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軍

 
2022年時逢香港開埠180年（以南京條約割讓香港未准），也是香港回歸25周年。從香港歷史來看，香港發展可以分為這幾個階段：一、英帝國對華掠奪階段（1842年-1949年），二、西方各國對華封鎖階段（1949年-1997年），三、回歸後改革開放大陸對外經濟通道階段1997-2022），四、再出發階段（2022--）。

一、英帝國對華掠奪階段（1842年-1949年）
 
雖然香港因《南京條約》被割讓，香港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率先接觸到了工業文明，又承擔了英國對中國貿易的中轉職能，所以能從一個小漁村飛速發展成了一個貿易港灣。但是，在這一百多年裡，香港並沒有在中國經濟版圖中佔據什麼不可替代的地位。隨著大清王朝的覆滅，中國對西方市場幾乎完全開放，外國人員、資金、貨物，都可以暢行無阻的直接進入中國內地，完全沒有必要繞道被英國控制的香港。實際上，當年的上海才是遠東第一城市，名副其實的“大上海”，香港不過是過境補給港地位，但還遠遠達不到“東方之珠”的稱號。這一百餘年，香港只是不死不活的活著，猶如百年內亂的祖國大陸。
 
二、西方各國對華封鎖階段（1949年-1997年）
 
特殊時期，畸形發展，是大陸打破西方封鎖的需要，也是反華勢利滲透大陸，和平演變的需要。
 
1949年中共建政、新中國成立。香港由於獨特的地位，獲得大量戰爭移民與資金，香港人口與經濟開始膨脹。由於新中國在政治上完全站在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一邊，特別是朝鮮戰爭以後，新中國和整個西方社會互不理睬，同西方世界的經濟聯繫幾乎完全被切斷。雖然前期有蘇聯為中國提供經濟建設亟需的資金和技術，但香港這個最接近西方的口岸城市，是不可或缺的。
 
70年代初，儘管中國大陸已經決定對西方開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實際操作中，卻面臨重重困難。畢竟新中國成立後被孤立了二十多年，中國對西方國家的貿易規則完全陌生，甚至精通英語的人都是鳳毛麟角。這種從文化，法律，規則甚至語言的欠缺，導致中國與西方的交流難以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而這，正好構成了香港崛起的條件。
 
香港畢竟屬於中國，香港人也是中國人。香港人熟悉大陸，即使在中國和西方關係最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內地和香港間也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人員、貿易往來，一些必須從西方進口的先進技術、設備、材料與外匯，幾乎都是通過香港獲得。同時香港人也熟悉西方，在英國統治下渡過了一個多世紀，他們對西方的法律、貿易規則等等都很熟悉。中蘇分裂後，香港逐漸更成為中國大陸與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同時香港也是西方瞭解和影響中國大陸的唯一管道，除此以外，香港同時也還充當了大陸與臺灣之間的聯繫橋樑。從八十年代兩岸關係緩和算起，直到兩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陸與臺灣間的人員、物資往來，絕大多數都會選擇從香港轉道。背靠中國大陸這麼一個巨大體量的市場，成為當時中國唯一的對外橋樑，也由於這一“紐帶”作用，成就了香港航運之都、貿易之都、金融之都、間諜之都，也形成的香港獨特的地域文化，成為“東方之珠”。

三、隨改革開放及回歸後依託大陸而崛起（1997-2022）
 
隨著香港的回歸，中國大陸加入“WTO”，香港開始真正的崛起，而香港的崛起，完完全全是因為中國大陸因為香港回歸而給與的絕好機會。這個機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當時的整個東南亞，有很多的城市如臺北，新加坡，吉隆玻，首爾等都想爭奪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可得。為什麼？是因為它們的地理位置不夠好嗎？是他們的人口素質不夠高嗎？都不是！而是因為他們沒有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作為支撐！
 
