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本文曾於3月30日在中国评论新聞网登出，，但是中评网把其中最重要的历史背景說明及对媒体的评论删掉了，本刊应作者的要求重新全文登出，以保存文章的完整面貌，希望大家理解。
 
主流媒體的定義就是部份大眾媒體能夠影響大眾的意識和意見，擁有大多數或是大聲量的讀者或觀眾而被認為是主要的媒體。當大眾媒體在某些議題上有了分歧，譬如國家預算開支，人民稅收，或經濟政策等就會產生不同的立場，分為保守派媒體和自由派媒體。當某一派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就會成為主流。這種現像在美國是常見的。可是在外交事務和國際關係上，美國媒體很少有大的分歧，除非在戰爭問題上。所以在國際外交議題上，主流媒體容易形成共識，也可以說執政者政府可以較容易地主導主流媒體。（國際事務的觀察研究多半受政府資助是其主因）但是，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主流媒體在國際局勢判斷或演變上不是總是正確的，反而常是錯誤的。譬如二戰前的德國媒體對納猝的支持和日本媒體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推崇以及近代的越戰和中東戰爭的發生都有美國媒體的影響，這些戰爭災難可說受了主流媒體的誤導，也可以說被主流媒體引導產生錯誤。
 
當今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中，中美關係演變極為重要，這當然是因為這兩個世界大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自二戰以來成為世界超級強國，直到本世紀才感覺到中國的崛起勢頭太快，所以中國政策變成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美中關係始於十九世紀中，大約其立國百年之后，當時滿清腐敗，中國封閉落后，皇室懦弱。在過去150 年左右中， 美中關係從殖民帝國與殖民地的關係（<1900）到消極的支持中國國民革命建立共和國（1900-1937），變成反法西斯和日本帝國而變成了盟友關係共同經歷了二戰（1937-1949）。之後，美國面對了‘兩個中國’的選項，她選擇了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ROC）而沒有選擇統一了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 主要原因是美國自命為全球反共產主義的領導者，對抗蘇聯帶領的共產集團。當然當時美國是無法預料未來的世界變局的。
 
從一個理性的戰略改變，美國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共和國為唯一的中國，邀請中國加入西方聯盟制裁蘇維埃聯邦。這經過了八年時間（1971-1979）才達成一個新的美中關係，美國放棄了台灣代表中國的想法， 但是美國仍然有同情ROC的參眾議員，他們在國會通過一個台灣關係法表示美國支持台灣安全及兩岸和平統一。新美中關係有過密月期和溫和階段直到蘇聯解體（1979-1990）， 而台灣則被引導醞釀全民選舉式的民主運動，在後兩蔣時代李登輝（1988-2000）更是積極培養在野黨（DPP 1986 成立 ）於2000 年執政。冷戰之后，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快速發展，而台灣的民主制度選出了一個貪污的陳水扁（2001-2008）處心極慮推動台灣獨立。美國基於上海公約承諾只承認PRC, 不得不壓止陳水扁的台獨運動以致配合台灣清算陳之貪污案件，凍結了陳在美屯集的貪污贓款。
 
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進步更為迅猛，經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使得美國憂慮。美中關係開始緊張，在奧巴馬時代（2009-2016）， 美國發動‘回歸亞洲’和「平衡勢力」政策針對中國。到了川普上位（2017-2021），他更加大了反中抗中的言行，先發起關稅戰對付多項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再發動科技制裁，並在輿論上攻譴中國，使美中關係摔落谷底。美國主流媒體几乎空前一致地為反中造勢。拜登上台之後，雖然反對川普的外交行為粗糙，但在中國問題上, 本質上沒有改變反中態度和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受主流媒體的壓力。美國媒體在中美議題上有不理性的表現，意識形態掛帥，報憂惡不報喜善，甚至制造假新聞而忽略事實數據。拜登的中國政策似乎被鎖在媒體的包裝箱裡，無法澄清也不能表達新意。這在最近的美中2+2 高層外交會議中（Anchorage，3/18-19/2021）表現無疑。這種不理性的中國政策將使美中關係推向危險隧道，無法回頭。
 
