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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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消息公布后，引起国内一阵热烈反应。我们所看见国内的现象是，先是城镇化以集中资源配置。当城市拥堵后，又分散化疏解拥堵。笔者愿意分享在美国的大企业和政府机构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一些心得，有关“机构演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笔者曾供职于一家跨国大企业，在它的领域里是世界第一，也是个百年老店，金字招牌。它起家于新英格兰区，工厂在纽约上州，但是客户都在大城市里。由于曼哈顿寸土寸金，且交通拥挤，所以公司总部就设在纽约上州；研究单位在东西岸各一个。发展单位有好几个，在不同的州。只有市场行销和客户支持单位在大城市里。这是它的布局。它的原则是，除非必要，否则不必把办公室设在又贵又拥挤的市区里。纽约上州及城市的郊区环境优美，人口没那么稠密，交通不拥挤，而公共基础设施到处都一样，教育和医疗服务齐备，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生活品质，员工们都很满意。

联邦政府大的部会，在全国各地都有几百个办公室。只有对外服务的单位需要在市中心。一些内部功能的单位就可以设在郊区，甚或在不同的城市。这些原则与大企业一样。

在通讯不发达的时代，组织成员必须在一起办公，才能沟通办事。现在由于通讯发达，可靠性提高了，通讯价格降低了，所以虽然各个单位设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联络起来非常方便。无论是简讯、电邮、电话会议、视讯会议、或网路工作群，距离已经不是问题了。有些小组十来个人，分布在全国几个不同的地方办公，使得组织成为功能性的单位，而不需要成员聚在一处，变成 location-transparent.甚至有些公司让一部分员工在家里工作，而省下了一部分办公室租金。这些都能缓解大都市的拥堵问题。

现代的企业运营都要靠资讯系统支持，自动化越来越多，数据成倍的增加，计算机中心越来越大。这些资讯中心可以设在郊区，通常至少要三个中心，增加可靠性。当运算云成熟时，中小企业就不必有自己的系统了。这些科技的进展，也有助于城市的疏散。

另外一个战略考量就是，如果一个城市发生重大事故时，若一个企业的功能和资讯中心是分散在各地的，则整个企业的运作可不受太大的影响。否则企业就要停摆了。所以无论是办公地点或资讯中心的选址，都要有多方面的考量，包括交通是否便捷、生活水平、医疗教育设施、地震、飓风、淹水、冰雪、野火、核攻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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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无论到那里，交通都十分方便，基础设施完善，所以很多人都愿意住在郊区，同时享有城市的便利。中国人口喜欢往大城市挤，是因为大城市的条件好。如果也能把偏远地区的基础建设和医疗教育设施强化起来，相信企业和人口会自然的疏散分布，从而缓解大城市的拥堵问题。

 
“士”的精神
 
           2010年，劉曉波無法出席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儀式，乃由挪威著名女演員莉芙厄爾曼朗讀他的一篇文章，文章題目是《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他說：“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
 
            他認為他在被捕，監控和審訊過程中受到尊重，認為中國的司法制度在進步，並且對中國進一步發展具有信心。他給我們的印象並不如許多外界輿論所描述的，好像中共的司法制度是一片黑暗，殘暴，無人性。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劉曉波表現出的是儒家的“士”的精神：執善固執之，雖千萬人吾往矣，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威武不能屈…等等。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許多幾近胡說八道的言論，如中國最好被殖民三百年，台灣，西藏，新疆都可以獨立等等…所以，對於劉曉波，我們需要作兩方面的評價：第一，他的“士”的執著精神的確很了不起；第二：他的許多言論非常幼稚和跟事實脫節。
 
民運的標杆
 
            儘管如此，由於他大力推崇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擁護絕對言論自由，提倡個人主義，使他成為西方自由主義陣營的寵兒，獲得了充滿政治鬥爭意味的和最具宣傳價值的諾貝爾和平獎。因此，在未來寫八零年代的這一段民運歷史的時候，他將會成為標杆人物，把早年民主牆的一批人，如魏京生，王軍濤，劉青等，把後來的方勵之以及六四時期的吾爾開希，柴玲，王丹，和在海外發起革命運動的王炳章等人，都擠到邊邊上去了。雖然，有點諷刺的是，他是在1989年6月才加入六四民運的行列的後來者。（六四民運是悼念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借題發揮的結果）
 