在這個問題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較高下的對手只有東京，其背後自然是整個日本戰後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及當時不遜色於中國的經濟體量。所以整個東南亞，也就只成就了香港和東京。
 
香港回歸後，在祖國大陸的支援下，戰勝美國導致的金融風暴，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同時再大陸華東水災時，港人也傾囊相助，中華民族血濃於水的情感得到最好的體現。
 
然而，香港繁榮的原因也正是香港走向平淡的原因。香港的繁榮，來自於當時的中國和西方直接交流的不暢。這是一個暫時而非永久現象，所以自然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中國大陸不可能為特殊時期發展起來的香港，而壓制其他也有得天獨厚優勢的城市的發展，只不過這個暫時現象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所以被這一代人視為天經地義的事。
 
九十年代以後，中國以更開放的姿態向世界開放。中國大陸有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香港不再是中國唯一的對外視窗。現在上海的國際地位已然超越了香港，香港的平淡和上海的崛起幾乎是同步的，不能說是上海搶佔了香港的資源，只能說是時勢造英雄！
 
同時因為回歸後，由於“一國兩制”執行中，凸顯“兩制”弱化“一國”，香港經濟規劃上並沒能與大陸完全同步，導致經濟結構不合理，再由於文化和政治上未去殖民化。再加上時代已經變了，香港的崛起得益於轉口貿易，但現在是網路時代，許多的商務貿易活動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完成，因轉口貿易而崛起的城市本來就在萎縮。而香港沒有跟上時代的變化，一些人進而懷念英國的殖民時代，躺在過去的輝煌，怨天怨地怨大陸，民生進一步惡化，在加上外部勢力的推波助瀾，進而導致謀求特殊經濟政治地位的社會動盪事件發生。
 
香港應該審視自己，時代變遷不可怕，一時的沒落也不可怕。香港真正的問題在於，大多數香港人對於時代的變化還沒有任何的意識，只是將所有的痛苦都丟給大陸。
 
人都不願承認自身的不足，而喜歡把責任推到別人的頭上。香港人不懂香港的崛起是依託大陸市場的結果。所以，他們是在迷茫中稀裡糊塗發展起來，又在迷茫中稀裡糊塗的停滯不前。如果繼續執迷不悟，香港也會在迷茫中稀裡糊塗的衰落下去。
 
四、再出發階段（2022--）。
 
時代已經變了，時代一直都在變。
 
以貿易為主的“大航海時代”，這個時代擁有貿易的通道就擁有財富，香港起源於這個時代，得益於這個時代，繁榮於這個時代。和“大航海時代”幾乎同步的是“工業時代”，也就是大工業大製造時代，技術和專利以及規模經濟能帶來巨大財富。歐美國正是“工業時代”的大贏家。
 
而現在“數字經濟時代”，”生物科技時代“，資訊為王，互聯網改變了一切。這個時代才剛剛開始，香港因為“大航海時代”的退場而平淡，未必就不能因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開始而重新繁榮。
 
2022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也是香港的新起點。
 
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確保“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實施，並舉行了選委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三場選舉，產生了第六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試圖為香港發展創造了穩定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環境，香港能否從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和疫情影響中突圍，抓住發展新機遇，考驗著香港新一屆管治團隊的智慧和擔當。
 
猶如內地改開初期，鄧大人定的：“不爭論”，“發展才是硬道理”。
 
香港發展的歷史，香港的獨特地理人文環境，註定香港有先發優勢。香港整個人口素質是得到國際認可的。依託於這麼好的人口素質，完全可以做更好的發展，比如金融，旅遊購物，教育，服務貿易。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家“十四五”規劃，只要香港經濟完全融入整個中國經濟大發展的格局中來，找准自己的優勢定位，依託內地，面向世界，唱著”國際歌"，就一定能再創輝煌。
 
