，但同時又擔心害怕深圳威脅到香港的經濟地位。本來是應當合則兩利的關係，而由於香港人所感受到的威脅，企圖躲避，以至於兩地關係并不和睦，怨懟之心存在已久。

         縮小範圍，我們可以拿大疆無人機爲例。一個年輕人，汪滔，杭州人，本來在廣東讀書，後來轉學到香港科大讀書，對直升飛機抱有極大的專注興趣。他得到科大導師李澤湘的鼓勵和協助，在深圳創建了大疆科技公司。2006年創立，2018年成爲全世界最大的無人機公司，占據70%以上的國際市場。大疆因此凸顯了香港與深圳之間合作的好處：依靠香港的先進科技知識，配合了大陸在實體經濟方面迅速發展的綜合能力，它取得神速發展。

         如果我們擴展到無限大，則從香港與深圳的互動，我們看到中美之間的複雜關係。中國是一個集權的落後國家，可是，它依靠美國這個自由主義國家培養出來的如錢學森，楊振寧，施一公等等好幾代數以千百計的人才，在共產黨的集中統治之下，憑藉强大的統籌規劃，集思廣益的協調能力，和從上到下一以貫之的執行力量，達到了驚人的速度，居然到了快要超越原來遠遠跑在前面的美國！以至於本來合則兩利的關係變成當前的對峙。

         但是，不論香港的年輕人鬧到什麽地步，香港無可避免要被深圳超越。同理，不論特朗普如何阻擾，中國的發展速度無可避免將會超越美國。事態發展到今天，特朗普看來要讓步了。希望香港年輕人也能向特朗普看齊。這并不表示自由主義不具有它本身的優點和存在價值，可是，集體主義的速度超越了它。面對二十一世紀，速度似乎成爲評價一切成就的標準，使得以個人自由爲核心的政治組織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或許大家都還記得，將近30年前，福山以黑格爾的歷史演進規律提出了轟動一時的歷史總結論。現在，由於集體主義速度的成功，歷史又開始無情地碾壓，新一輪的正反合正在我們的面前展開。
 

 
香港反送中的抗議活動自今年三月以來， 越演越烈。一直到現在，沒有消停的跡象。 從原始的和平抗議遊行，戲碼一步步加大。抗議的手段也越來越激烈。從在街上放火，向警察丟磚頭，昇級到衝進立法局的玻璃門，佔領並極盡破壞立法局長達三小時之久；公然污瀆國徽，踐踏國旗；迫使地鐵無法開動。 香港的國際機場也因被大量著黑衣戴口罩的抗議群眾佔領而被迫關閉數天之久。許多乘客跪著向這些黑衣人求情，要求准許他們離境， 一個十八歲的小女孩急著要趕回家。但即使在稍有理性的抗議者替這女孩求情下，都未獲准登機。更令人髮指的是，這群黑衣暴徒在佔據機場時，看到疑是大陸的人，就不分青紅皂白的毒打一頓。 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在雙手被綁的情形下，被圍甌長達兩小時之久。
 
這些暴民在街上與警察搏鬥時，顯然受過專業訓練。他們個個都戴有頭盔，面罩，眼罩或防毒面具。他們用汽油彈，磚頭，煙霧彈，利刀，有毒粉末，削尖的雨傘，射鋼珠的彈叉，弓箭，及足以導致失明的雷射槍攻擊警察。 數百名警察受傷。有位警察的手指甚至被暴徒切斷。警察的住所被攻擊，家人也受到威脅。
 
以民主，自由，法治標榜的西方政府及媒體在這次反送中運動裡，完全站在暴徒的一邊。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Mitch McConnell在 八月二十一日的Wall Street Journal 登了一篇題為 “We Stand With Hong Kong”的評論，聲稱這批暴徒是群追求自由、民主的鬥士，並把此次本純屬於法律的事件和 1956 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的捷克之春，及1989的天安門事件並列。
 
