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引發中國國內及海外華人區對貿易戰的一些政治爭論,導致了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分裂,這是非常不幸的事。

文人學者對中美貿易戰提出各自的看法和建議,本是件大好事,但有些人惶惶恐恐,冷言冷語,唱衰中國,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為了下筆方便,筆者估且稱他們為"這群人",現在隨手舉出一些例子,看看這群人的危言聳聽是否值得大家警惕？

1.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發表中國國力超越美國言論,環球日報總編胡錫進經常刊登一些愛國文章,而被這群人定位"二胡亂華",居然有一千多清華校友要求校方開除胡鞍鋼的教授職位,他們的理由是二胡的言論文章「忽悠了領導,上誤國家決策,下惑黎民百姓,遠引他國戒心,近發鄰國恐懼,堪稱誤國誤民」，兩位胡先生個人言行居然被這群人看成是導致中美貿易戰的主因。筆者嘆:自己可以放火，別人不能㸃燈？這群人能編寫出這樣一篇檄文,認定二胡爲引起中美貿易戰的導火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2.「厲害了我的國」是今年三月一日上映的一部紀錄片,從中國建設的橋路港車到海上鑽井,貴州天眼,還包括藏羚羊遷徙,四川熊貓繁殖,描述中國科技人員不畏艱險,埋頭苦幹的成就;電影上映四星期票房就突破了四億,可見其受中國人民歡迎的程度.沒想到這群人卻認爲這部電影片內容誇大了成就,引起外國不安,才導致中美貿易戰。筆者嘆:難道中國人只可以滅自己威風，不能長自已志氣?

3.北大教授張維迎批評中國只學西方技術,拒絕西方制度,是科學仍然大幅落後的原因;中國主張主權大于人權是錯誤的,中國人未富先驕,稍強即狂,都是引起中國威脅論的原由。筆者嘆:此公把中國從政府到人民罵了一遍,痛快淋漓之後,難道還没感受到自己享受到做中國人的人權嗎？如果中國採用此公所羨慕的西方制度,中國能在幾十年內達到今天這樣的綜合國力嗎?

4.科技日報總編劉亜東以「60萬元土豪保鮮針」的新聞開頭,在他的演說中,認定中國科技落後西方數十年，從1919到2019百年間,中國科學精神毫無進步,是中國學術腐敗,造假丑陋,浮夸浮躁,科學落後的原因。筆者嘆:所謂科學精神是一種基本的精神狀態和思維方式,這位老編用一位土豪代表所有中國人水平,本身的思維方式是否有違"科學精神"?

5.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這群人"兢兢業業",認為美國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是中國的一帶一路策略和2025計劃以及南海建島所引起,中國不能再繼續下去,否則會遭受更大的壓力和傷害.筆者嘆:這群人忘記了他們先輩曾經以小米加步槍和美國(聯合國)的強大武裝在韓國打成平手,才能保持中國和平數十年,當年的老虎爸爸怎麼會養出今天這樣一群搖尾乞憐的狗兒子?

6.這群人自我矮化的投降主張當然會引起外國和尚的幫腔,華府詹姆士頓智庫研究員麥蒂斯又提出新版"中國崩潰論",他論點最大的根據就是「中國内部意見分歧動搖了領導層」。筆者嘆:以前,胡適用外國人的東西騙中國人而聲名大噪,現在,此公也想用中國人的東西騙美國人來博取功名?

這群人也算是中國當代的知識份子吧,他們看到一些中國人的劣根性而提出改進的呼籲是值得肯定的;但當大敵當前,悪棍己經到家門口踢館來了,不挺身護家,竟還在大聲責怪自家人引來的無妄之災,這也未免太缺乏知識份子應有的擔當和勇氣了吧?套句中國老話"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流氓存心要找碴,無論你如何韜光養晦,鞠躬作揖,頂禮膜拜,他們都不會手下留情,最後他還是要從你身上奪去你最足珍貴的東西(人格尊嚴,制度文化)；晚清和民初的歷史就是血淚斑斑的教訓,盼這群人好好深思.

中美貿易戰現在剛開打不到兩個月,好戲正在暖場,這群人就主張舉起白旗,真是既無大腦又沒膽識；以筆者看,中美這兩大"貿林高手"過招,雙方心裡都有數,本身都沒有將對手一招斃命的能力,本身也都没有跟對手同歸於盡的願望,草草收場,和平落幕,頂多是一年半載內之事。（請看筆者在本期的另外一篇文章分析)。
中國著名經濟學者黃衛平先生在對德國之聲記者訪談中,他指出中美貿易糾紛,實際影響不大,根本不是什麼大事,他認爲「如果由於貿易戰中國人心被打散,攥不成一個拳頭,才是最大隱憂」;盼這群人好好聆聽一下黃先生的淳淳忠告!
 