題外話
 
近日由黃覺、胡杏兒等主演的《獅子山下的故事》登陸大陸央視一套並在騰訊視頻首播。該劇時間跨度長達近四十年，少見地以在港小人物所歷經的人生起伏，來反映香港回歸前後的時代變遷。開播後收視率直沖第二。
 
在上世紀70年代至2006年也有一部《獅子山下》系列單元劇，以處境故事述說一般市民的生活和他們對社會民生的看法。這些故事反映當時草根階層的掙扎歷程、如何面對種種生活挫折，並見證了香港歷史。一曲《獅子山下》重新喚起伴隨著香港度過艱難歲月，引領香港從貧窮落後走向繁榮豐盛的“香港精神”------一股自強不息、不屈不撓，在艱難中打拼的信念。
 
主題曲《獅子山下》的歌詞，就是獅子山下人們奮鬥精神的概括：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7月12日，《紐約郵報》刊登了一篇報導，標題是“每一位總統都邀請過基辛格到白宮——除了拜登”。内容就是該報最近對基辛格進行的訪問。

      基辛格說，當拜登還是參議員的時候，他認識了拜登，可是，自從拜登進入白宮之後就沒有聯係過他。也就是説，自尼克森辭職以後，福特，詹森，卡特，雷根，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都邀請他到白宮，商談國際事務，聽取他的建議。唯獨拜登，沒有邀請過他！

      這是相當怪異的事。99歲的基辛格是國寶級的人物，他不但是中美關係的破冰和促成美國退出越南的關鍵人物，并因後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對國際關係的瞭解和美國在其中的地位，他可以説是最敏銳和深刻的觀察家之一。他發言，全球政要都竪起耳朵聽，可是不是拜登！拜登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12年，并曾經擔任主席，在擔任副總統的8年中遍訪世界各國，他曾經自誇說，他見過的國家領袖超過所有美國總統。可是，他居然沒有積極跟基辛格保持聯係。爲什麽？

      很可能是拜登太自負了，以爲他對國際事務有足夠的瞭解，不屑於請教他自己小圈子以外的專家。也可能，他深知，基辛格對國際事務的看法跟他很不相同。

      是的，論者都認爲，基辛格相信權力平衡才是維持世界穩定的基礎。他不贊成在國際關係中逼人太甚，因爲這樣必然會引起反彈，對抗。他不贊成北約東擴，更不贊成把烏克蘭拉進北約。他認爲烏克蘭應當成爲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橋梁，也就是采取一個中立的立場。誰都可以看出，拜登上臺之後的政策完全與基辛格的世界觀背道而馳。拜登要聯合盟國，跟中俄進行激烈競爭。拜登要走的路子是新保守主義，是維持美國的霸權，是不容許中國超越美國。

      當基辛格擔任尼克森的國家安全顧問時，他通過秘密外交，把中國拉到美國這一邊，并致力於跟越共和解，從而削弱蘇聯的力量。對於拜登要把烏克蘭拉進北約，使得普京別無選擇，必須跟中國緊密合作，共同對抗美國。這是他絕對不認可的。

      這多半就是拜登不理會基辛格的原因。79歲的拜登拒絕聽取99歲的基辛格的意見，真的是失智，狂妄，愚蠢，加在一起！他的國内政策，要增加年收入在40萬以上的人的所得稅，失敗了，他大規模印錢，送給低收入人口，繼續并且加碼跟中國打貿易戰，又鼓勵烏克蘭加入北約，導致俄烏戰爭，造成能源危機，都是使通脹失控的原因。現在，他面對的是國内和國際上的兩個爛攤子。他沒有基辛格的智慧而不自知，還自以爲是，真的是令人遺憾，更令人爲美國嘆息。