在兩國高峰會議中，把國家安全問題放在首位，再談經濟和其它問題是合理的。但是從安克瑞奇會議中，美方提出的議題來看，美國似乎離開了理性，或許是受了不理性的媒體影響。我們就以此次2+2會議美方提出的四個題目，產生了火爆的沖突，來討論一下‘理性外交’的問題。
 
美方拿出了人權大旗做開場白，提出西藏，香港，新疆，台灣四個議題。我們首先來看西藏人權問題。美國拿西藏說事，諷刺渺視中共專制制度，已有几十年。在其間，中國排除了西藏古老的宗教壓迫藏人的制度，在神權行為控制下，藏人生活於貧困中，現在西藏人生活品質改進，基礎設施進步，只有老制度下的藏僧損失了他們的「宗教權力」。在理性的分析下，西藏對美國不會產生任何國家安全問題，它只會使它住在喜馬拉雅山的印度鄰居羨慕和感覺落后。美國拿西藏來說事前，真該再去西藏看看。
 
美國提出香港問題也是不理性的。美國的媒體用雙重標準來看待和報導香港暴亂和美國的首都暴亂，說港亂暴力者是民主英雄，說華盛頓抗議暴力者是罪犯叛國賊，這完全不能把美國放在道德高地。從香港的歷史來看，在英國佔領香港百年中，香港居民只有有限的經濟自由，完全沒有政治自由和權利，更不用說民主了。西方人喜歡住在香港因爲它是一個自由貿易港，有極大自由而很少法律管制。香港歸還給中國后，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保持了繁榮，建立了地方民主體制和加強了法律維護香港的法治和安全。這又會怎樣影響到美國和英國的國家安全？
 
美國前國務卿龐佩鰲用「集中營」和「種族滅絕」等字眼控訴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人的治理。這種不實的謊言控訴在國際輿論上已造成紛爭。布林肯和沙利文居然要繼續炒作。中國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新疆維吾爾族的人口從5百五十萬增長到一千兩百多萬人（增長率是漢人的十二倍），這像種族滅絕嗎？中國與伊朗，阿富汗，和許多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的關係都比美國與他們的關係好。美國完全忽視穆斯林國家在會議中公開表揚中國應對恐怖主義和在國內應付恐怖份子的成績，只會使美國信譽更加掃地。在2+2的會議中提這些謊言控訴只會給自己打臉，特別提醒別人看看美國人對穆斯林人做了什麼事。
 
台灣問題關聯到美國國家安全是因爲美國自二戰后把台灣當做第一島鍊的一環防止共產勢力擴張。上面所說的美中關係演變史清楚的告訴我們，是美國自己選擇糢糊的一中政策，把台灣當成一個可用的籌碼，糢糊的作爲第一島鍊的一環。中國對和平統一台灣已經堅持和耐心地等待了72年。美國沒有法律依據否認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賣軍火給台灣賺些錢不是什麼光榮的事，明明知道台灣人民的未來只有與大陸保持和諧關係向統一邁進才能保持經濟繁榮。台灣的出口經濟和對大陸的依靠比任何政治理念都有說服力。由香港在中國憲法和國家安全法下迅速回歸和平穩定看來， 台灣在一國兩制原則下會和香港一樣保持繁榮，只可能更好因為台灣人地資源都更豐富。美國應當知道在中國繼續發展的趨勢看來，美國的圍堵戰略已經過時了。中俄本非如此密切友好，是美國的圍堵戰略加強了中俄的合作。這對美國有利嗎？
 