 
外國如何看東南海和一帶一路是一個大題目，但是它是一個很值得國內外華人討論的重要議題，因為當今在中國崛起成為大國和強國之際，中國本身從領導者到全國人民不但應該有相當程度的自我了解 （中國是如何從摸石頭過河到搭高鐵出國， 這一路怎麼走來的） ， 也應該有相當程度的自信 （從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實驗到體會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開發建國的成效）， 更必須了解外國對中國的看法 ， 特別是對東南海問題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經濟開發政策的看法。
 
中國是一個成長的大國，必然的會對她的鄰國有影響，必然的會在國際舞台上有挑戰，對自身大國身份的表現有挑戰，對既成世界次序的適應和改變更有挑戰， 對未來參與和領導世局那是更有極大的挑戰。
 
中國是一個人口重多，地大物博，生產力強，有創新力的大國。 這樣的大國是應當要面對上述的挑戰的，不只是國家領導人，而是全國人民，尤其是大專學生和青年人士。中國在崛起和面對這歷史性的大挑戰中，除了要知己，了解自己走過的路，成功的路，也要有耐心，繼續努力不懈，更上一層樓。在這個面對挑戰的進程中，與知己相對重要的，那就是知彼。中國的成語，孫子的兵法，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要知彼就要谦虛，以谦虛的態度來了解對方，不論是鄰居小國還是國際上的大國，都要做到真正的知彼。
 
東海問題，南海問題，和一帶一路政策是國際關注的題目，外國人來看這些問題要比從中國人來看這些問題更複雜。這裡說外國包括地理範圍內有關的國家，也包括國際上對這些問題有主觀認識的國家，還包括世界上直接或間接有利害解讀的國家。在有限的篇幅內要談這些問題，就只有做綜合性的討論就最根本的外國看法來談談，希望能挑起有興趣的朋友對這些問題繼續深入探討下去，以達到知己知彼，使中國在這些問題上能迎刃而解。
 
首先我們來探討以美國為主的外國對東南海和一帶一路的態度和策略。美國代表西方的價值觀，以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觀來主導世界。但是口號說詞是一回事，實際上美國著重的是她的基本國家安全和利益以及國際關係， 目的是維護老大地位，控制世界秩序。不像日本, 美國從來沒有把釣魚島當著領土問題來看待， 而是軍事考量，所以美國對釣魚島主權保持中立。同樣地，不像一些東南亞小國如越南，菲律賓等，美國也沒把東南海諸島看成領土爭論，所以美國對南海強調自由航行， 使用她的海軍威力。
 
美國為維持她世界強權地位，非常看重她與其他國家的聯盟關係。美國在東海把日本當著首要盟國，韓，菲，次之，在南海希望締造南太平洋公約或南亞公約企圖仿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來防中堵中。美國一直在意海洋霸權，二戰之后尤甚，在各大洋以致北極海，美國皆維持優勢。美國為何不參加聯合國海洋公約（UN Convention on Law of the Sea， UNCLOS）就是不願意被束縛，不想放棄為所欲為的海洋強權。美國對琉球在乎的是軍事基地而不關心琉球人的歷史和自主意願，也証明美國對東南海的態度和策略。
 
中美的經濟博弈以致有貿易戰,雖然像是第一大第二大經濟體競爭的結果，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國夢的實現和美國夢的持續,才是真正的長期的鬥爭衝突。這本不應當是互不相容的衝突，但是美國長期的霸權政策，碰上了中國的快速崛起和美國的經濟衰退，從全球的百分之四十降到百分之二十，使美國起了恐慌。一帶一路是中國夢的新近維持經濟發展的策略引擎，加以中國正確的執行打貪防貪和推動科技創新，美國則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是對美國經濟的威脅， 而不是有助於世界經濟的發展。貿易逆差過大，美國制造業衰退，貿易依賴中國，美國金融強項受威脅，美元為國際貨幣匯對的基礎動搖，使得美國不得不把中國看作全方位的對手，甚至敵人。製造國際事件可影響金融股市，捅破經濟氣球使成泡沫，以影響政權穩定，是美國拿手好戲。東南海以及兩岸問題，本是中國的軟肋， 所以就成了美國對付中國夢實現的棋子。
 
東南海問題的意義可由國家安全，軍事價值，航運貿易，資源開發和鄰國感受來分析而總結美國及其他外國的觀點：
 
東海釣魚島中美，中日過招經過，在我們這些老保釣來說是老生常談，滾瓜爛熟，我們就不在此論壇多做討論。鄧小平時代，小平同志高瞻遠矚，“留給下一代解決”是高招， 如果中國強了，小島實在沒有太大價值，中國不強，有小島也沒大用。美國從不在乎小島屬於誰，完全是戰略考量。如果沒有美國撐腰日本根本玩不出什麼花樣，歸根結底，中國要強。其實琉球地位問題更值得中國重視，東海問題要從釣魚島提高層次，打破島鏈，擴大到琉球的軍事作用，至少要使琉球中立，最好結盟，這個目的不是不可能，但要有謀略， 在中美博弈大前題下從長計謀。
 
