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芷生

我是在农历除夕前特从欧洲赶回台湾陪家母过年的。没想到竟遇上了生平最痛苦的一个年。首先发现炮竹声似乎比往年少了许多，过年的气氛变淡了。我们居住的社区是属于所谓偏蓝地区，周围原有许多眷村，陆军，空军都有。这几年随蒋氏父子迁来台湾的官兵们几已凋零殆尽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军人的后裔。或许是受前辈的影响，他们一般对国族的认同感较为强烈，因此对传统的年节也较重视。往年大年初一，总有人在楼下大门旁挂上长长的一串鞭炮，还没听到鸡叫声，就会被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吵醒了。然而今年楼下却没听到鞭炮声，只有稀稀落落从远处偶尔传来的炮竹声。不但没有增添节日喜庆的气氛，反倒有了几分凄凉感。这是受去年大选蓝营败选的心情影响所致吗？我心中不禁有了几分不祥的预兆。而当时并不知已有”新冠肺炎”的疫情在大陆蔓延了。

这次武汉遭遇的疫情，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了，在中共领导下的大陆，所具有的动员力，组织力和凝聚力，可谓震撼人心，叹为观止，令人既感佩，又感动。看到一群群年轻的医务人员，像奔赴前线作战的战士般地，个个面部带着坚毅的神情，投入了抗疫的最前线—湖北武汉。我不禁数度酸了鼻头，红了眼眶。有这样一群万总一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民，任谁也休想亡我中华。但也必须承认，只有在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在国家突遭危难时，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动员力。否则拥有将近十四亿人口的庞大国家，恐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了。

这次灾难的造成，究竟是基于内因还是外因？在没有直接证据下，即使有千百个怀疑，我们也不可妄自猜测，血口喷人，这是有失大国国民风范的。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大家提高警惕还是有必要的。若从内因去探寻源头，医学生物界已有人推测，是由吃食蝙蝠，穿山甲引起的。鉴于十七年前的萨斯病毒，是由进食果子狸侵入人体的，我们对这项推测便应认真对待，不可掉以轻心。中国人曾自嘲，“天上飞的，除飞机之外，地上有四条褪的，除桌子之外，中国人无所不吃”。这虽是一句玩笑话，但也多少反应了国人“食胆包天”的特性。几年前习主席曾说过：“青山绿水，便是金山银山”。这是提醒国人要爱护自然，与自然同生共栖，而不可任意破坏。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是主张“天人合一”的，并不提倡过于征服大自然。这固然可能是过去导致我国长期自然科学较落后的原因，但从长远来看，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应是正确的，是利大于弊的。

中国谚语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识人心”；又说”患难见真情“；还说”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这都是说，是非善恶要经得起时间和环境的考验。也是中国人拿来做为行事为人自勉之词。这次国家遭遇大难，有几件事令人印象深刻。

其一，日本虽被许多国人视为不共戴天的世仇，但在这次中国遭受疫情时，却令人感动地伸出了援手。希望这能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契机。中日一旦能走上改善关系的正确方向，首先要担心的将是美国霸权主义者。他们正在利用这场中国人的灾难，落井下石，企图拉拢各国共同孤立打击中国。其二，台独分子在面对对岸同胞陷入苦难时，表现的冷漠无情，犹胜于美国反华势力，不禁令人齿寒。

完全暴露了其无情无义，愚昧无知的本性，无视多年来台湾从大陆获得无以计数的利益与援助。台湾需要大陆实远胜于大陆需要台湾。但愿从这次“新冠肺炎“的灾难中，能令他们看清两岸的这种关系。其三，这次在对抗治愈”新冠肺炎“上，中药发挥了积极作用，一种叫”清肺解毒汤“的中药已被证明具有十足疗效。今后我们应对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华民族是有顽强生命力的。今天我们能有将近十四亿人口，绝非偶然。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的考验，我们一定会变得更为坚强。

谢芷生，2020年2月11日，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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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步正

