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三水

编者按：在SARS惨痛教训后，中国加大了对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建设，将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作为“十一五”以来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並成为中國的骄傲。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事情糟糕到如此地步？ 大陸资深媒体人韦三水在2月15日发表 万字长文深度解密：高福之过、疾控之惑与公共卫生未来之变，做出了精彩的分析. 

韦三水 基因谷 (Feb. 15, 2020)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Q3MDc4Mw==&mid=2247502045&idx=2&sn=588ee039ae3af04acf11a33a5e5a4508&chksm=96efee8da198679b078b860346b06b2d5db81ea0d47f56d3cc420c85158fcefb1647da6da77b&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1864637335&sharer_shareid=4020bd58fcd3b93928b20bbdaaea5dd4#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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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如不出意外，继湖北两位高级官员被卸职之后，今日或更短的时间里，将陆续有“问责靴子”落地，而首当其冲的将是风暴之中的中国疾控中心以及卫生医疗领域里的官员。现特意发布万字长文：高福之过与疾控之惑，以飨读者。头条号首发。

高福之过

高福——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一定很后悔自己在去年通过媒体向外界公开信誓旦旦的一句话。他太自信了。
2019年3月4日这一天，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来自医卫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金羊网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我国传染病防控工作进展顺利，国家传染病监控网路运行平稳，中国不会再出现当年的“SARS类似事件”。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仅仅9个月之后，他的这句话就被啪啪打脸了——高福拍胸脯般的承诺就像底裤被扒光了一样可笑又残酷——新冠病毒疫情来势汹汹，比2003年SARS还要严重。

高福，并没有给他自己和国人带来“福”气。这位国家疾控中心的高主任，的确是没有想到有一天被全国上下置于风口浪尖之上。同时身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的他，因为本科学的是兽医专业而被嘲讽——一个兽医居然领导了一个国家的疾控。

人们的“口诛笔伐”并非没有来由，一切都缘起这位主任被认为一心为一己私利忙着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但对疫情预警和防控而不顾，以至于酿成如此滔天大祸。

被诟病的高主任此前作为共同作者在“新英格兰通讯”上发表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论文。这篇论文预计：“通过分析12月10日至1月4日期间发病病例的数据来估算疫情的增长速度，因为我们预计在12月13日武汉疫情正式宣布之后，发现的感染比例将很快增加”。人们据此认为：高主任明知疫情却贻误时机，从而铸成大错。

所以，高主任是忘记了本份——波克拉底誓言：“……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我遵守以上誓言，目的在于让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赐给我生命与医术上的无上光荣；一旦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请求天地诸神给我最严厉的惩罚！”

但有为高主任鸣不平者认为：这样一大堆光环头衔的科学家，怎能为了几篇论文而谋一己功利从而弃民众利益于不顾呢？把疫情责任归于科学家之身，既蠢又坏。

是的，高主任荣誉等身：

在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的第二年，高主任就成功入选了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并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担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2005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08年出任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2010年担任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4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5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2017年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2018年被任命为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201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2019年11月16日，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

面对凶猛的民意，高主任接受了第一财经的独家专访，时间是1月31日。“这是一篇回顾性分析！12月中旬还不知道是什么病，病原不清，都是调查四百多例流行病学的推论！Onset的日子都是推测，这个大家没有看明白！把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诊断混在一起。”他对第一财经表示，回顾性调查的工作正是CDC的职责之一，找到元凶，回顾性调查，指导未来防控。“我们的防控一直没有停，一个月来大家都没有觉睡。”

高主任的“意思”是：这真不是“我的错”。

有“好事者”逐一翻出了传染病发现、上报以及防控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文件，得出一个结论：国家疾控中心自己没有疫情信息发布权！必须要及时上报国家卫建委并决策。

于是，国家卫建委被等待“说明”。这个时候，“爱国者”胡锡进见缝插针，开始“步步紧逼”：质问疾控中心和卫建委。

不知“睡不好觉”的高主任，内心深处作何感想。本科专业是兽医的他实际上并没有从事任何有关兽医的工作。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病原微生物跨种间传播机制与分子免疫学，主要从事T细胞识别、流感病毒等囊膜病毒侵入的分子机制、禽流感等动物源性病原跨种间传播的机制研究等。但就是这样的一位科学家，却在2020这一年，将自己置身于漩涡之中。夜不能寐的他，是否想到非典时期的“同行”、他的前任李立明——2003年这一年北京、安徽非典疫情发生，被确认为重大责任事故。当时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等人因对非典病毒管理不善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引咎辞职。中国疾控中心共五人因非典实验室感染受到处理。

科学家的“良知”在于：说真话，办实事，坚持本份，据理力争。这才是民众之福。不知高福主任是否做到了？！

专家之责

在2019年那一年，高福主任为何可以信誓旦旦的拍着胸脯？作为科学家的他，想必并非心血来潮，一定是有缘由的；这个缘由来自于此前中国在再发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防控方面的成就，以及全球最大疫情直报系统与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建构。

早在2016年11月17日这一天，是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进入的第二天。这一天，有场主题为“互联网+智慧医疗”论坛正在举行。这场论坛请来了当时的国家卫计委主任做致辞嘉宾。而在致辞中，这位主任就非常自豪的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