南海島嶼及航權爭議已經演變為美中各自做東亞聯盟的抗衡。同樣地，美國并不太在乎南海小島屬於誰，所謂航行權，是霸權的代名詞，問題是美國不會放棄霸權，除非不得已，所以中國要能制造不得已的情況。在不產生戰事情況下，造現代化的人工島是上策，建好了島市，就可移民，創業，開發資源，吸引觀光，鞏固防衛。小島不在多，在健全，與鄰國糾紛處理上，要抓著大原則，讓些小島小利都不妨。小國的觀點多半是在切身安全和小利上。美國要搞聯盟，想拉攏澳洲，印度， 日本及東盟成立軍事聯盟，但這是要花錢的事，在大策略下，中國可以花錢，讓利，破解美國的計策。
 
總結
中國要明確定下紅線，作正義的反撥， 東海島鏈是針對中國，世界上大多國家會認爲中國是站在正義一邊，釣魚島和台灣主權問題，歷史上，中國是有理的，據理，根據紅線，根據正義反撥是出師有名的，中國應當也可以採取強硬的立場，但還是要實力。南海疆域大，讓世界羨慕甚至嫉妒， 中國更需要實力來保疆。
 
一帶一路的政策意義也可由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軍事價值，資源開發和鄰國感受來分析而總結外國的觀點：
 
中國的一帶一路的意義很大，不完全是自私自利的政策，但也不是大公無私的慈善事業。有人拿馬歇爾復歐計劃來比較，但是一帶一路面對的挑戰要大得多，也更複雜。當時歐洲百廢待興，美國獨強，如今國際局勢變化多端，中國國家勢力的沿伸， 從構想到實施，引起國際重視，也造成有些國家憂慮，亞洲以日本為最， 印度其次，其他國家更次之。中國古絲路的復興，象癥中國復興， 歷史上和現代的意義，在國際上沒有很明確的表明。就以美國老百姓來說，對一帶一路沒有明白觀念，容易被誤導作中國強而外侵的看法。一帶與一路規模很大，從未有任何一國提出和落實，海路比陸路的挑戰性更大，對既成秩序影響也較大，中國必須用實例，數字和藍圖表明一帶一路能帶動全球經濟開發， 沿途國家受惠程度的不同，參與國和純受惠國家都需要數據化表白利弊。至於為中國貨物，技術出口建造平台和促進貿易等問題，各國的現在的反應不同，但由學術演討的方式可以影響各國未來的正面支持。
 
美日對一帶一路的看法會與其他國家不同，因爲他們歷史上的經濟政策早有帶目的的經援政策。美國與日本總把一帶一路與對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有條件經援來比較，比如亞洲開發銀行的例子。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顧慮，使政界帶著有色眼鏡，商界持觀望態度看一帶一路， 開發項目外包他國可改變觀點，一帶一路所經區域國家主觀觀點必須了解，例如印巴新等，以免日美利用分歧阻擾。讓參與及受惠國家現身說法很重要，中國已開始如此做，比如中亞國家，讓第三者參與（外包）者做利弊分析。對於有憂慮的小國像新加坡，則應當提出相當地安全和利益保障。
 
歐洲對一帶一路比較客觀，但受美影響。觀點有改變現象，，中國對應方法，至少要增加一帶一路國際會議次數，地區，邀請各國經商界精英人士供與資訊，發表論點，收知己知彼功能，及第三者贊助功用。歐亞非的文宣工作與對美日的同等重要， 要針對各方正負面的評語應對。正面評語有（I）像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從二戰復原 （II）恢復中國光榮歷史（絲路）促進文化交流（lll） 贏得外交朋友，友邦的美言 （IV) 不但為中國,也爲世界打開市場，持續中國和國際經濟發展。在負面評語方面有（i）概念不清,未能深入
各國百姓 （ll）野心太大， 會遭遇失敗（expensive boondoggle) (lll) 政治和經濟風險很大， 中國內部不穩（IV) 奪取資源，非洲中亞等地 （V）為中國廉價商品尋取市場 （Vl）中國政府控制的公司攏斷基礎建設工程 （Vll）影響小國利益。以上都是外國的觀感，當知己知彼以應對。
 
美國是全球第一強國，她的看法當然極爲重要。對美的策略除了應對官方政策，對民間更要加強說明說服工作。這是軟實力的較量。中國國內必須以「知己知彼」為目的來大量培養，或者應說培養國內對東南海和一帶一路的知識人才，來應對廣大的民間交往，在學術界，工業界，商業界各領域中，產生並建立對中國上述政策的正面影響。
（此文部分取材於作者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在北大物理學院演講）
作者：張一飛，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來美四十餘年，現已退休，仍致力於推動中美文化及教育活動。
 
 
 
 
 
 
 