            這就使我們在評價劉曉波的時候必須評價六四。民運中有一部分人後來反思，認為他們最大的錯誤就是絕食和走向極端（我已記不得這些人的名字了，或許網上可以查到）。因為，在民運的前一段時期，趙紫陽是非常同情民運的，設法跟學生妥協。老實說，民運初期參與者的確有許多清華北大的學生，政府對他們也特別重視和不忍下手。後來，許多外地學生和非學生加入了運動的行列，運動走向極端，少數人發起絕食，這就把局勢搞糟了。等到五月十九號，趙紫陽含淚勸說學生退出天安門，而遭到學生拒絕的時候，運動乃走向你死我活的拼命階段，世界的主要媒體都參與其中，向全世界廣播，而學生們雖然餓著肚子，可是自我感覺特別良好，覺得政府不敢動武。其實，那時運動已走入絕境。
 
            我們注意到，劉曉波是在6月2號加入絕食的行列的。所以，如果我們把六四分為兩段，把絕食前的一段視為愛國運動，後一段視為革命運動，那麼他加入的是革命運動。革命運動是錯的，所以劉曉波是錯的。
 
            為什麼革命是錯的呢？那是很明顯的事。1989年時，改革開放才只有十年的過程，從百廢待興到初具規模，經濟發展非常迅速，解決了轉型所出現的一部分難題，絕對沒有必須根本改變政治制度的理由。事後的發展，包括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證明，先發展經濟，逐步完善政治制度是正確的策略。
 
民運值得翻案嗎？
 
            民運其實不是從1989年開始的。它的起點是1978年的民主牆運動。當時，鄧小平曾經對民主牆運動給予肯定，有人說這是因為它有助於鄧奪權。平實而論，當時左派勢力遠大於改革派，所以他利用民主牆運動來壓壓左派也是說的過去的。但是，接下來，民主牆的大字報越來越受歡迎，到處傳抄（幸好那時沒有微信和微博，否則後果難測），乃帶來了鎮壓。接下來，由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雙軌制引發了全國的倒風，大規模腐化由此開始。學生運動大概從八零年代中期就在全國許多大學中展開，反貪腐是其重點，民主的訴求也是其中一部分。胡耀邦同情學生，不肯鎮壓，乃導致他被左派元老們逼迫免職。胡耀邦的逝世為學運帶來了新的動力，乃醞釀成天安門事件。
 
            從八零年代初開始，大陸留學生開始到美國留學。這些學生跟劉曉波是同時期的，都是文革後進大學的。我當時住在紐約，接觸到其中一部分憂心國事的留學生，對他們有一定的了解。他們充滿激情，飢渴地設法了解民主理論和美國的民主制度。他們的思想模式很簡單：從五四開始，中國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社會主義，效法蘇聯；另一個就是西方民主制，而美國是最佳範本；文革結束時，社會主義在中國走到了絕境，所以只剩下了一條路：向美國學習，民主救國。
 
        在這一段時期，中國共產黨其實也摸不清到底應當怎麼走，鄧小平有一度曾經傾向於更大的民主化，提出或者短暫接受了黨政分家的主張，可是後來覺得不對，還是堅持以共產黨為核心，由它領導改革開放，所謂四個堅持其實是一個堅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根據他老人家幾十年革命的經驗，他知道一個最重要的規律，那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的改革道路只有從實踐中尋求。我們必須強調地指出，學習蘇聯是錯的，學習美國也是錯的，從行動中尋求真理才是正確的道路，也是前人從書本中沒有發現的第三條道路。他老人家是對的。他拯救了中國。
 
            西方的民主經驗是凝聚了希臘的民主制度，羅馬的法律規範，英國的人權憲章和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啟蒙兩個大時代的思想結晶，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思想與幾百年的實踐結合的體系。它既不容易讓我們讀通，更不容易讓任何其他的體制照搬。這是我們必須具備的最關鍵的認識。可惜的是，不論是西方專家或者中國知識分子，都不了解這一點。中國有中國的文化背景，也有中國自己的演進過程，所以，中國的前途從來就不在於熟讀馬列或西方經典，然後照方抓藥，所以既不是蘇聯的社會主義，也不是西方的民主主義，而是在於自我實踐。所以，鄧小平是對的，民運是錯的。
 
因此，劉曉波也是錯的。這就是說，六四，從愛國運動轉變為革命運動是走錯路了，加上現在許多民運份子依靠美國政府通過不同渠道給錢，維持生活，替美國從事反華活動，有些跑到台灣去替台獨說話。請問，他們有什麼權利要求翻案？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搏鬥
 
            直到今天還有某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必然崩潰，因為中國不民主，而民主是世界的大勢所趨。我們不必跟他們糾纏，因為這是他們的信仰。這其實跟宗教一樣的，你有你的教堂，我有我的寺廟，你拜你的聖母和耶穌，我拜我的釋迦摩尼或老莊。其差別在於西方的民主體制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而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是建立在集體主義的磐石上，兩者具有根本性差別。經過實踐，兩者有可能在某一個中間點磨合，但是我們既不能期望西方世界改變它的基礎，也不可能讓中國搬掉它的磐石。
 