​

      約翰遜被迫辭職，安倍被刺死，G7的兩個最挺美國和烏克蘭的國家出事了。不要忘記，這兩個國家也是對中國百年災難貢獻最大的國家。所以，兩人出事的象徵意義絕對重大。安倍雖然退休，可是他是自民黨中最大一派(安倍派)的領袖，影響力仍然非比一般，而他退休之後加倍努力鼓吹修改和平憲法，暴露了他由他戰犯祖父岸信介處遺傳下來的軍國主義思想，而在任内隱藏的反中心態退休後也暴露無遺。他使日本徹底跟隨美國的外交政策則是他的政治遺產。

      約翰遜被稱爲英國的特朗普，他的中學老師就曾批評他慣於説謊，在擔任記者時期，因製造虛假訪問答復而被炒魷魚，可是此人文筆流暢，發言出口成章，遠超過特朗普小學水準的語言能力。可是，最後他終要爲他的狂傲，違法，包庇同黨和内政不修而被趕下臺來。

       這兩人出事的時機及其意外性和突發性使它們成爲今年最大的黑天鵝事件。

      人去了，雖不意味政策會大幅度改變，可是兩個强勢人物消失於政壇，小變無可避免。我們中國傳統上喜歡看趨勢，然後從趨勢看國運。看勢就傾向於看突發事件，也就是黑天鵝事件，因爲這些事件不受人們主觀意志的影響，來的時候不知道它爲何而來，衹能說是命運，或國運，受到冥冥中的力量的影響。

      如果這種偶發事件像抽獎，是無序的（random），那麽就不會給我們很大的想象空間，也就不會引起我們的注意，更不要談什麽趨勢了。但是，當這種黑天鵝事件多集中發生在某一個地區，或者某一個集團，那就會引起很多聯想了。當前的情況正是如此。

      2016年，當特朗普當選爲美國總統的時候，全世界的所有評論都說，那是個黑天鵝事件。毫無疑問，它是一隻巨大無比的黑天鵝，他的橫空出世徹底打亂了美國戰後内政與外交的秩序。内政方面就不多說了，衹需要指出，去年，他輸了選舉不肯認輸，并且發動了暴力政變，雖然沒有得逞，可是直到今天仍然餘波蕩漾。近期的報導說，他可能於最近宣佈參加2024年的總統選舉。可見，他的破壞性遠遠沒有消散。

      在外交方面，我們熟知，他退出了：TTP，伊朗禁核協議，巴黎氣候公約，世界衛生組織等。如果不是被强大的建制派擋住，他甚至想退出北約。他指控其他國家都在占美國的便宜，然後用國家安全爲藉口，向全世界許多國家，不管是盟友還是貿易夥伴，增加關稅。2018年3月起，對中國發動的一輪又一輪的貿易戰，對美國的通脹作出不小的貢獻。總之，此人的不按牌理出牌增加了拜登上任之後的諸多困難。

      中國的一句老話：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用來形容特朗普，可能太重了一點，可是對美國而言，他絕對是一個壞消息（bad news）。他把他在商場上慣用的仗勢欺人的手段應用到外交關係上，引起了全世界的不滿，大大削弱了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國普遍抱有的好感。就在全世界都在懷疑，美國選民怎麽會選出這麽一個不靠譜的人的時候，新冠病毒——第二隻黑天鵝——陡然降臨。這隻黑天鵝的威力，加上特朗普的不作爲，對美國，以至於對G7中的另外6國，都造成了沉重的打擊。

      黑天鵝事件的厲害之處就在於它們會跟正在運行的社會發生逆勢互動，考驗社會處理黑天鵝事件的能力。就以新冠來説，它最初的最大受害者應當是中國。可是，中國的集體主義雖然有這個和那個缺點，但是它發揮全民總動員的能力卻是舉世無匹的。中國在兩個月的時間就控制了新冠，是經濟受到最輕打擊的大國。新冠卻精準地攻擊了西方自由主義的弱點，那就是老百姓各行其是，不肯爲集體利益做出犧牲。令我們感到奇葩的是，歐美各國都有反對戴口罩的示威游行，甚至出現暴力行動。這當然是對自由觀念的扭曲，然而，加上特朗普的不作爲和傳播假信息，新冠給予G7國家沉重的打擊。