王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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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暑烈日，又值這位百齡高壽的革命者死忌之期。憐其終生革命、念念不忘故主，卻在語言不通的異域漂泊幾達二紀之久，直到百歲之後化為骨灰，纔得悄無聲息地默默無聞歸葬其蘇北故里，世態炎涼千古如昨，音容笑貌堪懷堪憶。

在下所居的鄰縣有個山區，其名源出西班牙語，音譯為“奇諾希爾斯”，字義相當於“華山”。西人命名時大概不會是專指那座登山只有一條道的西嶽華山，諒來是泛指“中華的山嶺”，實際上這片與洛杉磯、橘郡和聖地亞哥毗鄰的山區，並無五嶽式的崇山峻嶺，只是連綿的低山矮嶺而已。依山傍嶺建房起屋，人煙逐漸稠密，房產價值當然也水漲船高。房價總依房址與附近名校之間的交通為重要參數，新開發地區尚無名校，房價相對低些，精明的買家在這方面可以佔些便宜，能以相當於熱區的廉價買到體面堂皇的豪宅大院。

中國這位“三八”老幹部，於上世紀末來美國“旅遊休息”不久，就在美國加州的“華山”擁有這樣一棟豪宅。在下辱承不棄經常蒙召，作客豪府，直到在下停止自駕之後，即使偶然拜訪也心有餘而勢不能了，往往荷公屈尊下顧，每次公必隨其座駕來來去去，耄耋龍鐘而慇勤若斯實在愧不敢當。前年初，公又邀在下入豪宅短居，助其寫作回憶錄。屋主雖然離開中國已逾二紀，卻因其曾經長期擔任遠駐邊疆的大員，逐日需與中央聯繫，養成了晝夜顛倒的作息習慣，此習慣彌老彌堅，不到下午一兩點鐘不起床。每天我倆坐下來餖飣文字，必已接近華燈初上，伏案不多時，老人家又要戴上耳機聆聽北京、香港的清晨新聞廣播了，他家電視機長期接住中央臺和鳳凰臺，關注時事新聞是其鐵定功課，過去在下偶爾還禮貌性地陪同看電視，此時公目不斜視，兩耳皆掛助聽器，自無可奉陪。所以在下的空餘時間頗多，本可在居室自顧自埋頭筆耕，而事實不然，蓋窗外景色實在誘人，晴有花含笑，雨有綠掩抑，不覺徜徉移時。

有緣坐其豪宅觀賞佳景，不由得作些聯想，嘗聞人言，當年公叱吒風雲之際，對於“抓革命促生產”很有辦法，今選擇在“華山”置產，確實顯示了其身手不凡。公曾在不经意中透露出買房全靠其《香港回憶錄》的稿費，又説出版商在那本書上還賺了大錢呢，言下之意這房子純是辛苦勞動所得，誠然，但也終究還應歸功於其眼光獨到呀。在下反躬自省，從天堂來地獄後一直心心念念想發財，金子、房子等等幾次三番輪流搗騰，但是買進什麽什麽就開始跌，賣出之後卻大漲而特漲，不甘心就再試，屢試不爽，迄今未知財在何方；對照此公一出手即穩拿勝算，實在是五體投地。偶爾閑談時，在下讚嘆道：“您這居處遠超過當年香港的英國總督府啊！”公揚聲大笑，又使人想起當年香港媒體常稱這位地下總督的“招牌笑”。

此公“招牌笑”之所以頗博人好感與稱道，是因其出於真誠，善與人同，也不吝直言彼此的異同。一個例子：新聞界廣為人呼“陸大哥”者，由於係第一位在機場迎接此公蒞美“旅遊休息”者，儘管陸大哥已作古多年而公一直對其懷念不衰，但原則上仍大義凜然，不時會冒出這樣的話來：“你們這些反共分子呵，都是逢共必反如何如何，”不言而喻，“你們”涵蓋了在下和陸大哥之流，當然另外還有許多人也遭一網打盡。顯露出公除了“招牌笑”這菩薩心腸外，同時也不改“本子風波”怒目金剛的一面。

公當年把本子往桌上一摔，對中外記者們疾言厲色怒喝“大家按本子辦事嘛！”這幕戲曾經蜚聲國際，彰顯了他刻板教條等行奉此之風的一面，也是其安身立命的本色。近年致力的《回憶錄》一仍舊貫，津津樂道“列寧和斯大林兩把刀子不能丟”云云，在下魯莽地脫口而出“此兩名字在今日世界臭不可聞了，還提它則甚？”公勃然大怒：“誰講的！都是你們這些反共分子講的！”在下唯唯受責，繼續讀，又讀到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等的“父子黨”“貓鼠黨”作風乃葬送蘇共之禍首云云，在下本性難改，忍不住低聲問道：“整個蘇聯歷史上幾曾真正有過什麽兄弟黨的情誼？幾曾懂過真正的平等相待？中國共產黨跟它鬧翻之前好長一段時期還不是一直對它誠惶誠恐低聲下氣的？”公一愣，久不出聲，沉思後，微嘆一口氣，低咕道：“再往下讀吧。”這就是公頑固的可愛處，這代表他在“旅遊休息”以來獨創的“和平演進”。