主任口中所谈及的传染病防控体系，应该指的就是同样让我们自豪与傲娇的是中国新发传染病的防控体系。这个体系号称是世界一流的体系。

自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侯云德院士带领项目团队就一手构筑而成了中国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并在2009年首次成功创造了人类干预大流感的纪录，而流感大流行的干预，此前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成功过。
据了解，侯云德领导专家组设计了2008至2020年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重点布置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我国历次重大疫情，全面提升了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而中国的这道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全国就有554个监测点、400多家网络实验室，一旦发现病毒，很快能鉴定出来。

中国新发传染病的防控体系——曾经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确在过去切实提高了我国传染病防控能力，成功应对了近年来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

2013年，我国首先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人，对人的感染率比H5N1高100倍，病死率达40%。这一全新的病毒在长江三角洲出现半年左右，就被这个网络体系发现，从发现到控制不到1个月时间，至今没有传到国外。

2014年，中东呼吸道综合征（MERS）再次向全球扩散，传入韩国后严重影响韩国经济，一例被感染的韩国人经过中国香港进入惠州，被该网络体系快速发现，就地诊断隔离，对我国未造成影响。2015年以来，西非埃博拉流行，在非洲的外国人中中国人最多，但在我国并无埃博拉病毒的扩散。

十年后的2013年春，长三角地区突发不明原因呼吸道传染病，来势凶猛，病死率高，一度造成社会恐慌。5天内，项目组团队迅速发现并确认了此次突发疫情病原是一种全新的H7N9禽流感病毒，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公布了该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病原发现后2天内，成功研发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快速检测试剂。

一个月内揭示活禽市场是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源头。
……
这一年，恰是2003年SARS过去的第十个年头。

在SARS惨痛教训后，中国加大了对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建设，将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作为“十一五”以来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并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浙江大学汇集力量建设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8年春天来临之际，由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兰娟院士领衔，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汕头大学、香港大学、复旦大学等11家单位组成的团队，共同完成的“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项目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根据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的报道，李兰娟院士的项目组创建的四大体系两大平台，还对控制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寨卡等传染病的输入发挥了显著成效。而在非洲，埃博拉疫情甚至造成了一些国家的瘫痪。中国将这套防控体系带到了非洲，并在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等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防控中取得卓越成效，显示了中国力量。塞拉利昂总统还就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专程来到中国，致以感谢。

中国科学家在新发传染病防控史上第一次利用自主创建的“中国模式”技术体系，成功防控了在我国本土发生的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联合考察报告》中评述：“中国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的风险评估和循证应对可作为今后类似事件应急响应的典范。”世界卫生组织评价该项目研究成果堪称“国际传染病防控典范”。

如果不是新冠病毒疫情，我们或许并不认为高福这位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在吹牛了，也不会认为中国的科学家们可能是无能的。但也正是新冠病毒疫情，让我们所有人都见识到了强大的疫情直报系统和防控体系的另一面：脆弱的一塌糊涂。

毕竟，无论是2013年H7N9禽流感还是2014年的中东呼吸道综合症，以及2015年的埃博拉病毒，中国科学家们所建立的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都发挥了居功至伟的作用。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事情糟糕到如此地步？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的一篇文章或许道出了个中实情。

深夜之问

2月2日，杨功焕这位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或许是忍无可忍，在这一天的深夜，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直指二元卫生体系缺陷，呼吁反思和追责。

“有人说，现在重要的是战胜病毒，而不是反思或追责。我觉得，反思和追责，是战胜病毒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错在哪里，又怎知如何战胜病毒？”这篇文章从起笔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杨功焕在首先强调病毒溯源的重要性之后，同时也肯定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不可否认的是，在面对传染病方面，我们国家有非常先进的一面，因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肯定是比许多国家好得多，整体指挥和调度的能力也很强。”但其笔锋接着就立即转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疑问上，话里话外意味深长：

“但也确实有一些因素影响了疫情的发展。那就是一些人员，从官员到专业人员，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传染病的危害，以及发生爆发流行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反而是更多的是考虑政治上的稳定。所以就会出现训诫医生的举动。”

什么意思？不是疫情直报系统和传染病防控体系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一切政治挂帅的结果。杨功焕说：其实，我们的直报系统在几个小时就能把信息上达国家机构。很多国家没有中国的直报系统，世界卫生组织就是依靠追踪当地的媒体报道、学术杂志等手段来发现疫情。“我们有直报系统，这是我们中国的优势，遗憾的是，我们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如果尽早知道疫情，一些控制措施可以在疫情在较小规模时得到控制，然而，走到了不采取 “封城” 这样的措施就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些都是有待改进的一面。”

此次疫情为何会扩散蔓延？这位中国疾控中心前官员同样直言不讳：武汉市卫健委12月31号通报说没有人传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犯了大忌，影响到后边的防控措施了。在传染病的面前，怎么可以这样做？这必然会引发大问题。
因为，“在传染病防控的时候，即使这个病毒还没有搞清楚、还在讨论判断过程中，但是必需的防控就必须开始了。因为事实上早在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报告的病例中，就存在人传人，特别是家庭聚集性的传染。”