我們要問：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美國，Mitch McConnell 還會這樣說嗎？ 2011 年 ，參與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民眾， 在紐約 將銀行，美聯署，證卷交易所的地鐵入口全占了。當時的市長，Michael Bloomberg 宣布如下：
 美國憲法賦於每一位紐約居民自由發言的權利， 但並不允許隨意睡在公園及佔領公共場所，影響社會大眾的生活。
 
講了這番話後，紐約警察就毫不客氣將這批手無寸鐵的民眾驅散。不服警令的立刻被捕。
 
2015 年 奧巴馬總統對參與巴爾的摩抗議警察暴力的群眾説了下面這番話：
 他們不是在抗議，當他們縱火燒房，他們就是縱火犯。他們破壞了商業次序， 也摧毀了他們自己的前程。
 
奧巴馬的這段話不也可用在今日香港嗎？巴爾的摩的暴動最後還是靠警察及馬里蘭州的民兵（National Guards) 才平復的。
 
香港局面，目前看不到將如何解決。暴徒膽子似乎越來越大。不把警察看在眼裡。這大概跟港警過去一直太過節制以及法庭對抓到的罪犯判刑太輕或甚至無罪釋放有關。我對港府及港警有下述兩點的質疑：
1）為什麼港府還不宣布戒嚴？ 2） 為什麼還要發遊行集會的許可？每次集會遊行的結果，常常造成更嚴重的警民衝突。一般奉公守法的市民整日生活在恐慌中，香港社會的法治蕩然無存。
 
最近聽說有幾位香港大學學生到西藏插港獨的旗，被抓後並沒有被起訴就釋放了。這是為什麼？為什麼北京政府要如此包容？ 為什麼不用反國家分裂法來嚴懲他們？
 
我真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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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人最愛國，歷史上香港對中國的貢獻，數不勝數。抗戰期間是中國對外的人員和物資重要轉運站。但是毫無疑問，香港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是引領1979年後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成長到今天的經濟規模。可以說，如果沒有香港，就不會有今天中國的成就。蘇聯也有改革開放，也曾積極想向西方學習，就是因為沒有一個香港而失敗。

79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因素很多，一般是歸功於鄧小平的政策和支持。在中國的制度下，沒有中央的領導，絕不可能成功。鄧小平的智慧就是看準了香港是中國最好的導師，能夠手把手地引領中國完成改革開放大業。中央看準了開放發展必須從最靠近香港的地方開始，批准設立與香港僅一條細水之隔的深圳特區，以香港為師。香港之所以能夠完成這一師傅重任，不負各方期望，是因為有以下幾個因素：

        1．人的關係：香港人就是廣東人，他們是親戚、同鄉、同學、同事、同胞手足。1949年後，大陸別處的人也跑到香港，他們與大陸也是親戚、同鄉、同學、同胞。這種一家親關係，使得雙方能夠互相信任，坦誠合作。香港人毫無保留地，不懷機心地投入中國的發展。大陸對香港人也是完全信任，完全接受，不擔心受騙或有陰謀。香港人敢於進入大陸從事各種經營，敢於冒險，是基於愛國心。大陸方面敢於接受香港而嘗試，也是因為對香港同胞放心。中國第一個“中外合資”公司（當時香港屬於英國），就是香港美心集團的伍沾德心懷熱誠並得到中國方面的信任而成立。公司的註冊號是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批的“外資審字（1980）第一號”。正是這種關係，香港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師傅，港陸產生長期雙贏。
 
        2.   資金：香港帶領大陸的經濟發展，一般最看重的是引進巨額資金。中國從極端貧困到今天的面貌，靠的是外資外企湧入。直到今天，中國經濟仍然是外資佔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所謂外資，絕大部分是香港投資，以及後來東南亞華僑和台灣人的投資，其中有的是經過香港。非華人的外國投資佔很小的比例，其中也有很多是經過香港。香港是不可或缺的中介站。香港一直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其世界性服務的最重要受惠者是中國大陸。如果沒有香港而去吸引華人和非華人外資，大陸的成就不可能達到今天的程度。