      2019年，澤連斯基，一名電視喜劇演員，就像特朗普一樣，沒有任何行政經驗，當選爲烏克蘭總統。當時，他衹能算是微不足道的黑天鵝，但是，誰又能想到，在2022年，他成爲扭轉世界大趨勢的，影響力可能還超過特朗普的黑天鵝呢？

      俄烏戰爭打了四個多月之後，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澤連斯基的威力了。他決心加入北約，拒絕中立，不但把整個烏克蘭搞到生靈塗炭，哀鴻遍野，并且使G7，歐盟和北約的歐洲國家都飽受其害。根據最新公佈的資料，G7發達國家受到能源短缺和通膨的影響，物價高漲，經濟都在衰退，赤字不斷增加，日幣英鎊歐元狂貶。德國，歐洲的最大出口國和經濟體，出現了30年來首次的貿易赤字。反過來，俄羅斯卻賺的盆滿鉢滿，第一季度的順差高達530億美元。中國也跟著猛賺。要知道，俄烏戰爭頂多才打到一半，後面還有更大的的演變空間。

      安倍和約翰遜的下場具有極大的指示性意義，它們似乎告訴我們，歐美諸國幾百年的舒適日子可能正在向另一個方向轉變。



​

     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務》中有一篇英國學者，Vladislav Zubok, 寫的文章，題目是“普京能撐多久？”（Can Putin Survive?）他曾經寫了一本敘述蘇聯解體的書，所以對俄羅斯深有瞭解。他首先指出，許多西方精英把普京在烏克蘭的行動比作前蘇聯在阿富汗的行動，認爲普京也會遭遇到像戈巴喬夫在阿富汗的命運，也就是注定失敗。他説，這是認知錯誤。他指出，1991年蘇聯解體并不是因爲阿富汗失利和石油價格下滑等不利因素，而是因爲戈巴喬夫的經濟政策失敗，濫印盧布，造成嚴重通脹，和一些政治決策的錯誤所導致。

     相對而言，他説，現在的俄羅斯比較接近中國，政治屬於威權體制，經濟制度卻已經是資本主義經濟，跟戈巴喬夫時代的混亂情況完全不能相提并論。并且，普京汲取了教訓，任用非常能幹的財經人才，使俄羅斯的財政非常穩定，政府開支有盈餘，對西方的極限制裁，他也應付的很成功。此外，西方精英還有另外一個認知錯誤，那就是以爲俄國内部有一大批心向西方的精英，如果戰爭持續一段時間，他們會反對普京，使普京失去權力。他認爲這也是認知錯誤，因爲，心向西方，憧憬西方生活方式的人絕大多數居住在大城市，他們衹是少數，而絕大多數生活在農村或小城鎮的人，生活程度不高，需要政府津貼，他們仍然具有俄國人傳統的價值觀，普遍都支持普京。“雖然如此”，他説，“西方應當堅持下去。制裁將會逐漸消耗俄國的戰爭資源，消弱它的戰力。面對戰場上失利，克林姆拉宮可能會勉强接受并不完全滿意的停火。”今後，“將有一段時期，烏克蘭和整個西方必須同一個弱化的，受到屈辱的，可是仍然是威權式的俄國共處。西方必須對這個前景有心理準備，而不是夢想莫斯科崩潰。”

     我相信，他至少說對了一點，那就是俄國不會崩潰，普京不會被逼下臺。至於俄國是否會在戰場失利，以至於弱化，那就難説了。他說：西方應當堅持下去。這是核心問題：西方能夠堅持下去嗎？