劉曉波的要求其實是要中國變成一個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國家。從言論自由的角度，或許可以讓他發言。可是，沒有任何社會的言論是絕對自由的，每個國家都有權制定它的言論尺度。對許多知識份子而言，中國目前的言論尺度可能過於狹窄。他願意作犧牲打，以身殉，我們有何權利去怪罪他呢？只不過可以指出，他的訴求是不現實的。
 
集體主義曾經是全世界的歷史常態，而個人主義作為建國的基本信念應當算是啟蒙思潮為世界帶來的巨大變革。上世紀曾經發生了兩次集體主義的反撲，一次是德國的納粹主義，另一次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兩次都失敗了。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學者專家一直不看好中國的根本原因。可是，中國與前兩次不同的地方在於，它不再以某種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為操作原則，而是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導引這個集體。它比較像當前巨大的跨國公司。它有統一的指揮，有執行的效率，有嚴格的升遷制度，還具備高度的靈活性。這使得它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也使它不至於僵化。應該說，這是一種新型的集體主義制度。
 
這種制度需要新型的理論家。它需要的不是用舊標準來攻擊它的理論家。非常遺憾地，劉曉波雖然說他非常愛國，但是他並沒有去實際了解這個新體制，而是用舊的，跟它完全無法相容的理論去攻擊它。這成為他的個人悲劇。不過，他到底是不惜以死相諫，所以由他來代表八零年代的民運，或許是恰得其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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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楷文

全國人大代表、台灣同學會會長，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的夫人陳雲英率台灣同學會代表團一行五人於6月7日來到洛杉磯進行訪問，並在8日與“美中論壇社”和“（美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盟”的學者們及南加州的多位“老保釣”朋友進行了座談研討。就彼此關心的問題進行了坦誠的交流。

中美論壇社長張文基教授熱烈歡迎來自北京的台灣同學會代表團，並向來賓介紹了“中美論壇社”的成績和發展特色等情況。

張文基表示，今天與會的朋友絕大都是幾十年來，致力於促進兩岸統一與中美友好的夥伴，同台灣同學會有著類似的成長經歷和同樣的抱負。我們從廿出頭的青春年歲就投身保釣運動，後又積極參與促進中國和平統一事業，雖然面臨許多失望和打擊，卻一直保持著對中華民族復興的熱情和信心。我相信我們和台灣同学會的朋友們都會尽我們的能力，知识，經歷和智慧共同為建立更美好的未来中國和美中關係而努力。

陳雲英向大家簡要介紹了“台灣同學會”情況。她表示，“台灣同學會" 由從海外回到 祖國大陸定居工作的台灣留學生、專家、學者及常住大陸的台灣專家學者組成，於１９８１年１１月成立。多年來，抓住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利機遇，為深化兩岸交流、廣泛團結台灣同胞作出了實實在在貢獻。

台灣同學會還個特點，每個人都有台灣背景，在台灣生在台灣長。目前在大陸拿到博士學位夠資格入台灣同學會大概也就兩千人。但會方還是保持我們的標準，加入台灣同學會必須愛國有成就，必須有博士學位，必須至少是副教授。然後經由會員推薦經由理事遴選，投票通過。

陳雲英表示，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和特朗普總統莊園會談，習近平指出：“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 這意味著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做好了跟美國長期合作的準備。中美兩國的關係其實是密切的，不是哪一個國家可以拆散的。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能夠互利共贏。在“一帶一路”的政策引導下，我們做了五年了。十二、五全面建設小康社會，2020年要掃除貧困。你現在回到大陸，你會看到真的是一家一家的在“精准扶貧“。2020年我們能夠實現6.5%的GDP增長，人均的年收入達到1.2萬美元。

陳雲英指出，中國崛起為中華民族的青年一代提供了極佳的獻身社會發展的機會，而中國崛起又為兩岸青年知識精英創造了良好的個人發展和成才的機遇。作為台灣籍全國人大代表，陳雲英提交的《關於出台高校引進台籍教師指導意見的建議》提到，國家級基金項目應向台籍研究人員開放。得到年內將落實該建議的肯定答覆。實際上，今年5月以來，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在內的國家科技計劃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陸續正式面向台籍研究者。

台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建議，在對台交流合作方面，應該更多的鼓勵兩地青年、學生之間的交流，鼓勵更多未曾來過大陸的台灣青年來學習交流。

此文節録自中評新聞6月10日

台灣同學會會長陳雲英率台灣同學會代表團一行五人與“中美論壇社”和 “（美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盟”
​的學者們及南加州的多位“老保釣”朋友進行了座談研討