 
2019年8月，中國大陸頒佈深圳特區作為社會主義示範區，內容直白，是告訴香港人，香港今天的功能，未必深圳和上海就不能完全替代之，假以時日，給特殊政策，就會有一天出現變化， 就看你香港人怎樣看待自己。 本來，沒有什麽一個城市的功能是完全不可替代的，但十多二十年內，香港的一些功能是的確不那麼容易可以替代的。

• 金融中心

中國眾多城市，短期間培植不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能夠和紐約，倫敦，東京，匹敵的中國城市，只有香港。這是五十年不變的重要貢獻，港元和美元掛勾和龐大的外幣自由兌換的方便和及時完成，是其他中國城市十分難以替代的香港的特殊功能。無關能量，更重要的是信心，香港一國兩制的兩制，不一樣的法律，歷史，關係，是外國外匯的信心所在。 香港1997到現今2019，累積為中國大陸集資五萬多億美元，今後，還仍然會是外資投入中國的重要窗口。 2018年，港交所新股改革方案，允許同股不同權的公司到港上市，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不要求盈利等措施，港交所上市218家新股，2880億港元的集資，是空前的成就。處理得當，香港還可以繼續有更多貢獻。

• 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推手

人民幣離岸結算的中心，香港很多銀行有ATM，香港市面交易大致上可以人民幣和港元通用，香港作為人民幣國際清算中心的意義重大。國際商業知道在香港可以隨時把人民幣兌換成港元，美元。人民幣國際化，香港是舉足軽重的推手。中國任何一個城市在目前都無此能量。

• 香港是外貿重鎮

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的巨頭是美國，佔19%。第二的不是日本，不是台灣或德國，是香港，佔中國外貿的14%。這14%絕大部份是轉口出去了。中國進入了WTO後，方便了出口。但這世界有林林種種的關稅和配額限制，香港殖民地時代就享有中國沒有的外銷各國出口配額，從中國進貨，動些手腳，就利用香港特有的配額出口了。香港五十年不變，大部份這些特別低稅和配額都呆留不變。香港雖然不是主權國家，但享有獨立關稅區的地位。香港 除煙，酒，香水，有關稅外，所有進口沒有關稅，因此，香港出口的貨品，幾乎接近免關稅。美國的香港政策法（Hong Kong Policy Act)是好的實例，香港人簽美証，就容易放寬得多。

• 文化科技交流不受限制

美國現今大舉限制和中國科技交流，文化交流，這是美國的新主調。但香港仍然是例外，美國認為可以利用香港作為美國自許的自由民主，反專制極權的前缐。但反過來看，香港也是對美歐科技文化交流開放的尖兵。中國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可能有香港這個歷史定位和現實功能。

香港從來都不是反共前缐，簡短地說，是因為中國香港，血濃於水，都是兄弟姊妹。但香港也從來不是擁共前沿，不是恐共，是疑共，不親共，但愛中國，這是歷史。 香港前一輩人，歷經大鳴大放，引蛇出洞，階級鬥爭天天講，土法練鋼，文化大革命，早已筋疲力竭，望天長嘆。好不容易鄧小平改革開放，又來了一個六四，這是一個大轉變，香港百萬人自動上街，從維園到上環，和平理性非暴力，誰敢説香港人不愛國？左派文匯報社論，黑底白字，只四個字：痛心疾首。左派文匯報精英，如程翔，劉紹銳，七十年代頭頭李怡，開始急轉灣。從左到右。 香港人從九七，六四，佔中到反送中，心理變化，是有蹤可跟的。不過，香港人是愛國的經濟人 ，回國投資，首批是香港，跟着是台灣海外。香港人投資賺錢從不後人，唯亦，疑共不親共根底難除，此所以，九七移民，六四移民，這次也八月移民，移民台灣案，突然增加數倍。香港，在這些有錢移民的香港人眼中，有利可圖，香港是我們的。無利可圖，香港是你們的，他一走了之。住在這裏的，很多很多香港人，尤其是一大批九七前後的年軽人，他們沒有足夠的錢財，不可以一走了之。他們生於斯長於斯，這是他們安身立命之地，香港是我們的。但這裏貧富極度懸殊，他們一室難求，收入遠追不上居屋成本的上漲。政府政策無能無為無覺，社會氣氛疑共駡政府，醫保壓力巨大，學校教育避踫國民認知，香港前途遠景朦朧，自我優越的心理作崇，加上野 心勢力推波作浪，年軽人便宜的自我解放就是走上街頭往前衝。香港人一向溫順，六四到八月十八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是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本性，香港是人口密集擁擠的小地方，一小攝暴力衝撞，就可以摧毀整個香港的安寧。