我們該問問島鍊圍堵共產擴張是否還有意義？一個理性的答案是：當俄國要在古巴放置導彈時，美國發了狂。美國成功的防止了蘇聯在古巴放火箭，但是美國沒能成功的防止南美洲國家實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一個國家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如何改變進步。事實上，中國實行的共產主義沒有比美國左派或左翼民主黨更像共產主義。所以美國的中國政策應當理性地離開意識形態，採取實用主義走合作競爭的模式（cooperative competition model)
 
前面談到，主流媒體不見得是正確，雖然他們很會包裝成政治正確。目前流行的反中負面媒體報導很少有事實證據，多半是把少數反中人士的話放大配合政治議題。舉例，像參議員，馬可魯比歐，泰德克魯茲和眾院議長南西佩洛西，他們對中國都沒有親身體驗或第一手訊息，他們搞的都是邀請反中人士制造媒體照像機會和利用國會搞政治色彩的聽證會。這些活hui主流媒體的頭條，把民意和國家帶入危險的意境。如果我們搜索一下二戰前德國和日本的媒體頭條，我們可以看到與今日媒體非常相像的搧動性新聞。
 
那麽什麼是理性的中國政策呢？所謂理性，就是要離開意識形態和接受現實。我們必須認識中國和美國在那些領域是競爭對手和在那些領域可以是合作伙伴。相信兩個大國只有競爭，競爭就產生贏家和輸家沒有共贏是錯誤的。競爭沒有合作不能達到共贏，但有競爭也有合作就會產生雙贏。我們可以用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競賽來作例子。運動員在競賽中競爭，但在訓練時，他們合作，比賽的結果不但產生冠軍，也產生亞軍，和不同名次。實際結果是所有的運動員的成績都每年提高了。這就是合作競爭的概念（Cooperative Competition 或Co-Competition） 
 
美國和中國在貿易，投資和經濟開發上確有競爭，但是在這些競爭中也有可合作成為合作性競爭。在軍事和太空競爭上，中美其實不應該競爭。因為我們都知道競爭的結果是破壞經濟，浪費資源，甚至互相毀滅。如果除去這些競爭，可互相得利，上千億的錢可以省下來用於社會福利，醫療，養老，和創新研發。如果競爭的項目採用合作競爭摸式，互贏多贏的機會很多。用太空探索舉例，合作競爭會讓人類更早登上火星，更早了解太陽星系而不會讓人類走上太空戰爭之路。不但中美關係美好，全人類關係也會良好！從美國百姓的觀點，我們希望美國媒體做些反省，不要炒作民意，從實報導新聞，表揚理性外交，推崇合作競爭，做到媒體溝通資訊的職責。
 
作者：張一飛，美國中美論壇專欄作家，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來美四十餘年，現已退休，仍致力於推動中美文化及教育活動

 
            這是楊潔篪在中美戰略會談上說的一句讓億萬人喝彩的話。我不知道哪位絕對一流的翻譯女神張京是怎麽翻的，肯定是一種高雅的譯法。按照咱們長居美國的人來説，這句話應當譯作，“The Chinese people don’t give a damn.” 這樣譯才能表現出楊主任對美方輕蔑的態度。

            關於這次會談的議論已經是滿山滿谷了，我在此不作感情上的表態，衹想談談，這很可能是拜登上任以來非常重大的錯誤，其影響可能深遠。

            二月間，有綫電視臺CNN周日節目“全球公共廣場”（GPS）主持人Fareed Zakaria 在他的獨白中說，拜登在國内的政策中表現出非常的自信，毫不猶豫地推出了1.9萬億的紓困方案，完全不理會共和黨的反對。但是，在外交方面，他很遺憾地說，拜登的表現過於謹慎，除了加入巴黎氣候協定和重新回到川普退出的各個聯合國組織之外，在很多方面他仍然延續了川普的政策。