既然这样，为什么疾控部门自己就不能直接发布疫情通报呢？对此，杨功焕也说了，中国的疾控体系不是行政部门，而是事业单位，所以没有权力来发布疫情信息。

“把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和政府的行政管理完全分开，卫生体系这样做其实是有些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要参照其他国家，其实没有中国这样二元的做法。美国疾控中心只有国家一级，在州以下它就是卫生局，所有的疾控任务都是卫生局的人在做。”杨功焕接着表示，“我们应该把疾控工作详细分解以后，某些部门合并到卫生局，这样的话卫生局就不仅仅只是一个行政管理工作，就像公安局也会有很多刑侦技术人员一样。”

但疾控部门就没有失职吗？“我觉得他们失职主要是，第一，有些专家出来说了一些不太负责任、不严谨的话。第二要问他们内部是不是跟武汉市卫生部门提了建议，当然也可能疾控中心提了建议，我们不知道而已。”杨功焕在其亲自撰写的文章里最后写道。

杨功焕说的失职的“第一条”可能暗有所指。比如，1月22日，也就是武汉封城前，在国新办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高福还言之凿凿的说，目前证据确实显示儿童、年轻人对病毒不易感。而恰恰在两天前的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已经明确公开表示“人传人”了。即使在对外宣布新冠疫情后，高先生依然乐观的说，“预计元宵节情况就能好转”。
至于此前的国家卫建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王广发就更被成为“冷笑话”了——这位专家一边说，“可防可治”“不会人传人”，一边自己又遭到了感染，简直是太雷了 。

科学家务必严谨慎言，不能一时兴起胡乱拍胸脯，否则真的是有毒。

疾控之惑

有人说，疾控体系是处在“沉珂两难”之地。也有人说，疾控体系失职之罪难逃。事情到底走向如何，我们还得拭目以待。但湖北省卫建委的书记和主任双双被免职，似乎已经传递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不管怎样，此次疫情都会让中国的疾控体系进行重新的反思和整理。甚至是整个中国公共卫生体系。

1982年，卫生部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后于1983年改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预防医学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一级各部门的卫生防疫站，到乡镇卫生院和街道医院、村卫生室，以及各级各类专科防治站所组成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将近20年后的2002年1月23日这一天，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正式更名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国卫生监督中心。这意味着中国新型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逐步形成。这个时候的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由各级医疗行政部门、医院、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等组成。

第二年，就爆发了SARS。于是，中国的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开始随之着手建构了。而疾控体系也随之被更加的重视。
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像外界所表现了那样美好。一位疾控领域的人士在互联网论坛上这样吐槽说：

或许在常人看来，疾控中心的职能只是传染病控制，但其实其职能要宽泛的多：传染病、慢性病、寄生虫、青少年检测、水卫生、环境卫生、营养、生物检测等等很多。2003年非典结束以后，全国没有再爆发重大传染疫情，自然让大家对这么部门越来越不重视。但殊不知，非典爆发之前，已经开始准备裁撤这个部门了，实际上有些地方已经行动了，但随着非典的爆发，其在控制疫情中的重要作用，才让领导们重新审视它并重视了一段时间。但非典并不是疾控发挥作用最大的一次表现，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天花、鼠疫等等很对严重的传染病的消失，都离不开这个系统的作用。包括现在没有重大传染疫情而引起大家的轻视，也正是因为有防控系统发挥的作用。这就是这个系统的特点，当你看不见它时，其实说明它工作的很好。

“当然这个系统现在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也包括在卫生系统中不受重视，具体原因，既有目前没有重大疫情的原因，也有领导体系组成的原因，也有资金盈利的原因。”

根据相关信息和资料显示，疾控体系的人才外流与空缺以及资金问题实际上一直比较严峻。同时，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了机构改革，曾让疾控体系的走向备受关注。

2018年，《健康报》在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机构面临人员待遇、机构属性、发展前景的困惑，骨干人员流失现象愈演愈烈，有的县疾控中心已经十多年没有录用专业人员了，疾控队伍正在面临空心化的风险。

在既有问题未解的情况下出台改革方案，会不会对当前的队伍稳定性产生冲击，会不会出现工作衔接的空档？对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有关部门应及时进行评估，出台更明确的实施方案和稳定军心的措施。

2003年SARS疫情之后，各级疾控中心为防范各类传染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的发生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旦在省级层面以下归并入其他单位，会不会造成疾控职能的削弱，会不会破了疾控网底，一定要给予密切关注。

在卫生监督、急救中心、血站等归口卫生健康部门管理的格局下，相关行政管理职能与执法权结合较为紧密，协作较为顺畅。而改革之后分属不同单位，卫生健康政策与卫生健康执法如何有效衔接、资源投入如何避免分散或是重复建设，这些问题也需未雨绸缪。