     6月底，拜登在G7峰會上發出豪語：“要打多久，就打多久！”（as long as it takes）而就在哪個時刻，俄軍已經占領了北頓涅斯克，一個南部的重要城市。其後5天，又繼續攻克易守難攻的利西昌斯克，已經占領了盧甘斯克的全部。由於烏克蘭的主力部隊大部分都在東部駐防，在四個多月的激烈戰爭之後，據報導，在該區域它的傷亡人數已高達80%。（俄國黑客攻擊2000多烏克蘭網站，聲稱烏軍死亡人數已達5至7萬，而受傷人數可能是此數的兩倍）俄軍在第一階段失利，傷亡嚴重，可是在第二階段改變戰法，步步爲營，先用火炮優勢摧毀烏軍，然後才由部隊前進掃蕩，所以俄軍的傷亡人數減少，尚未獲得西方先進武器的烏軍傷亡慘重。7月初，烏軍終於開始使用美國的多管火箭炮，對俄軍造成較大的傷害，可是，是不是爲時已晚了呢？

     目前，烏軍另外的主力集結在頓涅斯克，約7萬人，現在戰火正激。并且，澤連斯基宣稱，烏方正在向南部調動部隊，反攻已經被俄軍拿下的核爾松地區。

     7月12日，《紐約時報》專欄評論家佛利曼說，夏天是烏軍反攻期，冬天是俄軍的機遇期。這也是澤連斯基在G7峰會的視頻中的説法。他說，這場戰事必須在年底之前結束，因爲冬天打仗俄軍占有優勢。他説，烏克蘭政府每月需要50億美元的經費，需要援助。此外，根據報導，他的助理，Podolyak，已經向北約提出了一份清單，裏面包括：1000門榴彈炮（Howitzer），500輛坦克，300套多管火箭系統（MLRS）和1000 架無人機。澤連斯基似乎相信，如果他拿到這批武器，烏軍能夠在年底之前打退俄軍。

     根據美國國防部網站公佈的信息，美國至今僅僅向烏提供了72門榴彈炮，4套多管火箭炮（另外加列了4套，英德也各捐3套。俄方聲稱已經擊毀兩套這個哈馬斯系統），120架無人機。即使加上歐盟諸國的捐獻，總數距離這份清單的要求仍然有非常大的距離。根據英文網報Asia Times 的軍事分析員Uwe Parpart 說，他請教了一位美國步軍少將，獲悉，1000門榴彈炮可以裝備50 營的兵力，如果他們同時接受訓練，需要6個月的時間才能熟悉運用。多管火箭炮當然也需要一段時間的訓練，不過烏軍已經在歐洲的一些國家接受這種訓練。

     8月即將到來，這將是俄烏戰爭的決定性時刻。如果烏軍反攻失敗，那麽對俄羅斯而言，那就是大事底定了。所以，這裏就出現了幾個關鍵問題：一，美國和北約肯不肯提供這麽多先進武器？二，即使有了這些武器，并且能夠獲得及時的訓練，烏軍能戰勝俄軍嗎？三，如果這些武器真的對俄軍造成重大損失，俄軍是否會進一步加劇對烏克蘭的全面打擊，甚至動用戰術性核武器？四，如果俄軍徹底擊潰烏軍，甚至占據基輔，趕走澤連斯基，扶植一個親俄政權，北約怎麽辦？

     戰爭打了四個多月，北約提供武器的動作總是晚一步，現在，俄羅斯基本上已經占領了烏克蘭四分之一的領土，發給占領區的居民俄國護照，開始用俄語廣播，與俄羅斯的互聯網連綫，在學校使用俄語教科書等。最近，普京又頒佈法令，簡化烏克蘭境内所有烏克蘭公民獲取俄國國籍的手續。你説，他還會歸還已占領的土地嗎？沒有可能。即使西方現在提供更多先進武器，頂多是取得一個對峙的僵局，烏克蘭能夠奪回這些土地的可能性等於零。理由很簡單，普京還有更厲害的武器，如高超音速的大殺器和戰術性核武器，他有能力徹底毀掉烏克蘭。