            《紐約時報》也曾報導，許多自由派的學者對於拜登的外交政策表示失望，尤其是涉及伊朗禁核協議。這是川普主動退出的，由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中國，俄羅斯共同跟伊朗簽訂的，而且是經過安理會通過的協議。川普不但沒有跟盟國商量，單邊退出，并且退出後還加碼制裁伊朗，附帶制裁盟國。這種行爲是完全不遵守國際秩序，用美國自己的話說，美國自己才是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者。拜登至今遲遲不肯無條件回到禁核協議，令其他歐洲夥伴失望。

            由於川普處處對普京軟弱，拜登就對俄羅斯和普京采取了强硬的態度，但是，在電視訪問中公然說普京是“殺手”？實在莫名其妙。那麽，川普公然刺殺伊朗的二號領袖，難道不是殺手嗎？奧巴馬協助利比亞反對派，把卡達菲殺了，是不是殺手？以色列刺殺伊朗的科學家與核子專家，納塔雅虎不也是殺手嗎？奧巴馬刺殺本拉登的時候，拜登也在場，他是否是幫凶呢？本拉登的確造成了911雙子樓慘案，但是，難道他不是美國中情局培訓出來的嗎？

            總之，在外交上，稱呼一國領袖爲殺手，是非常不智的，其後果恐怕遠比輕鬆的一句話嚴重得多。

            對於中國，拜登團隊顯然早就有了整套打壓計劃，不但就任不久在南海派出航母艦隊，并且施壓盟邦到南海擺過場。他錯誤地相信，衹要他招呼一聲，“凡是愛好民主自由的，跟我走！” 所有被川普得罪的盟邦就會乖乖地歸隊。可是，如果他不放棄對北溪2號油管的制裁，德國爲什麽會跟他走呢？他把所有川普加諸各國的關稅廢掉了嗎？沒有呀！他讓歐洲分享了美國的兩大疫苗嗎？沒有呀！那麽，它們爲什麽跟他走呢？結果，非常戲劇性的事發生了。在G7首腦視頻峰會和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他要盟邦跟美國一起對付中國，可是除了英國，沒人吭聲。接下來他匆匆忙忙搞了一個亞太四國峰會，箭頭仍然指向中國，結果莫迪說了一句 “世界一家”（The world is one family）,輕描淡寫地拒絕了。

            到今天，衹有英國和日本跟他走。顯然，拜登年事已高，可能有點時代錯誤。印度去年跟中國對峙，好像會一招即至，可是，就在中印兩國那麽緊張的對峙中，兩國的貿易額繼續增加。爲什麽？因爲疫情嚴重的印度對中國產品有巨大的需求。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額已經超過了它與美國的貿易額。與美國所有的盟邦，中國都是最大或者前幾名的貿易夥伴。簡言之，全世界都需要跟中國做生意。難道它們會爲了美國空虛的口號就犧牲自身的實際利益？此一時彼一時，現在已經不是美蘇冷戰時意識形態掛帥的時候了。你説，拜登是不是有點老糊塗了？

            全世界的經濟目前都在疫情後掙扎，包括美國在内。這是爲什麽中國的出口在年初兩個月猛增。美國自己也非常需要中國的產品，否則今後兩年的通脹將很嚴重，這時候跟中國鬧翻絕對是跟自己過不去。在阿拉斯加，美國的外交團隊居然在沒有得到大多數盟邦的支持下向中國叫板，被楊潔篪和王毅羞辱了一場，可説是咎由自取。The Chinese people don’t give a da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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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比大蕭條更嚴峻

            去年競選時，拜登曾多次提到羅斯福總統，一次在接受CNN訪問時，他曾説，“坦白說，新冠傳染病可能是近代史中遭遇到的最大挑戰…可能超過了羅斯福所面對的…”

            上世紀，羅斯福面對的是經濟大蕭條，1932年，他在接受民主黨提名時提出了新政（New Deal），然後在1933年到1939 年的七年中制定了一系列方案，包括由政府雇用大批失業人口從事各種基礎建設工作，植樹造林，成立田納西水利工程管理局，建造其他大壩，制定最低工資，工人有權集體跟雇主談判，發救濟金給農民，以及房貸援助等。當然，他最重要的，一直實施到今天的措施，就是社保。