《健康报》的这篇是针对当时辽宁省的一项重大举动而作的——辽宁省委办公厅2018年64号文件显示，辽宁省及所属地市发布的关于事业单位优化整合的方案引起各方关注。根据这些文件，在省级层面，除了继续保留省疾控中心外，省卫生计生监督局、省肿瘤研究所、省急救中心等单位将被整合，组建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在地市级层面，则出现了不同的整合方案。比如，在沈阳市，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等将被整合为市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在抚顺市，疾控中心并入市大健康产业研究院，卫生监督所并入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这引起了疾控体系和卫生体系的“小地震”。有业内人士对此感叹说：“一觉醒来，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没了！”改革必然触及既有的格局，需要时间去消化适应。

《健康报》的文章对此评论道：从辽宁省及所属地市公布的相关文件分析，此次改革涉及卫生计生、民政、安监等多个部门的直属单位，经过调整优化后，事业单位的数量明显减少、职能更加统一，破解了行政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数量过多、职能重叠、管理繁琐的弊端，有利于简政放权、优化资源配置、明确单位职能、减少群众办事路径，与中央对事业单位改革的要求相一致，有助于为其他省份的改革提供经验。但另一方面，辽宁省及所属地市此番改革是对现有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大调整，涉及面广，触及利益点多，能否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相适应、与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相契合，还有待观察。

管中窥豹，辽宁省的“举动”和疾控体系的“尴尬”或许仅仅是一角而已。甚至有网友公开吐槽说：“辽宁已经合了，很搞笑的是，疾控的职业医师全部都改注册到妇保所去了？！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妇保所是下属单位，疾控就不是了？人家可以挂执业医，疾控就不行了？而且，挂到门诊？！就因为疾控没有自己收入业务，不赚钱，没有创收项目啊？大中心花着经费，疾控就连办公用品都快没钱买了……”

疾控之惑与疾控之殇，想必随着此次疫情的反思，会进一步得以廓清。

背后之战

同时，此次疫情也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的人力资源队伍建设与发展之挑战：人才不足。

据统计，全球平均每万人口拥有医师17人、护士28人。与此相比，中国卫生人口总量尤其护士总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医师数量也低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同时，与GDP和卫生服务需求发展速度相比，卫生人员年平均增长率明显滞后。

正如《中国公共卫生概述》明确指出：总体来看，中国专业公共卫生人才数量配置不足、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每万人口中仅有1.4名疾病预防控制人员，相当于美国的1/5；食品安全、健康教育、妇幼卫生、采供血人才缺乏；卫生应急人员主要分布在卫生行政部门、监督部门、高校和研究机构，目前十分缺乏应急管理人才和专家，大量卫生应急人力需要培训。

而且，卫生应急人才队伍分散，力量难以整合；院前救急从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特别是短缺急救医师，大型城市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异大。

目前中国每名院前急救人员服务12.6万人口，与国际上每名从业人员服务1万人口的配置水平差距较大。

至于精神卫生领域，状况就更是一般。早在十年前，中国精神卫生专业医疗机构才拥有卫生技术人员6.4万名，医师中从事精神卫生专业的人员仅占0.9%，精神卫生人员严重短缺。

此外，采供血从业人员数量也严重不足，缺少输血技师、输血医师队伍。

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居民的健康行为和素养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有数据显示，中国18岁以上居民高达近84%比例从不参加业务锻炼，近81%的家庭人口每日食盐摄入量等超过健康标准...至于各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传染病、环境、安全等，就更是不一而足。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经费标准似乎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被重视。以2016年为例，这方面的费用补助人均是45元。而十年前的2009年这一项的费用补助才是15元。

一场猝不及防的病毒疫情，既考验我们国家和社会全民的积极面对与战疫行动力，也对公共卫生系统与疫情防控体系、疾控体系等提出了新的反思和值得总结的一系列命题。


未来之变

2月14日，2020年首次中央深改委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明确强调指出：“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这次会议还指出：“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此次会议明确了有关中国卫生系统的各项要求，明确的特别清楚和细致。主要是两大方面和八大点。
其中，在预防方面，主要有以下五点：

1，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
2，要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
3，要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健全执业人员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
4，要持续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制度建设，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高效协同、无缝衔接，健全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机制。
5，要强化风险意识，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

在救治和救助方面主要是以下三点：

1，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精准解决疫情第一线问题。
2，要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有针对性免除医保支付目录、支付限额、用药量等限制性条款，减轻困难群众就医就诊后顾之忧。
3，要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在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时，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费，并完善医保异地即时结算制度。

可见，中国卫生系统与卫生服务体系，将因此而发生新的变化。这也是未来之变，值得期待。

本文作者：韦三水，资深媒体人、财经作家与品牌策划人。草根诗人、连续创业者。已出版发行多部财经著作。曾先后系统性地提出现代新国企论、未来国企分化论，所著《大国企》、《谁人不识宁高宁》等书引发热议。曾亲自策划与服务过多家著名品牌企业，并在钓鱼台国宾馆获颁中国策划类大奖以及中国国际公关协会案例大奖等。