        3.   引進適當技術：這一點非常重要而為一般人所忽視。聯合國和經濟學家早就強調，一個國家引進技術，必須是“適當技術”，就是適合當地人的教育和技術水平，使他們很快能夠學習、掌握、使用。香港人自己就是大陸人，非常了解大陸的勞動力資源，因此引進適合中國接受，使用和吸收的工廠、公司。中國這個世界製造中心，是從低端產品開始，逐漸成長為世界工廠的。過去發達國家也曾經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技術，開設工廠，卻因為引進的是超過當地人的接受能力，無法學習使用，結果多半是失敗多於成功。中國因為有香港引領，沒有發生這類問題。中國甚至滋生了仿造外國產品的能力，山寨版產品滲透國內外市場。香港引進適當技術的功勞，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4.   同樣重要的是：香港向大陸引進了管理技術，即企業家能力和企業家精神。這是經濟發展的四大要素之一，不可或缺。近代中國從農業經濟轉型為工商業經濟，民國時期雖有長足的發展，但是國難多艱，基礎薄弱，經過1950年後30年的摧殘，大陸的經濟能力幾乎喪失殆盡。但是香港得以避免捲入那個災難，並且接納了1950後大陸轉移去的企業家，促成香港經濟的迅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本來是貿易港，港人善於貿易經營，後來發展小工業，擁有為國外企業生產小產品和部件的豐富經驗。這些都是中國開放時所急缺的寶貴能力。香港人手把手教了深圳人，東莞人，廣東人，進而大陸各地的人。於是中國產生了一大批企業人才，特別是眼光外向的民間企業人才。

        5.   香港有引進外國公司和拓展海外市場的特殊能力：落後國家想要發展經濟，最大的困難是找到適當的外來投資者，願意帶技術來開辦工廠，在當地獲得充分合作，獲得必要的資源和勞工，最後產品能夠順利進入外國市場。香港對中國的重大貢獻便是能夠做到這一切。香港與國外經貿關係特別廣，因此引領外資企業到中國，其生產的產品順利外銷，幾乎每個外資企業都賺錢。於是投資越來越多，生產旺，產品行銷全世界。中國成為世界的製造大國。

在香港引領中國經濟走出困境，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有一個基本模式，就是為外國公司打工。中國的教育水平低、科技水平和研發能力不足，現代生產的經驗不足，只能引進外國公司的設計和生產線，在生產鏈中做低端打工，中國在這個模式中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打工國。這個經濟發展模式，也適合不少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印尼、越南、孟加拉國等都學習。有人就叫它“中國模式”。

香港決定了中、蘇發展的差別。蘇聯也有改革Perestroika，有開放glasnost，也想走與西方接軌的經濟轉型，特請美國名學者（Jeffrey Sachs）設計一套完整方針（shock policy，用於蘇聯稱shock therapy），結果卻沒有成功。蘇聯/俄國資源豐富，教育水平高，科技人才濟濟，並且有很多俄僑在歐美國家內很有勢力，他們對歐、美文化、經濟都非常熟悉，但是就缺一個香港這樣的基地發揮上述五大特點去綜合利用，結果便不成功。不但中國依靠香港，世界各國也通過香港與中國經貿合作。香港是眾多外國的公司和中國公司開設辦事處的中心城市，是他們共用的雙向橋頭堡。從蘇聯/俄國的失敗來看，香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功勞，無論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香港對中國是一塊寶，香港人是中國人中最愛國，最肯為中國而奮鬥的同胞。但是，近年來香港人和大陸多次發生對立。關鍵在雙方對“一國兩制”的解釋和期望不同。如處理不當，港、陸將兩敗俱傷，也將為大中華帶來災難。
 
二.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一詞，據說是1982 年鄧小平針對台灣提出的。台灣當然不接受，沒有下文。正式的、被公認的一國兩制，是指香港1997年回歸後的制度。