            比較言之，新冠傳染病的負面影響好像并沒有那麽嚴重，所以拜登似乎有點誇大其詞。儘管如此，拜登對疫情的重視與其前任川普的不作爲形成了强烈對比。他上任第一天就拿出了長達200頁的抗疫計劃，并且在極短時間内擴大疫苗生產，動用軍隊協助運輸和接種的工作，使美國接種疫苗的人數平均超過歐洲各國一倍，超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更多。

            在就任之後的兩個月内，他還通過了1.9萬億的Covid-19紓困救濟。這個近2萬億的大手筆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因爲，他把1400 元的現金直接交到了低中收入者手中。這跟奧巴馬在2009年應對次貸風暴的做法完全不同。奧巴馬是把超過7,000億元交給了銀行，以及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兩大汽車公司活了下來，可是各大銀行拿了納稅人的錢卻不肯借給身陷困境的小民。後果是，超過750萬家庭的房產被銀行强行拍賣，無數人失去終身積蓄，而銀行家們卻大發年終獎金。美國左派認爲，奧巴馬和他的美聯儲主席伯納科徹頭徹尾是華爾街大鰐的代辦。

福利國思想再現

            且讓我們稍作回顧。1963年，甘乃迪被刺後，詹森繼任，雖然僅僅擔任了一任總統，他通過了平權法案和“偉大社會”的許多福利措施，可以說是繼承了羅斯福的執政理念。如果我們說他是羅斯福第二，也無可厚非。可惜的是，由於他發動了極端不受歡迎的越戰，僅僅幹了不到一任就不再參選，民主黨隨之輸掉了大選，所以他反而成爲民主黨福利政策的終結者。

             1968年，共和黨的尼克松接任，停止了越戰，但沒有阻擋美國傾向福利國（welfare state）的大方向，可是他被石油危機搞得焦頭爛額不説，還弄出個水門事件。接下來，卡特在位四年，繼續受到石油危機和經濟滯脹的影響，最後還出了個伊朗扣留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一任之後就下臺鞠躬，從而迎來了雷根時代。

            雷根徹底扭轉了美國的政治文化。在1980年的就職大典的演講中，他留下了一句名言，“政府不是問題的解決辦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上任後他的第一項行動就是打擊工會，開除全國各個機場參與罷工的領航員。他接下來減稅，刪除許多民主黨時期基於人權，環保等制定的各種法規。這樣，他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定下了共和黨的執政理念，即減少政府干預，給予企業更大的自由。是在這種小政府，甚至仇視政府的主流思想的壓制下，克林頓與奧巴馬不敢也不能有大作爲。

            克林頓的政績是把聯邦政府赤字高企的情況扭轉了過來，離任時政府有了盈餘。這個情況很快就被小布什非法侵入伊拉克的行動破壞了。奧巴馬的政績是擴大健保措施，亦即ACA，給予低收入人口和有長期病痛的人獲得健保的機會和政府補貼，這些應當算是民主黨在這段時期的主要成就。

            但是，奧巴馬這位黑人總統使很多白人心裏很不受用，感受到威脅，這就爲反對有色人種移民的川普創造了機會。他高舉白人至上和美國第一的民粹主義大旗，四年來，顛覆了美國的自由主義信仰，逼迫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爲他個人服務，打破了三權分立的立國常規，胡亂增加關稅，擾亂世界貿易規範，破壞了美國聯盟體制。他是真正的修正主義者。如果沒有出現新冠的黑天鵝，他幾乎篤定連任，那麽他的破壞力度將無可估量。幸好，他的政治前途被新冠摧毀了。如果我們戴上宏觀歷史的眼鏡，這表示：雷根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就此宣告結束。他留下的爛攤子急需擴大政府職能來處理。