美國總統宣佈再加稅5％，又稱謂中國是美國的敵人，從這一刻開始，世界局勢劇變。中國中央會下重手鎭壓香港嗎？我看不會，不是不敢，是無須如此大動作。香港一大幫紅二代，紅三代，官 二代，官三代都會勸阻中央安穩處理。香港大多數居民都會厭倦不安寧，動亂就冇啖好食，日子不是難過，而是過不了。香港沒有動亂的本錢，動亂幾乎等於自殘，肯定傷了自己，但傷不了中國中央。

在美國總統宣稱，中國是敵人的這一刻起，世界兩強對立的大勢已定。香港的特殊位置和歷史機緣會再次發揮重要的作用，我們香港人必須認知一國，在認知一國的大前題下，和中央商討如何認真落實兩制。認真落實兩制，説難不難。我們不能光只說，我們要什麽，而是要列出方案，坐下來誠心的談，才能夠爭取到我們要的。政治現實的問題，不可能用暴力衝撞，破壞社會安寧秩序，而能取得成果，收割者絕大多數不會是跑在前面衝的頭號戰將。

面對新的世界形勢，我們香港人要有新的認知和自我定位，有信心有勇氣，不用拘泥在自由，民主，這些空洞的可以任意解讀的政治標語。讓我們都實際一些，做我們能夠做，可以做，有能力 做的事。

​一，進一步加強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是自由開放的城市，法治環境，監管機制和市場體系，為國際認可，香港中英雙語和金融專業人才都能應對市场需求。這是我們的軟實力。國內資金充沛，要跳過房地產和銀行儲蓄走向世界股市和債市，就要透過一個中外雙方感到安心有信心的的交易中心，香港就是唯一上選之地。股市債市期貨，有很多高風險高回報的衍生的產品市場 ，可以透過香港離岸管理。中國有充沛的外匯儲備，任由之放在銀行做債主，不如放手一搏讓一部份出來，用來作為影響國際商品，貨幣，股票的國際定價工具，推動人民幣作為國際商品的定價貨幣。中國的外匯儲備，只要拿出只是一小部份，就會有數十個索羅斯的能量。香港是適當的運作中心。

二，香港可以是中外文化的交流交戰的中心，自由民主和貧富懸殊，富人政治，和極權專制，良吏制度，良冶有效的政制，都可以在香港辨証印証。什麽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我選擇什麽，反對什麼，在香港可以任意辯論，真實體驗。在全世界，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如香港一樣站在前線 ，真實體驗印証，黑白對錯；真民主，假民主；真自由，假自由;良冶政制，劣治政制。香港會是 一個偉大的難得的實証城市。香港人要有此素質，器量和眼光。我們要有信心，有勇氣，有能力，在香港立例舉証。但任何暴民行為都不可能在香港擔此重任。

三，香港人積怨積怒，首要在高屋價，一室難求。港府應該立即更改土地房屋政策，解決香港人住屋難題。強固香港醫保環境，積極扶助創新工業，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同時成立機構綜合民意 ，代表香港民心，反映民意，為認真落實一國兩制，下大功夫。我們香港人要和中央良好溝通， 堅守一國的精神，就有機會認真落實兩制。如是，香港自然會完全融入粵深港大灣區，為中國城 市的新典範，為香港東方之珠再放奪目光彩。 我們香港人，加油。
 
 
 

 
(上篇登在第296期)

在投資教育基建的同時，應注意糾正過去教育上的一些缺陷。糾正這些缺陷必然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例如：