        1.    香港的一國兩制不是中國人的發明，是英國人的發明：把英帝國的制度保留在香港，中國承認維護50年不變，以《中英聯合聲明》（1984年12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簡稱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正式約定，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北京簽訂。兩國政府互相交換批准書後，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正式生效，是國際文書。1997年香港回歸，列入《香港特區基本法》第五條，成為中國國內法正式規定的制度。

在大英帝國內，臣民分為兩種：不列顛本國的子民是一等臣民，其他被征服土地上的帝國子民雖分為幾級，統統是二等國民。英國可以干預帝國領土事務，帝國領土不能干預英國本土事務。在大英帝國之內，如加拿大在二次大戰前已經是自治邦，有民選的國會，自己的政府，英王派的總督只是名義上代表英王的主權象徵，那是大英帝國中最高級的領地。香港則是殖民地，是最低級的領土，有自由但沒有民主，一切聽命於英國指派的總督。
從英王屬下轉到中國主權屬下，由於香港當地的社會、經濟、乃至政治上的法治比中國先進，中國當時向英國保證，在香港不實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而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並保留香港制度五十年不變。所謂香港的資本主義主要指社會和經濟上的自由；政治上則有法治和司法獨立。當時中國在經濟上已經實行資本主義（稱市場經濟），所以與香港是兼容的，合作無間。所謂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質上僅有一條，即共產黨專政。港陸衝突便在這一點上。

        2，中國收回香港的時候，大陸沒有與香港同胞對話，而是與大英帝國談判，把香港從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納入中國的體制，並保證香港制度五十年不變，使香港人不會不適應突然回歸。於是一國之內有了兩制。

中國設立特區的想法，顯然一方面是讓香港回歸順利，草木不驚；一方面是隔離大陸人，以免大陸人要求同等待遇。中國向大英帝國讓步，沒有向香港人讓步。第一是不失面子，沒有俯從香港人的要求。第二，對英國的讓步是一次性的，英國退出後，不會再有其他談判和要求。如果大陸是對港民讓步，此例一開，港人以至大陸人說不定會提出新的要求。但是這也就隱藏了問題。

        3. 中英雙方的內心期待，以及香港人的期待，顯然不同。英方以為，五十年後中國會有走向民主自由制度的相當進展，香港人便可以接受已經接近香港的“一制”。大陸自信，香港人經過五十年的大陸薰陶，會慢慢習慣了共產黨的專政統治，特別是年輕人從小就在大陸的大環境中長大，可以接受大陸的“一制”。然而，隨後的發展恰恰相反。

隨著時代進步，香港人不肯停滯在1997年設定的殖民地狀況上；而中國共產黨也漸漸把香港往大陸的統治方式轉變。雙方差距越來越大。一國兩制的制度，雙方都自稱遵守，實際上都不願意遵守。

香港800萬人口中，大多數是1950 年後移去的大陸人的家庭。由於經商、辦廠、民間交流、官方交涉、旅遊等等，他們對大陸實況非常了解。對於三十年後被納入大陸的“一制”，不免非常擔心。“送中法”特別使香港人驚恐。“送中”的意義是：大陸對香港的司法處理不滿意的時候，就將人引渡到大陸去處理。今後香港人一言一行一不小心，隨時有被送中的危險。香港一隅的法治保障，即將喪失了。特別是年輕人感覺，不但對三十年後的命運擔心，三十年內的生活也難熬。有辦法的人可以外移。過去每次有風吹草動，香港就發生一波移民潮。如1984年中英聲明後，1989年和1997回歸後，都有移民潮出現。可見香港人的恐懼。但是絕大多數香港人，沒有能力移民，香港是他們唯一的家鄉。於是送中事件是最後一根稻草，突破了特別是年輕人的忍受極限。年輕人大受震撼，不約而同，自發地、無組織地上街抗爭。   （上）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冲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