這本回憶錄其實早已完稿，由他對着錄音帶口述，寄交別人打成文字，再由人讀、他改，一遍又一遍，不知改過多少遍了，這次在下通讀的早已是製成品，在下誠懇勸公：“可以照此付印了，不必再搗騰了。”公又是報以招牌笑：“我還要繼續改！要大改特改！”公還一再念叨：“要對歷史負責”“要把道理説清楚。”根據在下幾十年吃出版飯的經驗，這類稿子修改到這程度可以拋出了，再修下去，無非就是磨了。磨，跟“旅遊休息”一樣，短可立地煞車，長則曠日持久地磨下去，永遠沒個底。

其時已近春節，在下過年未能免俗，總要與家人團聚一起迎春，所以必須告辭，公笑道：“我還要另找人幫忙。”公要另找別人，確實不難，因為公之群眾關係極佳。在下與他同上館子時，常會碰到人來向他打招呼，公一概答禮如儀，但多數情況是人家認識他而他並不認識其人，但餐畢付賬時餐館會説已經結清了，剛才與您招呼的那位自動來付的款，公每每跌足道：“我根本不知他姓甚名誰呀！”在下認為，民對遷官已無趨炎附勢的考量，“去後思”恰恰意味着昔日子民對離職父母官的最佳禮贊，可貴的是念舊之心，不必在乎是否仍憶姓名；對在下這個奇談怪論，公不置可否。
公一生積功甚多，有時贏得榮耀，有時吃了啞巴虧，何哉？就是因為在公一秉至誠鞠躬盡瘁的同時，那冥冥之中的偉大主宰根本不講人性，推出了花裡胡哨的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左一個論、右一個論，把芸芸眾生搞得七顛八倒，所以公殫精竭慮的結果，只落得在夷國它鄉“旅遊休息”！幾年前偶然閑聊到崐曲，公興緻勃發，講述當年那位很紅火的名坤旦如何如何，在下詫異：“您也認識她？”公隨便咕嚕一句：“她是我培養的。”不便多問，但內心疑惑：“你充其量是跟我一樣的崐曲愛好者罷了，談何培養呢？”

恰巧這位名旦所屬的江蘇省崐曲團來洛杉磯公演，在下遂邀公去看戲，公欣然同意，我購票時提出“近百高齡老者來看，故需好位置”，他們如我所願給了我最佳票，及至獲悉打算來看戲的老人即他們的前省長，群皆雀躍，感念公的大力培養，紛云此公使江蘇省崐曲團設施成為全國第一流。我喜滋滋把他們至今不忘舊恩告訴了公，謂他們皆盼大駕光臨，想不到反而引起公變卦：“阿呀，我不好去看戲了，我出來旅遊休息前給鄧小平的信中曾經保證不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的。”終於沒去。該團一位傑出的後起之秀，堅持要造府拜訪，按此女芳齡及公之經歷來推算，他倆根本不可能覿過面，但公居然慨諾，歡迎來訪，而且見面之後交談甚歓。

由此可知我倆思想分歧的根本所在：究竟是把烏紗帽看得重如泰山，而輕萬民傘如鴻毛？還是以萬民傘為寶而視烏紗帽若草芥？作為百歲老人的此公，似乎一直未從其青少年時期的惡夢醒來過，也始終擺脫不掉宦途騰達時期深陷於“老革命碰上新問題”的污泥濁沼。不能站在百年以後的角度，回顧過去的百年經歷，當然不能撥開迷霧重見青天。公此次發病，在下恰在中國，不能像以往他住院時參加輪班服侍，但能夠推想其彌留之際正是在下返美的歸途中。雖然在下未能目睹公溘然謝世之狀，僅據其念念不忘的所思所想，不難推定公闔眼嚥氣時，來接引公的不是中華的仙靈神佛，而是那個作古已踰越百年之久的德國大鬍子。

                                                                          （再見戊戌之暑期焚香敬撰）

 
一、我国渔民成为南海争端的直接受害者

19世纪70年代，联合国发布报告认为南海存在丰富的油气资源储量，引发南海周边各国的争夺。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通过后，对海域进行划分，并规定一国对其管辖海域内的生物、油气资源享有相应的主权或主权权利，南海周边各国对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管辖海域的争夺。依据海洋法中“陆地统领海洋”的基本原则，只有拥有陆地领土主权，才能拥有管辖海域并对管辖海域中的资源拥有主权权利，南海周边各国对管辖海域的争夺又进一步转变为对南海诸岛礁领土主权的争夺。
国际法意义上的领土主权取得方式包括先占、添附、割让、征服，[1] 其中先占包括先发现和有效控制两个阶段，[2]前者要求对无主地的先发现，后者要求对无主地的有效占领与控制。“私人渔业活动虽然不能直接作为有效占领的证据，但是它可以从侧面反应一国渔业管理的存在，而且这些私人渔业活动可以通过正式授权或事后追认转变为政府行为”。[3]因此，渔民的渔业作业对南海岛礁领土主权的取得意义重大。为此，有些南海周边国家（如：越南、菲律宾等）不顾我国已通过先占取得南海岛礁领土主权的法律事实，武力控制南海众多岛礁，禁止我国渔民在上述岛礁相关海域进行渔业作业，以企图炮制对上述南海岛礁的先占，使千百年来在南海进行渔业作业的我国渔民成为南海争端的直接受害者。