1.留守兒童與父母分離，是重大教育問題，更是人道問題，社會問題。其數字沒有精確統計，至少有幾千萬。必須設法讓他們回到父母身邊，在父母所在地正式入學。農民工在身邊的子女現在沒有讀書權利，世世代代是民工：二等國民。應當立刻擴充城市學校，讓幾億勤勞、刻苦、奮進的農民工的子女獲得平等的教育。美國的外來移民子女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權利，很快成長為最活潑最有創新精神的新國民。中國的農民工子女吃苦耐勞，堅忍努力，潛力無限。

2.  中國教育界有制度性不平等，不妨舉兩個例子：

偏重少數重點學校，學校裡再偏重重點班。固然學校有好壞，老師、學生素質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在制度上不應該規定不平等待遇，規定經費和各方面的投入有巨大差距。過去經費困難、底子薄的時候，先拉動少數是從權，但是卻變成了永久性的制度。理應以財政注血，全國教育經費一律平等。對困難地區，更應該對老師和學生大力補助，才是真正的平等。

民族學校也是不平等制度。從小學到大學，原來為照顧少數民族，特別設立民族學校使他們有機會入學，並且還有優待。但是幾十年來，民族學校變成延續民族隔閡，形成對少數民族的教育歧視和就業歧視。理應大力投資，在師資和設備各方面提高各級民族學校的水平，然後取消各級民族學校，全國各民族教育一律平等。學生平等，公民才平等。各民族人才湧現，將成為經濟發展中最富有活力的生力軍之一。

3.  辦學多樣化，開放辦學和透明化辦學。壟斷永遠不會是好制度。應當鼓勵個人、民間團體和企業，從學前、小學、中學到大學、研究中心，大舉辦學。獎勵捐資辦學和教育捐款，給予免稅待遇和配套的基建投入。鼓勵有專長的人參加兼職教學。在這方面的投資，還能導引民間的不良消費轉為教育投資。多元辦學可以提高透明化，避免腐化，並提高教育素質。

4.   重視素質教育。教育應當獨立，不論公私立學校，應由教育家、專家獨立辦學，降低學校黨委書記的權力。一刀切的統一課程，必然形成書本教學和考試定位的弊端，學生脫離知識學習，也脫離實際生活。還必須大力投資，建立各類各級教育研究機構，研究國內外教育制度和實踐中的優劣、利弊，建立最好的教育制度。

結論：人才是一切的根本。製造人才的學校應當是重中之重的“工廠”。教育是最重要的“基礎建設”，比無論什麼物質建設的工廠、企業都重要。父母們都知道，教育孩子，是孩子一生幸福的關鍵。以金錢計算，教育子女，將來能幾十幾百倍地回收。全社會投資教育，也是十、百倍地回收。

與鄰邦大韓民國一比，立刻看出中國教育的缺點。韓國二次大戰後才獨立，在日本殖民時期，教育被徹底摧殘，可謂一無所有。獨立後再經歷外力製造的內戰破壞。但是韓國重視教育，致力於全國中小學質量一致，大學入學率達到90%。不到三十年就達到現代國家水平，人均列入富有國家之林，遠超中國。不看別的，只看在中國追捧的一個又一個“韓流”，甚至食物品牌也有創新。韓國人到中國是老闆，中國人為他們打工，生產韓國品牌的東西。中國人到韓國去也是打工。韓國和其他先進國家一樣，技術研究和開發在本國、產品在中國組裝生產。韓國證明：投資教育就是發展經濟。

物質產品會陳舊腐朽，內涵技術落後。教育產品是人才，人才本身有生命力，會不斷自我成長，“含金量”和“價值”持續升高。教育不是生產單一產品，人才成長自然會多種多樣，然後自己會自己找工作，包括創造新的工作。不會造成經濟失衡。從另一面看，不受教育的人，其價值便消失；不像礦藏可以留待以後開發。