台灣同學會會長陳雲英（中）和中美論壇社張文基（右）范湘濤（左）交換自己的著作和紀念品

范湘濤

大陸最近又有一部非常紅火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羲＂創下收視率新高，當然不願錯過，僅花了六美元就買了一套五十五集的錄像盤 (不知是不是盜版？)在家觀賞。

這部電視劇收視率高有其成功的原因：故事編劇精彩，情節交待清楚，演員演技精湛，導演手法高明；在緊張的偵緝過程中，穿插一些輕鬆環節，如陸亦可母親的逼婚，陳海兒子小皮球的學校闖禍，候亮平高小琴祁同偉三人在山水俱樂部的京劇鬥智，鄭乾和寶寶的網上公司四處找生意.....；緊張中有輕鬆，劇情才能高潮迭起。不過，戯的劇情也有非常離譜的地方，譬如貪官丁義珍，輕輕鬆鬆能從層層警網中逃離國門，竟會在美國被黑社會控制在餐館做清潔工，最後還被謀害在非洲,編劇把這位貪官的智商從 160 一下子調到 40,太搞笑了吧？另外，心毒手辣的祁同偉最後會放開站在面前靶子候亮平這個死對頭而飲彈自盡，撤旦一下子變成了耶穌，太搞笑了吧？

好了，電視劇的介紹到此爲止，現在要談談我看完這部影視片後的感想：

1.  中國貪污腐化的現象在影片中充分顯現出來，以權謀私，拉幫結派，貪官一查就能抓到一堆，不能不令人懷疑中共的幹部選拔政策是否出了大問題；下級幹部為了爭取晉升機會，不惜爲領導跑腿，搓背，哭墳；這些軟骨頭由媳婦(幹部)熬成了婆(領導)之後能做什麼好事，只有天知道。中共的政治體制官僚氣息太重，譬如沙瑞金在前面騎車，秘書要在後面緊跟著，想打球，秘書要陪著，想喝茶，秘書要趕快端著，久而久之，秘書們是否都養成了太監那種奴才性格，有朝一日這些秘書由於主子的提拔而成了一方大員，能幹出什麼好事，只有天知道；(高育良就當過趙立春的秘書)。

2. 人劇能夠公演，可見中共已經意識到貪污腐化的嚴重性，下定了刮骨療傷的決心；紀檢處，反貪局對於實名舉報的貪官汙吏馬上立案調查，這一點非常值得肯定。武則天以一個弱女子統制天下，而且能長治久安，她最妙的一招就是鼓勵民眾告秘，當然這個辦法也有危險之處，就是怕用錯了像來俊臣和周興那類酷吏，於是老共又想出了一個＂同級監督＂的辦法，翻開老共的歷史，華國鋒驚天一擊，拘捕了江青和四人幫，胡錦濤以身作則，逼江澤民放棄了老人干政，中共政權危機不斷而能關關難過關關過，也許就是因為有這種能為黨國挺身而出的人，發揮了自清的能力，中共政權才能夠愈來愈旺吧。

3. 人劇中的一位丑角鄭勝利(鄭乾)，突顯了新起的網路力量，大風廠的工人暴動引起的警民對峙，警察上門的無理盤查，影視都被他轉發到網上而引起社會及國際的轟動，有了這股巨大反腐草根力量，加上紀檢處的上層壓力，今後貪官汙吏要隱身匿跡更難了。

4. 人劇的劇情雖然驚心動魄，但比起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和令計劃的實際案例只能說得上是小菜一碟，坊間傳言都說以上這幾隻老虎家中搜出的穢款和文物寶貝最少值幾個億，而法庭只認定他們只吞了幾百萬，中共當局既然下定了肅貪的決心，爲什麼對案情還要遮遮掩掩，令筆者百思不解？華國鋒有魄力把四人幫送進秦城監獄，爲什麼直到今天，對以前頂上層那位貪官汙吏製造者卻還是束手無策呢？

5. 最近有一位被追輯的經濟犯郭文貴在美國大肆爆料中國官商勾結貪污腐化的＂真相＂，為人劇又提供了足夠寫續集的故事材料。中國政府既然下定肅貪的決心，與其讓郭某人在美國胡說八道，何不將計就計，把郭文貴請回去做污點證人，把還沒法下手的大大貪老虎來個徹底收網呢？

中共能在短短的幾十年間，把一個支離破碎的中國帶向了富裕強大，其組織力，動員力和戰鬥力都非常強大是無容置疑的，我們大概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沒有外來的力量可以打敗中國共產黨」，還可以得到一個推論：「唯一可以消滅中國共產黨的只有中國共產黨自己」，因為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敗亡），寄語中共今天的領導人，為了要達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了中國夢的實現，好好剷除黨內的腐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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