二、南海周边国家武力执法造成我国渔民伤亡

    “仅在南沙地区，据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不完全统计，1989年以来，中国渔船及渔民被抓扣、驱赶、枪击的事件一共发生过300多起，多达80多艘渔船和1800多名渔民被无理抓扣，其中至少73艘渔船被撞沉或没收、至少25名渔民被打死、上百名渔民被打伤、数百名渔民被抓扣甚至被判刑”，[4]而自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后，我国渔民在南海被被非法抓扣的情形更为严重，仅2016年以来，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案件就有“桂北渔10078号”、“桂北渔27088号”、“桂北渔18076号”、“深联成720号”等。在这些渔民被非法抓扣的案件中，南海周边国家执法时经常过度使用武力，甚至直接造成我国渔民重伤、死亡，如：1999年5月一潭门镇渔船赴黄岩岛海域作业时，遭菲律宾军舰追赶后撞沉，11名渔民全部落水；2000年5月26日晚琼琼海01068号渔船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冲锋枪扫射，船长被击穿心脏，当场死亡；2001年12月，一潭门镇渔船被菲律宾非法扣押，用枪支控制渔民押往巴拉望港口途中，用枪托暴力殴打被扣渔民，在其拒绝签署内容为“承认进入菲律宾领海”的文件后，在监狱中又遭殴打；2004年8月31日发生的桂北渔10078号案件中，越南执法人员要求我国渔民在其看不懂的文书上签字时，遭越方执法人员的威胁、打骂等严重危及人生安全的暴力行为；2006年4月27日琼琼海03012号渔船在南沙群岛南方浅滩作业时，遭菲律宾武装船只袭击，4名渔民被打死，3名渔民受伤，其中2人重伤；在桂北渔27088号案件中，印尼执法人员登船后，用枪射开渔船木门并控制船员，3名船员受枪伤，船长背部多处被子弹划伤，轮机长脚踝中弹，另有一船员大腿中弹，8名船员被押到印尼军舰后被海军用枪托殴打……[5]

三、南海周边国家过渡武力执法，违反比例原则

    上述案件中，南海周边国家执法时使用冲锋枪等武力、造成我国渔民重伤乃至死亡的执法方式，过度使用武力，违反国际法及南海周边国内法所要求的海上执法比例原则。

（一）国际法中关于比例原则的规定
《公约》第73条第1款赋予沿海国为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执法权，且明确规定的执法措施仅包括登临、检查、逮捕和进行司法程序，对于是否可以使用武力并无明确提及。[6]1995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执行协定》（以下简称“《跨界鱼类种群协定》“）第22条第1款第6项规定：沿海国在进行登临检查时，应避免使用武力，仅在其职务行为受到阻碍、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方可使用，且不应超过必要、合理的限度。这在学者们的讨论中，将其称为海上执法的“比例原则”。 该比例原则还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其他软法中也有所体现，如： 1979年《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第3条、[7]1990年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或火器的基本原则》第4条、[8]第5条、[9]第10条、[10]第11条、[11]意在执行《负责任渔业行为准则》第8条的1996年《捕捞作业之技术指导方针1》第5.2.62条[12]等。此外，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的“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案”判决第155段也认为：“尽管《公约》并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可以使用武力，但武力的使用应当被尽量避免，而在不可避免而使用武力时，应当不能超过合理和必要的限度”。[13]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必要、合理、适度。

（二）南海周边国家国内法中关于比例原则的规定
许多南海周边国家关于海上执法的国内法律中也体现出比例原则，如：“《越南海洋警察条例》第13条规定了海上执法武力使用的必要情形，包括：违法者使用武器抵抗或者其他方式直接威胁海洋警察的声明及工具的安全；紧追下的人或工具，采用重大违法行为，若非使用武器将会造成人活工具的逃脱；保护声明被其他人直接威胁的公民”。[14]菲律宾《海上执法交战规则》规定“在履行海上执法职责时，可采取检查、逮捕、没收和合理使用武力的措施”；“在逮捕过程中，执法人员不应使用不必要或不合理的武力”；“如被逮捕人员抵抗，执法人员可制伏该抵抗，而致命武力的使用应是执法人员的最后手段。当抵抗发展称为非法攻击时，执法人员为保护自己的生命且没有其他手段的情况下，致命武力的使用才是正当的”。[15]马来西亚《渔业法》第47条第2款规定：“执法人员在进行任何扣押时，可使用适度必要的武力”。[16]