以財政大量投資教育刺激經濟，會產生很多重要的額外紅利，例如：1. 全民集中精神從事教育和學習，有專注向上的心態，能夠產生安定社會的作用，產生對未來的信心，這種信心將刺激長期性經濟投資，吸引外資的高端技術性投資。2.對教育投資，即是對地方經濟投資。由於教育不發達的地方，也是經濟不發達的地方。所以投資教育，有利於迅速促進經濟的平衡發展。3.二十一世紀的挑戰不僅是經濟貿易的挑戰，更是國民素質的挑戰。教育投資不僅刺激經濟，更優化國家民族命運。

物質資源是“身外之物”，可以購買，甚至可以獲得贈送。智力資源則是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別人的幸福不可能買來享受，自己的無能與痛苦也不能轉嫁給別人去承受。投資教育不僅是對經濟打短期的強心針，而且是投資於長期的國民幸福。在各種幸福排名和快樂排名中，位列前茅的國家，都是教育發達的國家。而中國大陸的排名則很落後。其因果關係，一目了然。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冲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
 
 

                                                                               ​                                       
中共中央,四十年前元月發表了它的第一次的"告臺灣同胞書",習近平主席為了紀念這個特殊日子,在元月二日也發表了一份"告臺灣同胞書"。

習的文告內容和中共以前發表過的"告臺灣同胞書"有其一貫性,也就是說有點老調重彈,譬如:"民族復興國家統一,乃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心所向";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一個中國的原則不容動搖"等等,筆者對習文告中的老調在此不再作文章,筆者在讀完習文告後要指出的是文告突顯出的一些新意。

1.他在文告中,放下姿態,要邀請臺灣各黨派,各行業的有識之士來共商如何兩制的方法,展現了他會充分吸收臺灣各界的意見和照顧到臺灣同胞的利益和感情.奠定了溝通的基礎是和平協商,和平統一。

2.習文告中特別對金門,馬祖倡議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的四通,更倡議要在當地區與大陸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的三化,讓金門馬祖的同胞先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同時爲臺灣同胞指出了一條自求多福的光明大道,這段話可以說是十分高明。

3.習近平在文告中對兩岸青年寄予厚望,因為青年人是國家未來的希望,歡迎臺灣年輕人到大陸追夢,築夢,圓夢.如此這般,臺灣的"天然獨"自自然然變成了"天然統"。

4.雖然習近平在文告中對臺灣同胞的真切呼喚,真誠相邀,真情實意,一覽無遺,但對於臺獨逆流則發出了斬釘截鐵般的警告"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臺獨分裂分子,絕非針對臺灣同胞"; 習近平在文告中對臺獨份子的警告使筆者想到了唐朝魏徵所說的那句名言"樂盘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打獵前先驅趕獵物三次後才行動,給臺獨份子充分警告後才動手,也算是仁至義盡了吧?

由習近平的文告中,可以看出他的對臺政策軟的更軟,硬的更硬,他呼籲臺灣同胞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大家來商談如何兩制?為臺灣前途指出了一條光明坦途.無奈台臺灣領導人蔡英文為了向臺獨勢力靠攏,立即表態拒絕,臺灣前領導人馬英九也表態說統一時間還没有成熟,一個臺獨民進黨,一個獨臺國民黨,兩相唱和,把習的一番善意置之不顧,兩岸關係會不會繼續這樣下去永遠沒有統一那天呢? 筆者答案是否定的:

1.習近平有宏大的統一全中國的大志,他肯定能在他的任期內完成大業。

2.未來十多年內,中國GDP必將成為世界首位,到時候美國將無力阻止中國統一的力量。

3.臺灣島內某社團,最近對三十五歲以下的年青人作了一次民意調查,在統一和獨立的選項中各以 34%持平,打破了"天然獨"的神話,相信未來幾年這個選項將更向統一的方向偏升。

4.東西德,南北越都是經過長時間分制,統一卻在旦夕之間完成,韓國瑜翻轉高雄民意也不過幾個月時間,筆者相信臺灣未來十多年內必有高人出現帶領臺灣與習大大簽訂政治協議完成和平統一.筆者在此奉勸臺灣的一些政客們,識時務者爲俊傑,臺獨己經是罈中之鼇,毫無前途可言,要乘此習主席對臺談話之際,勇敢爭取發言先機,為臺灣人民謀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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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文告,在"兩制"中特別強調"一國"才是重中之重,逼民進黨露出牠們的不要九二共識的臺獨尾巴,也逼國民黨不能再以"一中各表"來做牠獨臺的摭羞布,表示習要在解決兩岸政治問題上採取主動;相信在習主席的主導下,必有許多"西瓜偎大邊"的政治精英將會在臺灣爭相呼應,在不戰能屈人之兵的情況下,讓兩岸走向和平,走向統一!
 