     再説，雖然理論上這些武器不是美國和北約免費提供給烏克蘭的，美國先後提供的總值高達80億的武器，其中一大部分就像二戰期間向盟國提供的武器一樣，是需要日後還錢的。歐洲各國捐助的武器有一部分也是需要烏克蘭付錢的。可是，烏克蘭的經濟已經一塌糊塗，現在正向歐盟索取重建經費，估計需要7500億美元，而戰爭還在打，破壞還在繼續。它那裏有錢還？所以，所有援助都將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當然，如果澤連斯基被掃地出門，逃到他在佛羅里達的豪宅當寓公，新的政權肯定不會認賬。此外，歐盟諸國還承擔了約550萬以上難民的生活費。如果歐盟各國開始猶疑，不再像當初那麽慷慨，群衆開始示威游行，要罷免這批跟著美國走的政客，或者選出拒絕再當冤大頭的官員，應當也是大概率的事。這是說，如果戰爭打到冬天，歐洲的天然氣供應奇缺，我們要看北約怎麽辦。

      當然，拜登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最近民調顯示，他的支持率已經掉到29%。11月的期中選舉，參衆兩院都可能變成共和黨的天下，他將成爲坡腳鴨總統，大部分提案都會遭到否決，包括支持烏克蘭的提案。他雖然說，要打多久就打多久，可惜的是，他能作這種決定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所以，美國和北約應當問的問題不是：普京能撐多久？而是，北約自己能撐多久？



​

 
     人們常感歎歷史有驚人的相似處，譬如2022年發生了俄烏衝突，就與1914年的歐戰前後情勢甚為相似，(請參閱David Fromkin以小說筆調寫的歷史書《Europe’s Last Summer – Who Started the Great War in 1914》。而現在有人將此俄烏衝突，或代理人戰爭,看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奏，但我以近500年的世界歷史視角數之，與其將其看成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奏，還不如說成是“第四次泛歐戰爭”。我的算法是1618 到1648 的三十年戰爭（也叫奧地利王位繼承戰）是第一次泛歐戰爭，1792 到1812 的法國拿波侖與後稱“神聖同盟”的英奧普德之間是第二次泛歐戰爭。而所謂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實為一次戰爭（中間有個短暫的休戰）是第三次泛歐戰爭，而現在的北約與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如果變成持久戰，那就是第四次（也希望是最後一次）“泛歐戰爭”。
 
     在此世界面臨百年（或是千年）局勢巨變之際，我想起了一段70年代的往事，寫出來也許可對如何“看”世局走向有所啟發。人們常常會抱怨世人多為“事後諸葛亮”，像蘇聯解體這樣的大事並無人預見…云云。其實并不儘然，在上世紀70年代，有一本小書，其英譯本《Will Soviet Union Survival in 1984》於1974 年在美國出版，當時在美國校園中，保釣運動仍有相當的熱度。當時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學也搞了一個讀書學習會。 我曾將此書翻譯為中文，在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及臺灣的《中華雜誌》上連載。 筆名好像一個用的是“馬耕田”，一個用的是“孫效信”。 原作者是一位蘇聯時代的歷史學家，“持不同政見的異議份子”，亞力山大.阿馬力克。而書名取1984，當然是典出喬治。歐威爾的小說《1984》，而喬治。歐威爾的《1984》不過是將出版年份的1948 顛倒過來了而已。嘮嘮叨叨只是想表達就“預言”而言，1984與1991相比是出奇的接近而非遙遠。
 