 
    新中國成立後，外交上就一直是外交部外交，雖然第一任總理周恩來說過”外交無小事“，儘管外交人員很努力，但與西方社會”全方位外交”相比之下，還是顯得非常被動。
 
    先看新中國外交。中央外事小組統一領導(負責外事與國家安全)，主管副組長是國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組長是大BOSS，執行是外交部。新中國外交基本上只有外交部這一張嘴，輿論造勢的平臺是外交部記者招待會，而在外交部記者招待會上幾個新聞發言人雖然言語犀利，條理分明，卻也基本是被動應戰。               雖然各大部委也有自己的新聞發言人，也是在統一口徑下的重複，沒有起到多少作用。當然，還有外交部長這個主力在重大事件時的講話與出訪。現在駐外大使帶領海外華僑同鄉會、留學生也加入了輿論造勢的行列，還有新媒體的運用。但“外交部外交”的基本格局還是沒變。其他機構很少有外交動作的，民間外交更是鮮見蹤影。
 
    再看看西方的“全方位外交”。就以美國為例，美國主管外交事務的是國務院（非中國國務院職能），CEO是國務卿，大BOSS是總統，前臺也是新聞發言人。其職能是：1，與外國代表處理及協調國際事務，2、作為美國總統對國際事務的首席顧問，3、協調、指揮及監督美國政府整體海外事務（部分軍事行動除外）國務卿還是美國總統內閣成員（相當於中國政治局常委，比中國外事機構具體事務負責人等級高），但這僅僅是美國外交的官方戰線之一。美國還有極為重要的一條官方“戰線”，那就是國會，國會中的議員，國會中這小組那委員會的。這條“戰線”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為其他國家尤其是我們中國製造了無數的麻煩，像前不久搞的《臺灣旅行法》、《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等都是他們的“傑作”，用國內法實現長臂管轄來替代對美國不利的國際法，從而確保美國利益。
 
    除這兩個明面上的官方外交外，美國外交目的落實更要靠各種NGO來落實，即“非政府組織”，比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IRI)”、“人權觀察”、“自由之家”等，從五月開始的香港動亂，就做過很多前期鋪墊、中期準備，後期實施，達到落實美國外交政策，確保美國利益的目的。其他還有更多的高等院校等學術機構，為落實美國意志培植人才和領袖，並承擔專門"培訓"目標國政商界人員。涉及到經濟、教育、歷史、文化傳播、新聞出版，和互聯網、外交、環保、高科技等領域。文化傳媒NGO，是文化領域意識形態滲透的直接操盤手，輸出軟實力，宣揚美國文化理念，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由於東西文化的差異，中國外交只靠官媒發言，在西方世界文化中，是很難取信於人和自圓其說的。
 
    對方千條線，我方一根筋，招架起來還是有些吃力。每每發言人侃侃而談，卻像雞同鴨講 ，外媒解讀出去的內容是另外一回事。美國出點經費，辦個培訓班，中國外交部就要舉國之力來應對，有一點兒“千斤撥四兩”的感覺，中方很吃虧。
 
    其實中國也是可以“全方位外交作戰”的。
 
    首先是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可以對應對方的國會，形成一條強有力的“外交戰線”。以全國人大常委和全國政協常委為基本隊伍，各專門委員會也組成一些具有針對性的小組、委員會，主動出擊，主動發聲，在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前提下，實現中國利益，當然，這需要在法律層面為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授權。
 
    其次是中國政府應該大力資助各類民間社團組織，可以對應對方的非政府組織，既然中國政府對中國制度有信心，就該對自己的人民有信心，對外輸出自己的文化，輸出自己的理念，輸出軟實力，支持中國民間NGO參與國際事務，如傳統的中國紅十字會、宋慶齡基金會，中國慈善總會。還有各類新型的民間團體，如藍天救援、保釣團體等。
    還有就是具有國際話語權的專家學者，要站在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發聲，既要敢說，也要會說，要懂得用外國人聽得懂的“語境”講故事，注意不是語言！如去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的路演團隊那樣講中國故事。
 
    新中國的開國領袖曾經寫過《反對黨八股》，其核心就是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境來講老百姓聽得懂的故事（中共的政策綱領），而不是格式化的本本教條，看著什麼都說了，卻什麼都沒說明白，需要領會，那些外交部的官方語言怎麼讓外國的老百姓來領會呢！
 
    還有就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需要大量懂外語的人才，因此在教育上強化英語，這無可厚非，特別是高考中，英語成為所有專業的必考課。通過這40年的演變，英語變化成“美式英語”，大量採用美式語境，灌輸美國文化及價值觀。中國的教育部在強化中國價值觀的同時，卻也在做著美國價值觀的灌輸，這是何其矛盾的事，還是中國政府出經費。
 
    同時，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卻在美國被妖魔化。這又是何其不平等呢？反之，“孔子學院”模式改為中國政府資助的NGO來運營支持各國的漢語教學和培訓班，效果是否是更好呢？假以時日來中國留學需要漢語語言能力考試，需要高額學費，中國的外交還會被動嗎？
 
    中國若改變“官方外交”模式的“被動防禦”不利局面，“全方位”，主動出擊。全面資助民間社團輸出中國文化，去外國“講中國故事”，去國外捍衛中國利益，中國人的利益，那麼中國外交將不再被動！
 