（三）南海周边国家违反比例原则
海上执法比例原则，目前并无统一、权威的定义，从上述国际法、国内法及国际判例中对比例原则的表述看，其都要求海上执法中武力的使用应符合“必要性”及“合理、适当性”。必要性要求武力的使用须以必要为前提，即只有其他执法方式无法制止违法行为或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面临威胁时，方可使用武力。[17]除武力外，还有许多其他执法手段，如：警告、高压水枪喷射、执法船拦截等，上述案件中，相关南海周边国家执法人员完全可以使用上述较为温和的执法方式，足以迫使我国渔民停船接受检查，实现执法目的，但却选择了“冲锋枪扫射”、“用枪射开渔船木门”等武力方式，该执法方式的使用实非必要。我国是禁止平民持枪的国家，渔民及渔船上并未也不可能携带枪支。面对装载火力武器的南海周边国家执法船舶甚至是军舰，我国渔民几乎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会也不可能对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但这些执法人员却直接使用武力，甚至直接开枪射击我国渔民，造成其重伤乃至死亡，该种执法方式亦不符合必要性的要求。“合理、适当性”要求武力的使用应符合适当、合理的限度，即：执法行为的手段应与执法所要达到的目的相适应、执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与所保护的法益成比例。[18]因此，对于海盗、毒品犯罪、走私等危害较大的犯罪行为，武力的使用无可厚非，但对于非法捕鱼或轻微污染等违法行为，危害性较小，应尽量避免使用武力，仅在对执法船舶进行碰撞、投掷凶器、武力反抗的情况下方可使用武力。[19]我国渔民在我国享有历史性捕鱼权的南海水域进行渔业作业，属合法行为。相关南海周边国家主张我国渔民作业水域是其管辖水域，并认为渔民作业违反其渔业相关法律规定。即便上述国家有权有此主张，我国渔民违反的也仅是其渔业相关法律，并未从事危害较大的犯罪行为，上述国家执法人员直接使用武力的行为造成我国渔民重伤乃至死亡，实属已超出必要、合理的限度，违反比例原则的要求。综上，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认为，上述南海周边国家对我国渔民武力执法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及其国内法中所要求的比例原则，其执法行为违法。
 


[1] 周忠海等著：《国际法学述评》，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2] 褚晓琳：《渔业与中国对南沙群岛的“有效占领”》，《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17年卷第2期。

[3] 同上。

[4]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青年学术创新团队编，《国际法治-前沿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第199页。

[5] 以上内容来自笔者实地调研。

[6] 《公约》第73条第1款：沿海国行使其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时，可采取为确保其依照本公约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得到遵守所必要的措施，包括登临、检查、逮捕和进行司法程序。

[7]1979年《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第3条：执法人员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使用武力，而且不得超出执行职务所必须的范围。

[8]1990年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或火器的基本原则》第4条：执法人员在执勤时应尽可能采取非暴力手段，最后不得以方求诸使用武力或火器。他们只能在其他手段起不到作用或没有希望达到预期的结果时方使用武力和火器。

[9] 1990年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或火器的基本原则》第5条：（a）对武力和火器的使用有所克制并视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和所要达到的合法目的而行事，（b）尽量减少损失和伤害并尊重和保全人命，（c）确保任何受伤或有关人员尽早得到援助和医护，（d）确保尽快通知受伤或有关人员的亲属或好友

[10]1990年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或火器的基本原则》第10条：执法人员在使用火器前应表明其执法人员的身份并发出要使用火器的明确警告。并且留有足够的时间让对方注意到该警告，除非这样做或使执法人员面临危险，或在当时情况下显然是不合适的或毫无意义的。

[11]1990年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或火器的基本原则》第11条：……（b）确保只能在适当的情况下才使用火器，并尽可能避免引起不必要伤害的危险；（c）禁止使用会引起不必要伤害或产生不必要危险的火器和弹药；……（e）在使用火器时应酌情发出警告；此外，还有第13、14、15、16、18、19、20等都体现出比例原则的要求。

[12]1996年《捕捞作业之技术指导方针1》第5.2.62条：为执行授予的权力，经授权执法官员得使用其认为合理与必要之武力。

[13]

[14]同注释5，第199页。

[15]同注释5，第201页。

[16]同注释5，第1202页。

[17] 参考：徐鹏：《海上执法比例原则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8] 同上。

[19] 同上。
 
作者：李敬昌, 厦门大学 南海研究院 2015级在读博士生

黃澎孝

你有被老共指名道姓的罵過嗎？

當我還是國防部心戰處上尉心戰官時，就被老共在海外傳媒上，組織文章把我罵了整整一個禮拜！

老共這一開罵，讓我獲得了經國先生的召見，王昇、許歷農、楊亭雲諸上將的青睞，以及中央日報社論主筆、蒙藏委員會研究委員等等，史無前例，後無來者的兼職。那年我才二十八歲。