     此書分兩部份，前一部份描述了蘇聯內部的情形，當權派在兩大陣營軍備競賽的壓力下，對內有三類“持不同政見的異議”份子，其一為以沙哈羅夫為代表的“全盤西化派”，其二為以索深尼森為代表的東正教大斯拉夫主義者，其三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蘇聯當權者，外要進行軍備競賽（還要應付與中共的理論及社會主義陣營中領導權之爭），而內要壓制此三類持不同政見者，故漸有力不從心之態。（作者沒有明說，但言下之意，他自己當自認為是第三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關於此小書的第二部份，則是討論了蘇聯在中蘇交惡後在地緣政治上陷入兩面作戰的被動困境。值得一提的是該書的英文版我看到時是1974年，而原作俄文版應該是1960時代末期，而當時亞力山大.阿馬力克正被放逐在西伯利亞的勞動改造營中，而書中竟然隱隱約約的預見了後來演變為中蘇動員到師級部隊的診寶島軍事衝突。而作者也預見了蘇聯在兩面作戰的外在壓力及內部矛盾的激化的雙重壓力下而崩潰解體。
 
     說到這裡，應該要交代一下 此亞力山大.阿馬力克是何許人也? 為何會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勞改營呢？罪名是何？原來阿馬力克主修歷史，論文題目是關於東斯拉夫人，及（或）俄羅斯人的國家起源與蘇聯官方的說法不一致。他的論點是東斯拉夫人的第一個政權是由北歐的維京人建立的，也就是說東斯拉夫人是被統治者，（維京Vikings 中文也可翻譯為海盜，我們明尼蘇達美式足球隊的隊名就叫Vikings）。維京就是北歐三國丹麥，瑞典，挪威的先祖，西元9-11世紀，信基督教以前叫海盜，信了基督教後逐漸演變為現代的北歐三國。而這個最初的政權叫“羅斯”，這個說法與當時蘇聯官方理論不同。 因此，他的論文不能在蘇聯出版，而要暗地交給在莫斯科的北歐學者帶出到西方出版。這在當時的蘇聯是不被允許的，於是有放逐西伯利亞之事。
 
     獨處西伯利亞冰天雪地勞改營的阿馬力克竟然也預見了中美關係的解棟。當然，他並沒有未卜先知的知道亨利.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吃坏肚子及尼克森防問中國的細節。但他指出了西方對蘇聯當局及社會所謂“開放透明（glasnost）”與“新政改革(perestroika)”政策的實情有所誤解與誤判。他有一個譬喻，有人拿著一把槍，要人們舉起雙手，久而久之，拿槍的人手累了，舉起雙手的人們也累了，於是搶口放低了，而人們舉起的雙手也乘機放鬆了。但這並不表示，社會的矛盾有真正的緩解。而此書的結尾語，仍值得在此重述：
 
     正如基督教並不能阻止而只是延緩了羅馬帝國的衰亡，共產主義也未能阻止而只能延遲“第三羅馬帝國”的衰亡。（這裡第三羅馬帝國當然是指沙俄在奧特曼土耳其人佔領君士坦丁堡後自認為東羅馬帝國的後繼國）。
​
 
後記：
 
到了上世紀80年代，由美國眾所周知的“大寫字母組織”將亞力山大.阿馬力克弄到了西方，他對其預言作了一些修正，主要有兩點：他來到西方才瞭解到自己高估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實力，不論是在蘇聯解體的時間及形式上都有所修正：1，在蘇聯解體的時間上他承認1984是估計的早了一點。 2, 就蘇聯解體的形式也不會是由於從東方來自中國的軍事壓力, 而大概率是不堪與西方軍備兢賽的重負。後來，在80年代初，亞力山大. 阿馬力克 在西班牙馬德里的一場神秘車禍中死亡。他生前並沒有親見80年代末的“蘇東波”巨變，柏林圍牆倒塌,及隨後的蘇聯解體。
 
作為該書的中文譯者，在2022年我不妨加上一句：正如基督教並不能阻止而只是延緩羅馬帝國的衰亡，與東羅馬帝國相當，在西歐的是即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伏爾泰語）的神聖羅馬帝國，而不論是“自由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大概率也是只能延遲而不能阻止首都從維也納搬到華盛頓/紐約的第三羅馬帝國（NATO）的衰亡！
 
切拭目以待！