            拜登的1.9萬億的紓困法案，以及它獲得70%的民意支持，告訴我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美國社會又開始向左轉了。

重建，還原，比原來更好

           拜登競選時的口號是重建，還原，比原來更好（Build Back Better）。爲此，他要增加富人（年收入40萬以上）的所得稅，增加企業稅，以及推動基礎建設，擡高最低工資，擴大健保等。他想要隔代繼承的，或者説重建和還原的，就是羅斯福在上世紀三零年代推動的社會福利制度。如果成功的話，那麽他將被認爲是羅斯福第二。

           問題是，美國當前有28萬億的國債，而疫情還沒有結束。如果他成功地推出了基建計劃，和其他措施（估計費用3萬億），并能夠落實，那麽國債必然跳到30萬億以上。加上州政府，企業與個人的債務，這無疑會帶來通脹，甚至可能是惡性通脹。考慮到美國目前的製造業占GDP的比例不到20% ，有經濟學家認爲，這將帶來滯脹（高通脹，低成長）。在一個内部分裂，外部環境複雜，不再是唯一超强的大背景下，拜登能否成爲羅斯福第二? 對之我們必須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

台灣可以衝破統獨的魔咒嗎？在兩岸關係跌到最低點之際，台灣的老百姓悚然驚覺，台灣的未來不能與中國大陸敵對，而是要有智慧找出新的依賴路徑，找出一個雙方都不見得滿意、但卻可以接受的第三條路。
 
第三條路就是不再糾纏統一與獨立之爭，而是實事求是，正視當前經貿熱絡的現實，尋求兩岸在中華民族的血緣下，彼此競爭與合作，讓下一代決定彼此關係的未來。綠營近年強調不承認「九二共識」，但卻應該主動提出新的方案，讓北京有意願與台灣共同搭建新的框架，讓兩岸民間可以恢復互惠交流的局面。
 
這都因為拜登上台後所釋放的信息，不希望兩岸打仗，而是雙方坐下來談，一切和為貴，而最近的「鳳梨事件」，儘管綠營政府將此事政治化，但民間無論什麼立場，都會赫然發現，原來台灣的水果的九成多都輸往大陸，而過去的一年，即便在疫情的陰影下，台灣對大陸貿易的順差高達一千四百多億美元，可見台灣對大陸經濟關係依仗之深，不是台獨意識形態所能隱瞞，也不是任何政治語言所能掩蓋。
 
因而台灣應該順勢而為，建立第三條路，以經貿為經、旅遊為緯，建立一個兩岸互利的、和平的平台。正如新任的陸委會主委邱太三所說：不要大陸軍機飛來，而是要抓住兩岸的商機。
 
台灣很多的「仇中派」都是被川普所誤導，認為台灣與美國結合，不僅可以對抗「老共」，甚至可以推翻北京當局的統治，開創一個新的局面。這也是美國一些反對派的主旋律，背後的邏輯鏈條就是「中國崩潰論」，認為在「中共的高壓統治下」，人民會揭竿而起，而中國大陸的經濟也因為階級矛盾而難以持續發展，最後會崩解。
 
但這樣的「警世預言」，在中國大陸老百姓看來是一大笑話。恰恰相反，在抗疫成功的氛圍下，北京當局的統治法理性與人民的支持度正在上升到歷史的最高點。人民對國力的飆升也充滿自豪感，與美國和台灣內部的撕裂剛好成為強烈的對比。
 
因而台灣的有識之士都對當前綠營在社會上鼓動的仇中策略極為不滿，加上美國拜登政府不再玩弄台灣牌，不再挑撥兩岸惡鬥，而是希望台海和平，民進黨的大陸政策也開始要改弦換轍，追求新的兩岸關係。
 