    一個國家的強大，終歸是文化的強大，制度的强大。而不是GDP一支獨大，出門時才不會被當作人傻钱多的“土豪”，才会受到尊重！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香港的不安，已經持續五個多月，還沒有看出怎樣的解決前景。海內外華人都緊張，擔心，只能抱著謹慎的樂觀心態，期望一切順利，前景光明。

學生們淳樸陽光，基本沒有野心，沒有陰謀。他們只是有直覺的感受，好像感到有深藏的地震。他們沒有組織，沒有實力，在理工大學圍城之後，抗爭可能逐漸緩和。但是問題並沒有就此解決，深層問題更顯露著危機。大陸的宣傳始終堅持一國兩制的口號，還習慣於無限上綱，將年輕人的異音稱為受外國反華教唆，把示威污衊為不愛國，鼓動大陸人仇恨香港人，視為叛國，一片主張鎮壓。這種宣傳無助於合理解決問題。在香港年輕人方面，大陸把他們視為仇敵，更使他們感到不平、不安和恐懼，增加他們的疏離感和絕望中的反抗。

香港人向來非常愛國，只是近年來才逐漸感到吃不消大陸的傲慢和壓力，心生反感。這是反常現象，有必要及早恢復正常。

也許旁觀者清，看來香港問題的解決，勢必須要兩道步驟。

1. 特首政府與學生和民間對話，談判，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原則、和精神，在香港自行解決特區的問題，不必等待中央的指示。理由是：中央由於體制的限制，不會給指示。

大陸體制的基本理論是：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不是按照人民的意願而當人民的公僕。革命成功後，剷除了一切反對力量，所有的人民都是革命群眾，於是黨就代表了所有人民，黨就是人民。按照這個思路，人大代表向來由共產黨派任，平常不開會，黨全權代表人民做一切決定。各省的人大常委會主席都是省黨委書記兼任：黨民一體。黨的意見就是人民的意見，沒有必要徵詢人民的意見。人民也不可能有其他意見。有之，必然是反人民的意見，等於是反黨的意見。異議份子一定是自居於黨所代表的人民以外的非法份子，或者受外國唆使的不愛國的人，應該以反黨反國的問題處理。黨國一體，愛國必須愛黨，愛黨才是愛國。因此，大陸的中央不能下令香港的特首政府與香港社會人士和學生會談，接受他們的要求。那是違反體制。一旦開了先例，以後大陸的 “人民” 循例也提出種種要求，大陸的領導層將難以對付。

大陸受到本身體制的束縛，不能對港民讓步。恰好香港是一個特區，可以有迴旋的餘地。大陸不可能讓任何其他地方政府做的事情，可以讓香港特區做：就地解決，大陸默認。香港特首不必怕事後會受大陸懲罰。大陸不但不會懲罰，反而會欣賞贊成，因為給大陸解決一個大難題：中央沒有破壞體制而答應與老百姓談判，沒有俯允民衆的要求。香港這個前例將來不適用於大陸，大陸的專政得以保全。但是大陸不便公開這樣說。所以特首不必等待大陸指示，大膽自我決定，不要怕大陸不高興。

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太大了，不是大陸任何城市可以代替的。香港的開放國際性地位對許多國家都非常重要，中國保護他們的利益對中國有利。香港又是台灣和東南亞的試金石，稍有動盪會影響大陸的全盤政治外交形勢，不容有差池。何況，一個國家有很多特殊優點的城市，是一個強項，掐掉一個是自毀臂膀。因此，大陸必須維持香港的穩定、平衡、繁榮、和發展。特首能夠解決香港的民眾抗議，維持香港現狀，不讓大陸為難，大陸中央會非常高興。

香港採取對話和談判的處理方法，還能夠解決今後可能出現的問題，發展出一套和諧相處之道，從而在一國兩制之下，維持內部圓滿自治，同時與大陸毫無衝突。

特首與學生和社會人士對話談判，應該不難獲得滿意結果。學生們提出的五大訴求並沒有反政府的意思在內。其中第1點“徹底撤回修例”，特首已經做到。第2、第3點 “收回暴動定義”、“撤銷對所有反送中抗爭者控罪”，是同一回事。示威和言論自由權都明確列在《基本法》第27條和大陸《憲法》第36條（大陸近年正宣傳“憲法治國”），學生並沒有犯法。學生的示威最初是和平的，沒有武器。後來事情演變，衝突升級，需要進行真相調查，依法處理。這是第4點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訴求。各國發生類似情況後必然成立這樣的機構，有助於公平客觀冷靜地處理善後，恢復受傷的關係。特首在原則上應可以接受這一點。第5點“立即實踐真雙普選”，是《基本法》第45和68條的規定，雙方不難就細節取得共識。

就這些訴求取得共識，將會很快安定民心，恢復社會的和平穩定，國際經濟貿易，以及各方面國內和國際的來往與交流。在過去的五六個月中，香港的一般生活也基本正常。若干地方曾經有交通阻塞，街道封鎖，但對外交通很少中斷，旅游业受创最深，但一般生產和貿易正常進行。金融市場幾乎沒有受到干擾。阿里巴巴正常上市，順利集資。區議會選舉也正常按時完成。反送中事件證明，香港教育程度高，社會文明程度高，不愧居於世界前列。
大陸至今是言論激烈而動作節制，並明言信任香港特首處理，已經暗示給特首溫和處理的空間。特首勇於承擔責任，出頭對話和談判解決，將不會在事後成為代罪羔羊被宰，反而將被留著成為安定一方的土地神。理性地解決香港事件，還能提高大陸的威望。