 
 

 
               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12月18日舉行了第十一屆會議的三中全會，會中否定了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爲綱，并且決定了以經濟建設爲其第一要務。所以，今年的12月18日是改革開放的第四十周年。

               對於老一輩的知識份子，這早已是常識。但是，儘管這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窮二白，整個社會幾乎分崩瓦解，到經濟突飛猛進，七億人脫貧，一躍而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可望在十年内高踞第一，可是，直到今天，國内還有許多公知不認同中國現在的制度。海外更多知識份子，動機各異，仍然希望共產黨垮臺，中國變天。所以，趁這個重要的里程碑時刻，且讓我們談談，爲什麽別的社會主義國家轉型都歸於失敗，而中國取得了震驚全世界的成功？這背後到底有什麽邏輯？

               大家都聽到過鄧小平的名言， 即不論黑貓白貓，能抓耗子的就是好貓。如果用官方語言來説，它就是“實事求是”。鄧小平是用這四個字推翻“兩個凡是”的。現在説起來，好像這沒有什麽了不起，可是在當時，它是兩條路綫鬥爭的核心。鄧揮舞起這金光閃閃的四個大字，拒絕跟哪些死硬派爭論“姓社”還是“姓資”的無聊問題，把中國從僵硬的馬列毛教條的深淵中解救了出來。就憑這一點，他已經夠偉大了。不過，這衹是他的起點。

               改革開放當然也包括思想的解放，所以知識份子開始討論時政了。思想禁錮了三十年，一旦解放，他們非常自然地又回到了五四年代的老問題，那就是：到底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呢？還是走西方民主的道路呢？經歷了種種磨難，中國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走了三十年，可是最後是徹底失敗了。怎麽辦？無數知識份子，包括一些黨内精英，都認爲沒有別的選擇，衹有改走西方民主的道路。根據我個人接觸到的當時從大陸來美的留學生，這是他們的共識。他們想要知道的是：如何使中國走到西方民主制度的道路上來？

               我認爲，這裏才是鄧小平最偉大的貢獻。他認爲，制度不能改變，如果改變制度，中國又會亂成一團，那就永無翻身之日了。怎麽辦呢？無他：必須走“第三條路”！什麽是第三條路？那就是根據自己本國的客觀條件，尋找最適合自己發展的途徑，即便是前途茫茫，衹能摸著石頭過河也要契而不捨。對中國而言，第三條路就是高舉四個堅持。其實，其他三個堅持都是説説而已，衹有一個堅持是真，那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制度不變，政策變，所有政策要以發展經濟爲目標。

               這并不是說，制度完全不變，而是說，主導中國命運的共產黨的權力和統治結構不能改變，而制度内的許多部門和權力分配應當隨著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改變。計劃經濟不靈了，所以必須把它弄活。第一件要做的就是放權讓利。在國營企業穩住基本供需的情況下，在左派仍然不停掣肘的情況下，他老人家開始“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也就是推動市場經濟。在農業方面，先解散人民公社，重新拾起劉少奇1962年推行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產到戶），然後容許社辦企業。社辦企業是向私營企業前進的第一步，它的成功也衝擊著國營企業，逼迫它們重視成本效益和盈虧。經濟特區的建立導致對農民執行了幾十年的嚴格且極端不公平的戶口政策開始鬆動，准許農民到城裏打工（雖然還是二等公民，近來又有更大地放鬆）。既然要講求成本效益，那麽國企必須裁員，美其名爲“下崗”，學生從農村中解放出來之後也需要就業，於是乎就有了個體戶，小本經營的商店，逐步建立起私營企業，規模由小而大。到今天，涉及互聯網的私營企業已經成爲全球性的大企業。當然，所有法律規章也必須適應這些現實而改變。生活習慣也多樣化了，現在人難以想象，當年最時髦的是墨鏡與口紅。文化活動也活躍起來。不知道哪一年開始的，鄧麗君風靡了全中國。