新的關係的重點就是和平競爭，這也是當下全球企業的主旋律。蘋果與谷歌最近都在大數據方面合作，爭取雙贏，而不是頻頻打官司。各大航空公司其實早就超越你死我活的競爭，重視利益共享，採取「航班代碼」，分散人流，截長補短。這都已經成為常態。在國際關係上，美國也曾經與死敵俄羅斯太空合作，共建太空的空間站。如果企業與國際強權都可以與對手競爭合作，為何台海兩岸不可以？

• 轉載自亞洲週刊  2021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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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3/18)美國的白宫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國務卿布林肯將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拉治，與中方對等的楊潔篪、王毅開會。這将是一個坦诚、務實、充满挑戰而且極其重要的會議，其结果必將深刻的影響未來中美如何维持健康的和平兢争者關系？它又將如何衝擊台海的和平和稳定？

任何戰争，不論是全面的衝突還是局部性、區域性的戰争的發生離不開下列四個因素： “道“也就是意識形態的差異和兢争，實際利益的衝突, 力量的不平衡,及對彼此意圖的誤判。下面我們就從這個角度來探討。

美方定位美中關系是不同“道”的兢争關系

1991年蘇聯及東歐共産政權解體後，美國就開始重新定位對中國的戰略，然而一直不能逹成內部共識。而中國自從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在物質基礎上的經濟、軍事、科技領域迅速崛起，2020年的新冠病毒更展示了中國制度在意識領域上的優點。

過去卅年美國國內實體經濟的退縮、貧富懸殊的擴大，充分展示了美式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敗。 川普理解美國的問題，但是他的牛仔、單幹作風，和不尊重科學的施政方式，不僅沒能令美國更偉大反而帶來更大的危機。 他對中國的全方位進攻不僅沒有令中國屈服反而使得中國內部更加團結，更有信心！

在這個背景下拜登必須改弦更张，拜登说“美國回来了“企圖用另一个方式來重振美國和西方世界。 而他在两週前發布的“臨時的國家安全戰略指導 ”中非常清晰的宣示了美國的立場：“我們的世界正處於一個轉捩點。 我們正處在 一場歷史性的、根本性的辯論之中，討論我們世界的未來發展方向。 有些人認為，鑒於我們面臨的所有挑戰，專制是最好的前進道路。 有些人明白，民主對於應對我們不斷變化的世界的所有挑戰至關重要。 ”

拜登團隊充分認識到過去美國政策忽略中下階層百姓的利益，而獨肥了金融寡頭的利益，必須更改，但是他們却將焦点轉移到外在的，特別是中國的威脅，所以重新拿起美蘇冷戰時期的"民主與集權對抗"的大旗做為號召國内和西方世界的精神力量。 而且指明中國是唯一可能將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相結合的競爭對手，能夠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發起持續挑戰。這個 “道“也就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是今天美中最大的、也就是最根本的戰略分歧。

歴史告訴我們簡單的充滿宗教色彩的二分法既不科學也不可能真正的解決美國現在所面臨的根本危機，希望這只是過渡性的、權宜性的、穩定局勢用的口號和旗幟！

然而，拜登的對華基本立場是双方是兢争者，但還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戰略競爭並不會也不應排除與中國合作， 當這樣做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時。

中國外交部在日期：3月11日發佈的通告中，將本次對話稱為"高級戰略對話"，而布林肯卻否定了這一說法，稱並非"戰略對話"。那麼美方為什麼要開這次會議呢？

主要目的就是定義雙方在經貿、地緣政治... 不同領域利益的立場和底線，避免因爲意圖的誤解導致衝突,同時尋求在氣候變化、全球衛生安全、軍控、防擴散等問題上的合作。美方沒有興趣討論大原則的問题，而是與中國進行務實、注重成果的外交！