2. 解決基本問題：一國兩制。這可能不得不等待中國大陸的下一代領導人出現，大陸的政治生態環境有所改變。

一國兩制是過渡性的，對幾十年後的未來沒有交代。等於是緩刑五十年，五十年後仍然處決。對於簽約的人，有穩定交接的作用。大陸因此極力宣傳一國兩制的好處。但香港人處於待決狀態，內心深感疑懼。這種疑懼並沒有隨時間減輕，而是更加深和傳染。特別是年輕人，甚至未成年的中學生，對他們的未來感到恐懼。他們因此不約而同，甚至奮不顧身，參加遊行示威。而父母輩和祖父母輩，雖然自己一輩子無虞，可是非常關心兒孫們的未來幸福和安全，因此同情和支持年輕人的訴求。從最近區議會選舉可以看出來，香港人不分世代，有共同的感覺。

改革一國兩制，可能有兩個辦法：一是將一國兩制的過渡性改為永久性，二是將國體改為聯邦制。

一．  一國兩制是臨時性的。1997年後曾經五次修改《憲法》，卻始終沒有將香港的一國兩制納入《憲法》。可見是不考慮其長期性。但是香港的情況提醒人們，這個想法顯然有問題。

《基本法》第五條：“香港…五十年不变。”沒有規定五十年后自動完全歸入大陸的一制，沒有規定五十年後以怎樣的程序決定香港未來，也沒有規定未來的制度是什麽。所以港、陸有相當的靈活空間，可以協商將五十年改為永久，可以說只是延伸一國兩制。在《憲法》中將香港“特區”規定為一種正式的行政制度。與大陸的少數民族自治區不同。大陸將永不干涉香港的“特”，也表明香港的“特”不影響大陸的制度。即：大陸同胞不可以援引香港的特區的例而要求與香港同等待遇。這樣雙方都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互不影響，相安無事。

二．中國理應自己設計最適合大中華長治久安的憲法體制。為了考慮到香港以外的更長遠問題，如台灣問題，一國兩制不是最好的答案。台灣即使很親中的人也不敢接受。值得考慮的國體之一是聯邦制。在聯邦內，各邦平等，其治理體制自己決定，互不干涉。

現在世界上不少國家採用聯邦制。聯邦制沒有定型，基本上就是在統一的聯邦中，各邦自訂其最適合本身條件的治理制度。這樣的大改革，需要領導層有開闊的心胸和理念。現在大陸的所謂紅二代或太子黨當權派，他們的出生與成長年代與他們的學識、經歷，範限了他們的思想和眼界，他們的控制慾望和專政理念根深蒂固。他們多多少少靠父祖輩餘蔭登上高位，深信他們的使命就是鞏固政權。他們很難改變。但是他們的下一代可能不同。

我們不知道所謂紅三代或太孫黨們是誰誰誰? 不知道他們想些什麼？但是大體知道，他們多半都受過較好的高等教育，絕大部分到過外國讀書，工作，或有事業，學識眼界不同。他們多半也曾得家族餘蔭的好處，但是他們相信自己可以立身創業，不靠接收政權而獲得權勢財富。他們旅遊全世界的經驗豐富，對許多現代價值的看法，對中國和對世界的了解和期望，也和上一代不一樣。但是紅三代或太孫黨一輩的人也許心胸比較開放，自信心比較強，不認為必須保持專政才安全；願意採納不同的意見，與“人民” 共同建設國家，而不是以專政領導人民。他們也可能對“人民” 比較放心；不怕人民不忠；不怕人民一旦接觸異聲異議就會不愛國。不怕開放會失去政權。新世代領導層可能真實接受《憲法》和近年宣傳的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包含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要求。他們對聯邦制也可能接受。

近三四十年來共產黨擴大吸收黨員，黨員達九千多萬。其中絕大多數不是所謂紅色貴族了，他們同樣是社會精英，他們會支持紅三代的兼容和開放。

香港和大陸老一輩的人辛辛苦苦，從艱難困苦中掙扎出來，獲得溫飽和較好的生活，不在乎什麼自由民主。大陸的宣傳口徑就強調這一點：穩定最重要，穩定才有經濟發展，生活改善；而自由民主會引起動亂。但是香港年輕的一代跟世界接軌，想法超前。他們教育不同，生活環境不同，不但不願意減少殖民地狀態下給予的自由，還期望追求更多的民主自治；民主不會亂。他們對大陸很了解，對將來併入那個制度感到恐懼。他們的父祖輩同情他們，也要求保護他們的子女孫子女輩，希望他們將來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