此後十年，我在「心廬」、「劉少康辦公室」、「大陸工作會」這幾個反共、反統戰而名燥一時的單位，以無比的熱情，投身於所謂的「大陸工作」和「大陸政策」上。當時我真的相信，透過我們的努力，一定可以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巨輪，促成大陸的「和平演變」。

「和平演變」？好文明的詞彙啊⋯⋯！這是五零年代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在1953年提出來，對付共產陣營的策略。簡單的說，就是藉由西方民主理念的宣傳，自由市場經濟的推展，來逐漸改變共產國家人民的觀念，進而從這些國家的內部，來瓦解共產黨的統治。杜勒斯曾公開預言，共產國家的第三、四代人，必然發生「和平演變」。看起來他還真給測準了！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 隨著共產國家陸續的經濟體制改革，果然也帶出了政治體制變革的思潮；一股所謂「民主化」的運動，從東歐橫掃到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影響所及，連中國大陸也掀起了一片波濤洶湧的「民主運動」，這就是後來大家簡稱的「八九民運」。

就中共而言，老謀深算，長於鬥爭的毛澤東，首先對這種「和平演變」的「戰略危機」，發出了警訊。1957年5月的「反右鬥爭」，六0年代和蘇聯爆發的「反對修正主義」鬥爭，乃至於，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相當程度上，都與防止「和平演變」有關。為了防止發生杜勒斯預言共黨第三四代人的和平演變，毛澤東提出了要「慎選革命接班人」的主張。

沒想到，中共建政後，第四個領導人：趙紫陽總書記，竟然就動搖了；而對以大學生為主，發起的「八九民運」，產生了同情。造成了「民運」浪潮幾乎席捲全大陸，百萬學生佔領了廣大的天安門廣場，長達五六十天之久。嚴重衝擊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最後，在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多位中共第一代老革命的決定下，在1989年6月4日凌晨起，開始對天安門廣場的佔領者展開了武裝驅離行動，在西方媒體的報導下，造成了舉世矚目的「天安門」事件。當年，我36歲。

坦白說，「八九民運」爆發時，我是非常興奮又自豪的。我覺得我的「偉大志業」，得到了實際的進展，大陸民主化的和平演變，已可拭目以待⋯⋯！ 沒想到，「六四事件」一棒子砸碎了我一廂情願的幻想。大陸學生固然不堪一擊，解放軍也沒毅然「反正」，站到所謂爭取自由民主的「人民行列」。
民主陣營領袖的美國，只管煽風點火，「六四」之後，卻又置身事外。至於，喊了幾十年「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咱們「自由中國」，更是袖手旁觀，甚至於連對逃出大陸的「民運人士」，都不敢施予援手⋯⋯！

哈哈哈⋯⋯，我被騙了！我那不惜生死以之，燃燒青春，努力以赴的志業，竟然是一場冷戰時代的跨國騙局！我引以為傲，充滿了成就感的事業，竟是現代版「唐吉軻德鬥風車」的鬧劇！

是的！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讓我開始覺醒了！從此，我對所謂的「大陸工作」，也迅速退燒，乃至於興趣全無了！時光荏苒，就在前幾天的六月三日，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36歲中校心戰軍官，剛剛過了65歲生日。緊接著，就迎來了「六四天安門」事件29週年的紀念日。

雖然歲月如梭，似乎彈指之間就過了29年，但是，以30年為一個「世代」而言，實足以檢視一些前塵往事的是非得失。而海峽兩岸，這將近三十年的發展，則適足以互為對照。三十年來，正是台灣所謂「民主化」進展迅速，全面落實的關鍵階段。相對而言，「六四」之後，大陸的所謂「民主運動」則遭致打壓而停滯。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自從台灣「民主化」以後，經濟發展突然就停滯下來。相反的，。自從「六四」之後，即便在國際制裁圍剿之下，大陸的經濟發展卻飛躍前進，如今已然成為穩坐世界第二的經濟體。兩岸相較之下，恰有一辭足以形容：「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1989天安門事件後的一兩年內，東歐共產陣營發生民主化巨變，1991年底，蘇聯更為之解體。次年，有一位名叫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的美國學者，寫了一本名為「歷史的終結」的書，斷言：意識形態的爭辯從此終結。「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已成舉世唯一出路。但是，經過二十年的觀察之後，2014年，他又出了另一本名為「政治秩序及其衰落」的書，徹底修正了他之前的主張，他終於發現「民主」不是萬靈丹，國家治理能力更為重要。
其實，29年來，我跟福山教授一樣，一直在反復省思：假如「八九民運」成功了，假如我們達成了「和平演變」的目標，今天的中國會是怎樣？我們根本無須走遠，看看台灣這二十幾年來，因為民主所造成的政府治理能力不彰，社會的紛爭和內部的撕裂，我要很誠實的說：
​
幸虧，當初我們的「大陸工作」失敗了⋯⋯。

（本文轉載自作者Facebook 2018 June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