美方有系統有紀律的準備這次會議

拜登今天面臨許多內部挑戰，是站在一個弱勢的地位，但是他的團隊熟讀孫子兵法，知道如何借勢來爭取最大的利益！

這次會議的時間選擇也展現出拜登團隊的紀律和整體用心：在中國兩會圓滿結束、政府報告出臺之後;在拜登公佈臨時的國家安全戰略指導之後，在拜登簽署了國會通過了新一輪1.9萬億的新冠救濟和刺激法案，和走出新冠病毒的曙光初現的時刻;  在高調攻擊中國的香港、新疆和西藏政策之後; 在首次美、日、澳、印高峰會之後; 在美日、美韓外長、防長會議之後。

沒有陰謀只有陽謀，戰略立場清晰， 企圖用統一戰線的形勢加強談判籌碼，爭取會談時的有利地位，但是這也顯示美國國力衰退的現實！

雖然，美方在會中必然對港、新疆和西藏問題攻擊中國，其效果最多就是騷擾性或者是爲了美國國內的政治需要，不可能產生任何有意義的成果，因爲中國已經牢牢的掌控了這些地方的局势。 此外這些指控不僅是沒有事實根據，而且如果用美國自己的歴史所作所為做比較，中國可以理直氣壯的反駁。舉例最近美國媒体開始热炒香港當局調查、拘留和起訴一些“民主人士”違反人權的新聞。而事實上這些人都是參與2019年顛覆國家和暴力進攻佔領香港立法局的份子。他們的行爲和1月6日衝擊國會山莊事件没有本質的差異。美國人民支持美國政府對於衝擊國會暴徒及幕后策划者的調查、拘捕、和起訴，又有什麽立場批评中國？而美國先民消滅了95%的印第安原住民，還有什麼資格誹謗指責中國的民族政策？

如前節所說，這次會議是為了解決許多美國關心的實際利益問題，而對中國而言相信也會就管控台灣問題向美國提出行爲紅線！

台灣問題面臨重要的轉捩點

中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和平統一台灣是大陸的希望，但是大陸有決心逼不得已時也將採取一切手段完成統一。 過去多年的現實是民進黨政權卻用一切手段走向永遠分裂的道路，而臺灣的年青一代對中國的認同是越來越低，這一切都顯示過去的對台工作並不成功，需要改正。

中國希望和平崛起，但是這只是個良好的願望，完成是很困難的，也缺乏歷史的先例。 隨著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的順利開展，中國的國家利益延伸越來越長，而可能受到敵對勢力打擊的地方和機率也就越來越多，如果對於一個同文同種，相同的歷史文化傳承、距離這麽近、經濟上基本依靠大陸而戰略地位如此重要的台灣都不能夠統一，又如何保護一帶一路的投資成果？

最近鳳梨事件在臺灣引起政治風暴，也許這是大陸改變具體對台方針的第一步。 4萬噸的鳳梨總價值約兩千萬美元，相對於台灣對大陸的出超1400億美元，微不足道，這也顯示在貿易領域大陸可以選擇制裁的產品多的很，這一年多來的中國對澳洲的貿易制裁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台灣之所以採取對大陸挑釁的立場最主要的是美國因素。 美國今天朝野的對華軍事戰略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前沿佈置軍力，派軍機、軍艦和潛艇在台海、東海、南海抵近偵察，除了表面的"自由航行權"以外，就是監視、跟蹤中國的戰略核潛艦突破第一島鏈進入太平洋逼近美國，同時穩固地區聯盟關系。 所以拜登團隊的分工明確：國防部採取侵略性姿態，外交是主力，採取又接觸又挑戰的方針，而拜登本人則採取温和理解的態度，避免局勢失控。

由於美國在兩年內沒有力量與中國武力衝突，現在是在台灣問題上規範美國行爲的最佳時機。

美中未來：短期稳定長期兢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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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的戰略定位是兢爭性的，這未必是壊事，由於過去三百年的西方制度已經顯示出嚴重的缺點，中國制度的兢爭和實踐對於世界的發展是好事，因爲兢爭才能帶來進步。 拜登深知維持兩國的和平是美國短期的最大利益而中國一向採取和平的國策！ 所以不論會議結果如何中美短期和平的局勢是可以預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