這種心理，也隱然存在在大陸上。有辦法的家庭都積極想把子女送到國外讀書或生活，特別顯著的是黨政大官們，幾乎沒有例外。他们多半以教育為藉口而送子女出國，但是真實的內心期望同樣是希望子女將來能夠有更開闊的天空。所以，港、陸同胞的心理相同。

今天的領導們必然會按照他們自己的image挑選和培訓接班人。但是有世代交替(generation change) 必有代溝(generation gap)，是自然的、必然的，是中外古今普遍存在的。歷史由此改變，生命由此成長。兩世代人的思想、價值觀念、人生目標、信仰、必然不同。下一代的人，不再專一重視物質建設和物質上的滿足，同時也追求個人精神價值，和社會公德公益公平等價值。今天老百姓的見識和知識也和以前大不相同。這給紅三代的領導們提供了進行變革的生態環境。

香港未來不但在金融、經濟、貿易方面仍能繼續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在法治、民主、社會治理、文明精神，以及向世界開放方面，也將對大陸發揮引領作用。香港學生現在因為發出聲音而付出代價，但他們揭露了一個問題。但願這次事件將是開啟歷史新頁的契機。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冲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
 
 

謝芷生

帶著興奮的心情，於國慶前夕與部分“老保釣”一同受邀來到了北京。兩年前爲著參加大陸“臺灣同學會”年度研討會曾剛來過北京。發現北京這幾年確實變得越來越漂亮了。記得第一次來到北京是１９７３年四月份。當時是抱著一份對社會主義嚮往，有若“朝聖”般的心情前來北京的。我們被安排住進了位於長安街的華僑飯店。這可能是當時北京數一，數二的高檔酒店了。但與今日北京的高檔酒店相較，就顯得太簡陋了。連抽水馬桶的水箱都関不緊，連夜水漏不停。大陸物質建設的狀況遜於臺灣，這在我們到達廣州時就已然發現了。心想到達北京後景觀就會改變了。但沒想到來到北京後依然令人失望。加上滿街的行人幾乎都清一色穿著藍色的服裝，連婦女也不例外，就更加添了蕭條落後的印象。

我在來大陸前，曾不止一次對人講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大道理。回去後還能有底氣和顔面繼續宣講嗎？難怪當時有幾位所謂”台獨左派“的學長，在沒有走完全程後，就失望地先行離去了。當年與我同來大陸參訪的，還有另三位同在西德留學的同學。我們都是當年在歐洲發起保釣，嚮往社會主義祖國，主張”和平統一“，才冒著得罪臺灣當局，以及不知何日方能再見爹娘，家人的風險來到大陸的。我們參訪後，雖有滿肚子疑問，但回到當時的西德後，我們並沒有就此放棄宣傳“社會主義和反獨促統”的理念。總覺得我們認識和嚮往的“中國大陸和社會主義”不應當是這個樣子的，這裏面一定有什麽蹊蹺，要不就是我們水準太低，看不透社會主義的深澳之處。當時我們中間確有人受宣傳誤導，接受了’’越窮越革命“的謬論。直到1976年”四人幫事件“爆發後，真相才逐漸被人看清了。每念及此，不得不感歎，幸好天佑中華，還給我們留下了當時可謂碩果僅存的鄧小平，否則經過十年動亂後的中國，還有恢復元氣，從新走向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嗎？這幾年到大陸去，每當看到大陸日新月異的可喜變化，就情不自禁地會想起鄧小平，想起他撥亂反正，重新導正中國發展航向的偉大功績。我們到北京正逢新中國建國屆滿七十周年，得以與全國同胞共同慶祝這一光輝偉大的日子，深感無比榮幸。

我早在兩年前到北京時，就發現了北京平坦寬闊的馬路兩旁，新聳立起了許多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它雖破壞了北京原有古樸的風貌，不無遺憾，但作爲一個擁有千萬人口的大都市，既已沒有了橫向發展的空間，則除了向空中發展外，還有什麽更佳的解決方案呢？其實大陸政府早已有了解決首都人口過密的方案，並正在付諸實施中。即將政府機關遷往離北京約三十餘公里外的通州新城。新城與北京有高速公路相連，來往很便捷。爲著安頓未來機關人員的居住，已興建起了許多美觀實用的住宅樓。我們曾被安排參觀了新城的模型，也看到了通州新城目前的風貌，留下深刻印象，它必將是一座美麗的花園城市。深感大陸政府辦事有計畫，有遠見，難怪這十多年來大陸會發展得如此神速，使許多原對大陸抱有成見和歧視的人，都不得不瞠目結舌，感佩不已。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以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正在一步步獲得證實，已成為不容爭辯的現實。

我們雖不否認，我們是社會主義和新中國的堅定支持者，但我們內心真正關懷的，仍是臺灣的發展與前途。多年來我們一直受人誤解和指責，令我們長期深受不白之冤。其實我們所做的一切，歸根結底仍是爲著臺灣的前途與出路著想。希望大家能和我們一樣，早日看清，只有兩岸統一，臺灣才會有光明的前途。臺灣目前進行的大選固令人牽掛，但不論何人勝出，兩岸問題的最終解決，仍需取決於中美實力的對比與消長。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並應共同爲此做出相應的努力。

​謝芷生，2019年11月14日，臺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