            鄧小平接受習近平父親習仲勛的建議，建立了四個經濟特區，并以減稅的方式吸引香港和東南亞華僑的資本。最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深圳了。它由一個衹有幾十萬居民的小漁港變成今天人口接近一千五百萬人的大都市。由於它沒有戶口限制，所以全國各地的闖將都向它集合，使它成爲最具活力的城市。要記得鄧小平曾經讓百萬士兵解甲歸田，結果其中大部分都被送去深圳搞建築，是他們的血汗換來深圳的飛速成長。經濟特區的建立和迅速擴大是參考了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而由於中國的體量巨大，由這個起點它發展成爲世界工廠。今天回頭看，好像這些都是那麽順理成章，而其實它們都是經過嚴峻鬥爭和億萬人努力的結果。

            前面提到，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對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民主制度充滿了憧憬。改革開放之初，社會秩序陷入混亂，思想無所適從，尤其是在向市場經濟過渡所實行的雙軌制，給黨官僚們帶來了巨大的貪腐空間，同時也導致無數的知識分子認爲，中國必須實行民主。黨内也有同樣的期望，包括趙紫陽和他的年輕智囊們。他們對鄧小平的第三條道路，缺乏信心。六四的悲劇由此而生。幸運的是，它沒有帶來中國的崩潰，否則中東的悲劇早就在我們的神州大地上爆發了。

               就在這個“第三條路”還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的時候，經濟卻强勁發展，那是因爲許多下崗的工人和一大批對前景感到渺茫的年輕人唯錢是問，敢闖敢幹。相對於改革開放之前的嚴密管制，那可以説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時代，也是一個笑貧不笑娼的時代。其實，衹有這樣狂熱地追求金錢才能打破仍然相當封建的共產黨統治，給社會帶來了生機。對於犯罪行爲的汎濫，小平同志喊出了“嚴打”的口號，在各個地方殺了不少人，社會開始收斂，法律規章逐步加强了約束力。可是，國企仍然是個大問題。朱鎔基解決了三角債的問題之後，終於使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貿組織。加入以後，中國就擺脫了美國每年捉弄中國一次的所謂最惠國待遇，而國際間貿易的規則也規範了中國的企業。中國的經濟運作才真正地跟世界挂鈎，逐漸走上正軌。可以説，自那時起，“中國模式”乃逐漸成型。

               什麽是中國模式呢？見仁見智，各有説法。我認爲，它至少包括下面幾點。第一，大家熟知的，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什麽大事呢？高鐵，公路，航天，造橋，造壩，造船，開闢港口，强化軍事能力和南海造島等等。可以看出，這些大事所顯示的是全方位發展，這是二。爲什麽能夠集中力量地全方位辦大事呢？那是因爲第三，政府能夠通盤籌劃，集思廣益，爲長期有序地發展制定計劃，而不是急功近利。這就是一黨治國，中央集權制度的最大優點，它不是輪流坐莊，衹顧短期成效，爲的是爭取下次選舉的勝利。第四，先作小規模試點，成功就擴而大之，失敗就放棄。第四，講求速度和效率。第五，有能力砸大錢，不怕血本無歸，衹有這樣才能跟哪些已經主宰世界經濟的西方跨國公司打拼。

               回顧過去四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并不是一帆風順，而是不斷遭遇問題，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其間貪腐，濫用職權，勾心鬥角，官商勾結，營私舞弊的事情所在多有，受到傷害的人也不在少數。至少我個人認爲，像中國這樣，能夠急起直追，或者彎道超車，在短短四十年裏獲得那麽驚人的成績，是絕對值得我們興奮和給予無窮的點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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